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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 论坛 风声雨声号角声 【系列】德国工人运动及现状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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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德国工人运动及现状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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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1:32 |显示全部帖子

汽车业危机中 参观科隆福特汽车厂


六, 11/27/2010 - 22:11 — Kenneth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13




  我们一行在10月参加了由德国亚洲之家和全球化监察所联合举办的交流。头一天,即10月11日晨,我们参观了科隆的福特汽车厂,并同那儿的职工代表会代表和工会副主席交流。

  进厂后,先来到职工代表会的办公室。桌面上摆放着一本“选举手册”,一面红,一面蓝。从蓝色封面翻阅起,是有关工会选举的宣传资料。倒过来,从红色封面翻起,则是职工代表会选举资料。德国的职工代表会在企业里享有咨询权,举凡有关企业的经营状况,工资及福利,雇佣与解雇等,雇主都要咨询它。这就是德国所谓劳资共决的模式。(关于德国的职工代表会的介绍,请参考同期文章《德国劳资共决制度中的职工委员会》一文)

  职工代表会代表阿里先生(Cicek Ali Dursun)接待了我们。阿里是库尔德人,属于土耳其移民第二代,现已加入德国籍。阿里先生介绍道:

  科隆的福特车厂主要生产Feista型号轿车。此外生产模具(工具)、档位等,供应美国市场,用于制造摩托。厂内设有研发机构,以及学徒培训中心,每年培训500人。过去30年,汽车行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前每天只能做700辆车,现在每天产量1870辆左右,约79秒做一辆车。近来日产量减少为1850辆左右。以前一部机器只能做一个型号,现在能够做6个。一辆车由294个部件组装,烧焊2799次。25年前工厂有3万5千工人,目前有2万名,来自67个族裔,其中167人来自库尔德等少数民族。约有1.3万人是五金工会(IG Metall,简称IGM)会员。厂内有900名工会代表(直译为“信任人”),作为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络员,收集并传递信息。每个工会代表负责10~20名工人。工会代表之上,是小组长。由于德国政府新近将退休年龄提至67岁,以及福特厂对女工的不利待遇等等,工会发动过警告性罢工。科隆福特的工人十分之一是女工。在对待女工方面福特声名不佳,近来有所改善,工会成员中女工的数量有了增长。

  高度自动化下的工人力量

  对我们这些多数没有见识过汽车厂的人来说,参观生产车间还是挺让人好奇的。有人还说,普通人能够在职工代表会代表带领下参观车间,这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都稀有。车间环境很整洁,布局也井井有条。车间的公告和指示牌文字使用双语(德语,土耳其语),这也要归功于70年代的大罢工。每个车间都有职工代表会办公室,有1至2人办公;有医务室。一路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庞然大物般的“机器手”在自动操作,左左右右地挥动着铁臂。阿里先生介绍说,2000年科隆福特厂更新了全套设备,其中50%为自产设备,50%是租来的,可同时生产七种类型的汽车,每天产量1800至2000辆,生产效率全球最高。目前机械手达到680个,意味工厂高度自动化,工资只占总成本14%左右。高度自动化导致工人数量下降,不少工位只有少量工人,全厂工人颇为分散,使到工人交流更少,不利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说过,资本越来越密集的结果是越来越少量的工人,推动着越来越巨额的资本,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产上有更为关键的角色。一旦他们罢工,资本家的损失就会更为巨大。

  有人问到厂里的生产安全问题。阿里说,职工代表会对此很关注。在采用“机器手”以前,厂里的工伤事故不少,现在少得很了。工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时不停重复同一个动作;三班倒问题。他们在对比后,认定轮班制极大地扰乱工人的生理周期,带来许多问题,因而厂里实行三班倒,但不采取轮班制。

  不断采用新技术、以自动化设备替换熟练工人,是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及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可节省人的劳力,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带给工人的却总是裁员、减薪的噩梦。以电焊车间为例,原本有60多个的人手,采用“机器手”之后,便不用工人了。每台机器可代替2名工人。工会曾就此事讨论过:是否不让“机器手”取代工人?后来他们提出一个办法来遏制这一趋势,就是向机器手“征税”(由资方来付),理由是: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要交税,那么代替工人从事生产的机器手也应当交税……这个提议未能付诸执行。

  在各工序当中,以组装车间的工人最多,工作靠人工完成。

  工人每班7.5小时,每周工作时间35小时(实际时间是37.5小时,多出的工作时数可补休假),工作量仍然很大。每天半小时午饭,另外每天三次小休,前两次为时9分钟,最后一次为时14分钟。每年有6周(30天)的假期,重残患者为32天。工人平均月收入(净工资)约2100欧元。厂内有120名外派员工,待遇与本厂工人相同。

  在其它工厂,派遣工的待遇比正式员工要差很多。例如在供货商的厂里,有1/3至60%的工人都是派遣工,时薪仅7欧元,月收入900~1000欧元。以三口之家来算,每月房租就要700欧元,占了一大半。因此很多工人的生活相当拮据,被迫向社会服务中心寻求救助。这在德国历史上实在是前所未有之事。今年,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发出“派遣工与正式工应同工同酬”的号召,似乎还未被五金工会采纳。

  福特工厂里有1500工作人员是供货商手下的员工。像许许多多大公司一样,福特不断地把部分生产工序(即配件的生产)外包,或变成独立的公司,到现在福特本身只生产车身价值的18%,其余全部外包(即购入配件)。

福特生产线2.jpg

图:福特生产线(来源:网络)



  1973年的土耳其工人罢工事件

  阿里先生还谈起早期土耳其移民工人在德国的情形,并特别谈起1973年土耳其工人罢工事件。

  上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德国劳动力紧缺,因而政府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大量引进外籍工人 1,首先是在各国的农村招收工人。他们与中国“农民工”颇多相似之处:没有工运传统,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工资也更低。例如福特厂里的外籍工人时薪就比德国工人少1马克,企业里也没有祷告室(1973年罢工后厂里为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外籍工人设立了祷告室。据说伊朗的工厂里本来都设有祷告室,现已取消)。

  大家语言不同,不懂德语,日常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住在集体宿舍,八个人一个房间,三班倒时作息时间不同步,难免会争吵。……外籍劳工虽然可以参加工会,但是他们不能成为职工代表会的委员,直到1972年职工代表会组织法修改后,他们才拥有了职工代表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

  当时,德国工人每年法定假期为4周。科隆福特厂4万名工人中,有1.2万名是土耳其人。1973年,很多土耳其工人回国探亲,晚了一星期回来,厂里解雇了300人。工人到职工代表会投诉,代表会置之不理。

  罢工由此而起,要求被解雇的土耳其工人复职,还要求外籍工人与德国工人同工同酬3 。罢工组织者主要是德国左翼工人,他们的目标不只要为土耳其劳工争取权益,也试图给工会一个教训,因为工会没有负起保护工人之责。有7000至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尽管罢工未获工会支持,因而被视作“非法罢工”,复职斗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同时,160名组织者被资方辞退4 ,其中1名土耳其工人还被驱逐出境。土耳其工人则继续罢工,最后以工人纠察队重新占领工厂告终。资方被迫将外籍员工的探亲假增加到6周,工作条件及晋升机会也基本实现平等。由于五金工会也支持同工同酬等权利,很多土耳其工人便加入了工会及职工代表会,并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

  同年,西德政府大力引进外籍劳工的政策也划上了句号。

1973土耳其工人罢工1.jpg
1973土耳其工人罢工2.jpg


图:1973年科隆福特厂土耳其人大罢工(来源:网络)6



  福特厂的工会和职工代表会

  在车间的职工代表会办公室里,一位土耳其裔的工会副代表——在福特厂里,有两个工会的总代表——兼职工代表为我们讲解工会和职工代表会的日常工作。

  厂里每年召开4次企业职工大会,用双语发言。员工自愿参加,通常占全体员工的60%。如果大会内容与公司有关,全体员工都会来参加。每次会议都分两场,一场在车间,工人们把设备移走后,集中开会。另一场在研发中心,那儿有5000名工程师。在参加会议方面,外籍工人特别积极。

  关于工会的经费,他说:工会成员每月按毛工资的1%交纳会费,工会无其它收入。工人多数加入IGM(五金工会),此外也加入CGM等其它工会。

  本厂的职工代表会成员有41名,多数脱产(职工代表会的工作内容、形式,代表是否脱产,由《职工代表会组织法》规定)。工会代表则不然,只能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工会工作,使工会的工作能贯彻执行。工作中往往需要和职工代表会商量。工会存在于国家(联邦)层面,职工代表会则在厂内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工厂工会的职能。他以自己为例:“我是部门负责人,又是工会成员,同时经选举进入职工代表会,是脱产的。因此可以兼顾工会和职工代表会两方面的工作。如果只做工会工作,则不能脱产。

  “我们这里有104个工会代表,每周开一次碰头会,总结并确定今后工作怎么做。会议在35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之外举行,例如中午1点上班,就提早于12点45分开会,然后上班。开会时间算加班。”

  他的介绍给我们留下颇深的印象,感觉福特厂的工会和职工代表会很能维护工人利益。对此他说:“可能因为福特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有今天的成绩,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想走这条路,只有抗争。企业对工会有一定的顾忌,否则工人的什么要求他们都不会接受的。例如2008年危机对我们就有积极影响。管理层主动找职工代表会和工会商讨策略,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因为危机而裁员,将来)不容易找到足够的熟练工。幸运的是,工厂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因为那时刚刚推出新的车型上市。德国政府针对五金行业的状况推出“短时工作制”政策:如果劳动时间减至50%,政府补贴减少的50%工时中的80%的工资,期限为18个月(后延长到24个月,因为当时预测危机将持续2年左右)。有120人参加了这个项目,因而免于失业。”

  不过,在后来近两周,听过太多工人对工会和职工代表会的批评之后,有人回想福特厂之旅,不禁怀疑这位代表所做的介绍是否只是些门面话。尤其是他对资方及政府不无赞词的态度,更招来疑惑。对此,我们不妨存疑。另有德国发言人提醒道:这位副代表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工会官员→工会代表人→工人”事实上构成一个非民主的、由上至下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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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德国土耳其人组织的数据:1961年首批6800名土耳其劳工到达德国,至2005年底共有1,764,799名持土耳其护照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德国,另外,入籍的有415,000。

2 中国工会访德考察团《德国工厂之旅》(2010年6月)第125页。

3 据其它数据,工人罢工目标还包括反对福特厂加快流水线速度的企图(如“Strikes in Germany, September 1969: Here too, the class struggle returned to the stage”一文)。

4 不知是否存在误听或笔误,我们的记录是“厂里解雇了180名土耳其工人,罢工斗争中资方辞退125~130名组织者”。按《德国工厂之旅》一书记述,并参考其它数据,分别应为300人和160人。这里采用后者。

5 相关中文资料还可参考中国工会访德考察团的著作《德国工厂之旅》(2010年6月)第124-126页。

6 福特厂里禁止拍照,本文的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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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1:40 |显示全部帖子

德国波鸿市的社会救助中心


三, 12/29/2010 - 09:30 — Kenneth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27




  10月12日上午,由科隆驱车前往波鸿市,第一站是“社会救助中心”。这名称听起来像官方机构,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民间自发组织。为失业者提供有关“社会救助”的咨询服务,是它的重要工作项目。这里的工作人员是自有职业、不领报酬的义工。中心采取会员制,经过申请再缴纳5欧元,就可以成为会员。目前约有一百名会员,一部份是政治小团体的人士,也有单纯参加到小酒馆来的,年龄从16至70岁,很不平均。一般左派都是年轻人占多数,但是这里都比较分散。身份职业也各种各样,比如学生、退休者、知识分子等都有(接待我们的女服务者Rebeeca本人就是一个教师)。政治团体人士每月在这里参加两次讨论会,每月有两次提供给穷人的免费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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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波鸿的社会救助中心(Soziales Zenbrum Bochum)



  左派小团体的集会空间

  中心位于街角,外表是一间古老的小酒馆模样。进门就看见酒柜。不过,只有每周五它才作为酒馆开放,人人皆可进来。同样吸引人的是张帖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海报。这些海报针对种种社会议题:

  - 针对新纳粹的活动宣传画
  - 与生态环保有关的采煤问题
  - 即将在汉堡召开的有关难民的内政会议
  - 欧洲的难民政策(难民不能自由走动)
  - 为募捐打官司召开的慈善音乐会
  - 大学生集会
  - 针对核废料应如何处置的问题(11月将有法例通过:可以用火车运输核废料到某地处理。全德国有1万人参加了反对该法例的示威游行)
  - 德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但那些军人不是维和而是为其它地区带来战争
  - 奔驰公司在南非直接或间接支持种施隔离
  - 资本主义的问题……


中心服务者

中心服务者

图:中心服务者York和Rebeeca在介绍自己的情况



  稍稍浏览这些海报,你就会想到,这儿一定是左派人士聚会的地方。不错。从左手边进去,里面就有是个小书店,出售别处不易找到的左派书籍。右手边进去,有一间小剧场,可供演出和开会。每天晚上这里都有不同背景的政治团体举行活动和会议,宣传团体的主张,争取别人的支持。有个波鸿的共产党小组每星期在此举行理论研讨会。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要带来原有的政治意见,而是因为认同这里的工作。活动本身也不带宗教、工会、党派等相关色彩,而是讨论政治问题。例如核废料议题,不同的小团体都关心这个议题。Rebeeca形容说:他们像狗咬住国家的腿一样,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与国外团体也会有联系,在网络上定期会面和交流。关心不同议题的团体也会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社会问题而努力。这些左派小团体在外面可不容易找到地方来搞这些活动。

  为了争取“集会空间”,二、三十年前在激进的左派小团体中很流行一种德国特色的“占房”行动,这样就可免交房租。大部分被占领的房子都是公司或政府或州所有的房子,不是私人住宅。成功的前提是,占领的房子已长期闲置,并将这种占领合法化。现在还有人在尝试这么做,科隆也有。但警察会很快找上门来。你占领后,要和警察对峙,应付他们的干扰,随时有人看守,还要对付法院等机关。不过,中心的小酒馆不是这么强占来的,而是合法租赁的,Rebeeca说:这样可以不受任何组织的影响,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他们的想法是把它作为一般左翼人士的聚会所。

  中心活动还包括安排反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专门见面会。这跟犹太人在德国历史上的遭遇有关。而这类犹太人小团体在波鸿是找不到其它地方集会的。小酒馆一般不给宗教团体提供活动场所。

  此外,还有定期举行的社会信息交流等活动,大家可以交换当前形势的最新信息。

  德国的失业状况•二次失业金

  目前全德国的失业率约8%,波鸿更高,达12%~15%。这里以前是重工业区,采煤、制钢,后来又有了汽车工业,现在这些行业衰落了,加上经济危机等原因,很多工人失业。波鸿市在德国的名声随之越来越差。整个鲁尔区的居民人数在下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都想法到别处挣钱谋生,留下的人没有办法没有出路,无力改变环境。波鸿的外籍劳工很多,主要来自土耳其,现在还有来自东欧等国家的,都是第二代,有德国籍,虽然和德国工人的待遇相同,但由于语言、民族背景等原因,仍然较受歧视,失业情况也较为严重。

  在德国,失业者第一年能拿到比较好的失业补助,为原工资的80%;假如一年内没找到工作,那么接下来只能拿到很微薄的救助,政府部门也想方设法拒绝这些申请。也就是说,第二年失业者要按“哈茨IV方案”(“HARTZ IV”)拿二次失业金。该方案从2005年起开始执行1。现在全德国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大多数是申请二次失业金遭拒绝,或者拿到的数目很少,又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哈茨.jpg

哈茨1.jpg


图:哈茨



  领取二次失业金的人,政府会派“一欧元工作”给他们做,每周最少工作三十小时。这类工作不能影响到正式工作的位子,比如在森林中拣叶子之类的体力活。而现实中的情况是,本来有一技之长的人士因年龄大而失业,他们通过中介找到工作,中介会给他们找来专业工作,但时薪只能有一欧元。Rebeeca不无讽刺地说:德国政府也许并非有意创造低收入的工作,如果是的话,那么政府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很多欧盟国家批评德国变成了低收入国家,很多本来在中国生产的企业都搬回德国,因为劳动力成本跟中国没差多远。德国政府则指责失业者不积极找工作,所以长期失业,并且不愿干“一欧元工作”,其实德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工作,政府是有意回避问题的核心。

  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没有登记的数字。天冷的时候,政府会提供收容住宿的地方,以免冻死街头。还有专门提供一些无家可归人看的一欧元报纸等。

  德国的社会舆论对失业者非常不利,歧视失业者。一方面,很多德国人认为上班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国家领导称失业人是蛀虫,不劳而获,等等。总之什么不良的批评都有。“哈茨IV方案”通过之前,有一家比较有名的通俗报纸登了一个报导,还发了图,称德国某失业者拿了失业金在美国福罗里达州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本来德国从制订到颁布法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消息,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结果这项法律出台得特别快。当然,报导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有,不过是极个别的。而在金融危机中,银行大亨通过操作手段让高额收入的人把钱转移到瑞士投资买房产之类的偷税行为没有被当成丑闻,反而这类极个别的例子却被大肆宣扬。事实上,失业工人拿到的钱很少,生活非常艰难。

  德国虽然是同工同酬,但女性工资还是比男性低,工种也没有男性广,主要做服务业。从登记的数字来看,男性的失业人数大于女性,这很可能是因为女性假如失业,只要丈夫有工作就不会去报名登记,领取失业金。家庭主妇不算失业人口。有的妇女打零工,也不被视为失业。失业的单身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就非常多。如果带着一个孩子还要上班工作,孩子就没人照顾。在德国,雇人照看孩子很昂贵,一般人负担不起,这样,失业就特别倒霉了。政府乐得失业者不去登记,这样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也能低些。那些资料都是经过粉饰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失业者救济服务



  失业者一直是“弱势群体”,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他们不可能在失业的时候还去游行示威,因为在德国人眼里这样做是无耻的。其实并非如此,失业并不是失业者个人的问题。他们很无助,需要其它团体支持,给失业者提供帮助并和他们团结。例如,就在上个星期日,他们举行了一次拿二次失业金的人士的示威活动,反法西斯等组织也来参加和支持。

  所谓“救助”工作,主要是帮助失业工人申请失业金,以二次失业金为主。该中心的参与者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红色救助”组织,他们向跟政府和警察有纠纷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

  此外,这里每月给穷人提供两次的免费晚餐。每次参加免费晚餐的大约有20人至100人,通常房间里都会满满的。有个组织专门收集超市里过期的但还能吃的食物,免费派给穷人。星期天,穷人们拿了免费东西以后,还要等着吃饭,所以人很满。

  是否最穷的人会穷到没钱买食物?他们答道:对于拿二次失业金2的人,政府还会代为支付房租和取暖费,大概300多欧元,另外给七、八十欧元的零花钱。钱是很少的,失业者如果不能妥善安排这些钱,会很快花光,有孩子的就更困难了。

  失业者能不能从工会得到财务上的帮助?答复:没有,一些工会的秘书等以个人名义来帮助,但都是行动上的帮助,并没有实际方面的帮助。

  拜访结束后,此次活动的安排者还为我们做了补充介绍:

  中心的社会救助工作事实上由两个政治团体在做。在波鸿市,有很多这样的小组织,没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性。另外从需要的角度考虑,得有个地方来集合这些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中心。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人也会和其它党派团结在一起,但会表明态度: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会为了共同目标而团聚在一起。可以说,成立这类中心的原因是不相信那些原来的政治组织,所以就自己成立小组。

  像反法西斯这类较大的活动全社会都参加,已有几十年历史了,还有核废料问题。生态保护方面的政治活动,某些派别也积极参与,但更多是市民积极参与,包含各年龄层次的人,力量比二、三十年前强大得多。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比如最近,有10万人要参加游行,抵制斥资41亿欧元的斯图加特火车站扩建工程。这种生活方式背后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增长。议会中所有的政党都支持资本主义逻辑及其生活方式。至于新纳粹问题则与德国外籍移民工问题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口号是:移民工多了,导致就业率降低,社会不安全。

  很多参与抗争的人仅代表自己,也就是在参与抗争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自主。那位身为教师的中心服务者Rebeeca也说:他们反对任何机构。他们和所谓非政府机构(NGO)也划清界限。他们做这些事是出于政治上的自觉性,即不能坐等政府的援助,需要自主和自助,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意思是“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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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陆媒体对此有过报导,兹引德国财经网:“‘哈茨’是德国大众公司的副总裁,他受施罗德政府的委托,草拟了一系列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德国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是重点对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进行改革的‘哈茨IV方案’。这项方案引起了许多德国人的不满,首先是因为它造成了一批长期失业和领取社会救济的德国人收入降低;其次是按照这项方案提出的‘失业’与‘社会救济’人群划分的改变,造成了德国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了500万人。‘哈茨IV’因此成了‘艰难’和‘贫困’的代名词。”(《德国就业市场改革行动“哈茨IV方案”“HARTZ IV”将更趋严厉》,链接:http://germanyfinance.cn/ns_detail.php?id=191&nowmenuid=41&cpath=0080:&cat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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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科隆的土耳其及库尔德人移民中心─兼论中国民工的命运


二, 02/08/2011 - 02:30 — LabourWorld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46




  10月11日下午,我们一行离开科隆的福特汽车厂[1] ,在一个小区小公园里稍事休息,接着步行前往附近一家土耳其及库尔德人外籍移民中心(DIDF)。中心负责人和几位成员接待了我们。

DIDF组织及其工作



  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从1974年起,土耳其移民劳工的工作已在着手进行,当时还只是些小而零散的组织,1980年这些组织合并,正式成立了DIDF。
  DIDF是全国性组织,在36个城市和地区有分部,主要在有大工厂及工业区的地方。每个分部设7名工作人员。因为按德国法律规定,正式组织的成员不能少于7人。为了解决移民工面临的歧视和冷漠问题,他们与工会等机构联系合作。他们认为组织能够在土耳其人和德国本土人民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他们搞演出,出版土、德双语的报纸和杂志,因应不同宗教、国籍的工人的需要而举办各类活动,还有专门为青年人组织的活动。活动的参加者少则600人,多则上万。他们的工作与工会有很多交叉点,比如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等、减少工时,解决派遣工问题,组织示威游行等。
  负责人介绍说:60年代,土耳其移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不通,他们只懂土耳其语,生活不便;第二,依照法律,他们没有德国国籍,在社会各层面——从地区到联邦——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参政权(例如,地区要修建公园、伐树等等,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决定)。因此该组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所有移民都要有选举权,不管是否有德国国籍。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援助外籍工人的罢工。他们介绍了近期的一个案例:
  Univeg是一间以移民工为主的工厂,由于经营不利,面临被收购,决定于今年10月关门。职工代表会成员为此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抗争,一派要放弃,认为抗争无用。其中一个支持抗争的成员向土耳其语的《劳工阶级报》发布了消息(按德国相关法律,职工代表会成员有义务保守企业机密。但这位成员的行动很难介定是否合法)。资方获知后大为不满,把报导文章译出来给职工代表会看。委员会中想放弃抗争的那一派便将他开除(在德国,职工代表会人员只能由公司高层管理或职工代表会开除。后者不常发生)。工人发起过短时期的罢工,没有得到服务行业工会(Verdi)的支持,DIDF则积极支持。现在,支持外籍工人的罢工已成为DIDF的传统。



DIDF.jpg


DIDF网站(http://www.didf.de/



土耳其移民工人在德国



  土耳其移民工的历史可追溯至1961年。当时德国劳动力紧缺,政府有计划地从各国招收工人。最初土耳其人来到德国工作的时候,都认为以后仍将回到土耳其本国。德、土政府也是这么盘算的。但历史发展的结果与当初的设想不同。到了80年代,移民工有了自信,希望自己成为这个自己有份建设的社会的一部分。1980年该组织成立时,他们讨论说:不管我们来自哪里,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建设。他们成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使土耳其移民能够融入当地社会,让生活更方便和舒适。由于土耳其人的背景,德国政府和法律都视他们为外人,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部分。1980年至今的工作已发展到支持所有的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工人,使之都能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现在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移民工了。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孩子都觉得自己就是德国人。尽管取得了这些很大的进步,但土裔移民从社会及法律看仍没有被当做真正的德国人来对待,没有得到同样待遇。目前德国共有270万土耳其裔移民,或有此背景,其中1百万人在德国出生。
  移民工当中,男性多数进工厂,女性则从事服务业的较多,比如当清洁工。他们在六、七十年代流动性强,哪里工资高,工人就往哪里去。现在变了,大家通常都定居下来。比如你住在科隆,就会在科隆附近找工作。在德国呆了几十年的老工人,工作岗位比较稳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了短期工、派遣工。随着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加入欧盟,波、保许多工人也到德国打工,多数在小企业里,找工方式主要是通过阅读小广告。2010年5月1日,德国出台新规定,保加利亚工人到德国工作不受限制。估计将来会出现更多有关如何组织工人的问题。此外,存在着从前苏东国家贩卖人口到法国、德国的组织,以及强迫卖淫现象。
  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社会民主党人萨拉辛(Sarrazin)着文抨击伊斯兰教的外籍移民不努力融入社会,而靠领救济过活,给德国社会造成很大负担[2] 。德国拜仑州的州长公开支持他的言论,声称应停止从土耳其等国引入外籍移民。总理默克尔(表面上反对萨克辛)则说道: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不对。德国的新纳粹一直在极力反对外国移民,现在,以往持宽容态度的其它党派也开始有了类似种族主义的说法。

  中国有两亿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包括从“二十定出山,四十必收山”的第一代到热望融入城市的第二、第三代移民工。他们所面临的处境、问题与德国的外籍移民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歧视、压迫和不平等,广泛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引入外籍工人,就像把中国农村人口吸纳到工业区及城市,都是出于资本驾驭劳动的需要。但同时,资本主义还努力地分化人民——不论在本国人民中间,工人阶级之内,还是在外籍移民与本土人民之间——以维持其统治。因此,我们对DIDF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深有感触。他们对中国劳工的情况也很感兴趣。可惜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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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看笔者上一篇报导《汽车业危机中 参观科隆福特汽车厂》,见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13
[2]  中国媒体对此事亦有报导,如新京报《德国:高官称外来移民让德国变笨遭总理抨击》(2010年9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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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1:43 |显示全部帖子

拜访“抵抗到底”——波鸿欧宝汽车厂•工会内的反对派


三, 02/02/2011 - 05:34 — wkf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44




  2010年10月12日,离开波鸿市的社会救济中心后,我们前往欧宝汽车厂附近。一路上天色阴沉。据说每年这种阴冷以及雨雪天气在德国会持续三个月,人们难以从事户外活动,只能呆在家中。有些人甚至因此得了抑郁症。将近傍晚5点时,我们拜访了欧宝汽车厂的GOG组织。GOG的意思是“抵抗到底”(或“反抗无止境”)。


GOG.jpg


图:欧宝GOG成员



  接待我们的GOG成员中有四位工人。两位已退休的老工人(简称W和H)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进欧宝厂工作,H于1973年加入GOG。另一位已离职工人M还是个诗人!他在欧宝厂工作了30年,于80年代加入该组织。他在生产车体部件的车间担任电工技师,负责维护汽车的电力系统。2004年欧宝汽车厂工人大罢工,资方答应给离职工人巨额补偿。H就是在争取到较大补偿后离办厂的。还有在职工人Y,他在欧宝厂有22年工龄,21年前加入GOG,担任了16年的职代会成员。目前欧宝厂工人的情况不佳。工人百分百实行“短时工作制”[1],从今年6月开始,为期一年半。因此,如果可能拿到满意的高额补偿金,他也打算离厂。
  还有两位成员并非工人,只是因为支持该组织而加入的。M是地理老师,无车无驾照,无汽车知识,两年前接触到这个组织后,便积极支持。J则是一位社会工作者。
  对此,他们介绍说:GOG是自愿加入的开放组织,不采取会员制。不仅在职工人,而且已离职工人,以及其它关心欧宝工人的人士——包括律师、老师、学生等——都可以加入和支持。迄今已有4名非工人成员积极参加GOG组织的工作。

工会内反对派的斗争史



  “抵抗到底”组织成立于1972年职代会的选举过程中。他们对原先的职代会选举结果不满。于是,这些“边缘人”——“三个臭皮匠”——就成立了这个组织(GOG),专门批评和监督工会和职代会工作。
  其历史背景则是1968年开始的学生运动。那时候学生非常关心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很多学生毕业后没有走上专业生涯,而是进工厂和工人一起工作,了解工人的状况,这是GOG组织产生的基础。他们支持GOG的团结活动。其中有些学生是学法律的,掌握相关知识,给GOG组织提供很多法律支持。德国的《职代会组织法》是一套非常完备而又复杂的法律,因此在如何解释和运用法律方面,GOG都需要援助。组织的工作始于与一线工人展开交流,并且利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想方设法延长大会的时间,把GOG的意见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公开来讲。1972年,GOG第一次参加欧宝厂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并赢得了5个(职代会)席位。1975年到1978年是发展的高潮,当时GOG赢得了35%的选票,12个席位。
  沃尔夫冈(Wolfgum)当年参加这个小组时,就是大学生身份。很多人进入职代会后,就变成资方的代理,他却始终没变,而且很有亲和力。他自己参加职代会选举,有几千人选他,票数居第二位。
  GOG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版自己的报纸(厂内通讯),向员工传达信息。这是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小组当中有2至3人直接参加编辑工作,每星期二傍晚5点至7点开周会,全体讨论本期要编辑的内容。报纸印出后,放在洗手间、食堂,在工休时间向工人散发,或在厂门口向工人散发(有时雇人散发)。这些都是不违法的。只要小组成员团结,就没问题。不过有一年劳动节他们分派报纸时,报上载有7个组员的名字,结果这7人被资方告上法庭。
  最早的时候报纸印数是2000份,随着厂内工人数量的减少,印数减至1500份,现在是1000份。原计划每月出1期,现在是一年出10期。为了保证报纸的独立性,费用完全由组员承担,每期约花费250~300欧元。
  他们在工会内部批评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批评工会那些对工人不利的行为。GOG的诉求之一是:工人可以直接表达愿望,而不一定要五金工会来表达(因为工会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他们的这个说法受到了职代会的支持。
  1975年的职代会选举,GOG大获成功,得到12个席位。结果工会开除了这12名委员的会籍。之后多年,他们一直尝试跟五金工会对话。在对待工会的问题上,职代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如有可能,应重新加入工会;另一种是:不用全部回到工会,只需派一个代表加入工会即可。后来,五金工会称,要接纳他们加入工会的话,可以,但条件是GOG不得有自己主办的报纸。这个条件遭到GOG反对,那份报纸他们坚持办到现在。不过当时他们还是做了个比较软弱的妥协:保留报纸,但不在报上批评工会了。现在看来,这个妥协是完全错误的。“GOG”全称的德文意思是“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妥协后,首字母简称不变,把意思变了,即“抵抗到底”。
  另一个老工人接过话头说:我们名字改不改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报纸没有妥协,每期的内容都经过讨论,不受工会的威胁,在观点与方向上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名字只是个名字而已。
  GOG不但支持欧宝厂工人,还支持西班牙等各国工人的斗争。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斗争是没有极限,永无休止的,带有“国际主义”的内涵。德国有个规定,如果工人需要进修,可以向雇主申请一周的假期。GOG成员常常利用这个假期亲往英国、西班牙等国的通用工厂了解情况,并与这些工厂的工人保持联系。他们一直都有接待国际上的来访者,也支持厂内韩国籍工人的组织,曾用四星期时间到菲律宾调研当地工人状况。
  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政治局势动荡。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以大学生和及社会团体中激进人士组成的德国“红军”从事暴力活动,刺杀政府高官,虽遭政府大力镇压,但GOG成员也支持“红军”。德国左翼还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70年代有个GOG成员加入其它组织的参观团到过中国,认为当时的中国很激进,也很有意思。因为东欧、苏联的官僚化极为严重,他们当时很自然地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亲近感,认为文革或可把民主带给中国。

欧宝汽车厂工人的斗争



  欧宝汽车厂有30多年的斗争历史。1973年工人就曾经为了圣诞节工资(渡假费)罢过工。2004年为期6天的罢工没有得到五金工会的支持,但得到GOG的支持,成立了“抵抗裁员小组”。假如没有GOG的支持,罢工的规模不会这么大,时间不会这么长,也不会在德国产生这么大影响。这场罢工是2000年罢工的延续。
  2000年,欧宝想把一个车间(连工人一起)卖给其它公司,这样一来工人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当时职代会和工会向资方提议,要求现有工资水平锁定5年保持不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大多数员工的同意,他们不满意只保证5年工作岗位。准备外包出去的这个车间的员工人数占全厂总数的三分之一,生产发动机和车轴。罢工进行了两天,1万多名工人参加,虽然没有制止外包,但达成新的协定:外包员工的待遇必须和欧宝本厂一致,这个协议至今有效。那时五金行业工会对罢工一点也不支持,只送来一些可乐、香肠和面包。
  这次罢工令员工的士气高涨,对后来2004年的全厂罢工是个铺垫。
  欧宝厂里的工会结构:最高层是职代会,接着是(工会)信任人,往下是一线工人。信任人每个月开两次会,交流信息。职代会通过信任人向工人发布信息。2004年,欧宝厂共有9500名工人,通用要裁员5000人,占了大半。最初只是通知信任人来开会,车间工人一般不参加。但发生了“误会”,信任人告诉职工全体离开车间来开会,于是停产了。工人通过一小时停产来向资方抗义裁员的不公正。几天后,通用汽车公司在记者会上向欧洲媒体公布说,波鸿的欧宝汽车厂要裁掉5000名员工。被裁部门的工人得知消息后,自发采取了野猫式罢工,并通过手机等方式与其它工人联络。结果一小时之内,全厂三个车间的工人都罢工了,坚持了7天。
  五金工会在波鸿的代表提议:资方不要以“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为由来解雇工人(意即,裁员可以,但应换个理由)。这个提议远远悖离了工人立场。罢工的第二天,资方拒绝该提议。五金工会便失去与资方谈判的资格,对罢工也采取放任态度:你们继续罢工吧。工人当中,80%是五金工会会员。
  工会和罢工工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在于:工会才有发动罢工的权利,绕开工会罢工是非法的。工会如果支持罢工,就会向罢工的工人支付(罢工)工资,资方是不会支付的。
  这场罢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不仅工会,而且各派宗教组织、职代会和工会、管理人员和政府统统都反对这次罢工,但工人还是坚持罢工了7天,自发占领工厂,这在欧洲罢工史上是罕见的。
  当时,整个工业界裁员的补偿金都很低。罢工没能阻止裁员计划,但给资方带来很大的压力,欧宝提出新方案:工人提前至58岁退休,可得补偿金(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工人接受了。补偿金数额很高,被称为“天价赔偿”。4000名离职工人总得到10亿欧元的补偿金,每人从10万到25万欧元不等,具体数额要看在公司的工龄而定。2004年接受补偿而离职的工人都比较满意,他们的工龄多数在20~30年之间。
  目前欧宝厂里约有4000名工人。一般工人毛工资2800到3000欧元,至于税后剩多少,跟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有关。有两个孩子的话,扣税百分之三十几,工资净剩60%以上。如果想多赚点钱,工人可选择加夜班或周末加班,每月能拿到1千元的加班费。中层管理的工资则达到6000欧元。
  这次经济危机以前,欧宝厂的汽车产量是1100辆,危机爆发时减产30%,现在每天生产1000辆。跟大众、福特相比,生产线的先进程度相似。欧宝厂的产量不如(科隆)福特,但只是因为其生产线规模小。工人的工作压力也都非常高,尤其在流水在线。

青黄不接的年代



  像GOG这类工会内部的反对小组通常产生于规模一两万人的大企业内部。小组成员多在10到12人左右,虽然人数少,但影响很大,能发挥重要作用。70年代GOG组建时,专注于吸纳没有“做官欲”(想当官或依傍权贵者)、与工会及职代会没有瓜葛的普通一线工人,成员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不少是西班牙、土耳其裔的工人,因为小组关注外籍工人。不过,小组一直以来没有思考过长期的发展方向,最后有徒劳无功之感(同样,社会上有很多批评工会的声音,但也没有思考过长远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即便是大工厂的工人数量也都减少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成员多数到了退休年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招收到年轻人,出现了断层。目前在公司里,左翼力量是基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很可悲。新生代所用的组织手法跟六、七十年代的组织不一样,工作方式和方向都不一样。也有一些较为左倾的小组织完成了新生代的培养,例如拜尔有个成功转型的小组织。
  《德国工厂之旅》一书介绍了梅塞德斯奔驰车厂里的一个与GOG颇为相似的“工会内少数派”,可做参照。他们同样反对劳资合作,同样对工会和职代会不满,同样自费出版报纸(“每三周印一份小报(8000份)散发给工人,宣传不同主张”,但只能“在厂外发,企业里不让发”)。
  尽管中国工人并无自己的工会,不论是自组“独立工会”还是争取在官方架构下成立能够为工人争取利益的、不受官方操纵的合法工会,目前都极为困难。但工会作为工人阶级重要的自我组织形式,必将随着工运的高涨而兴起。而一个有着较高觉悟和战斗性的工人核心,不论作为工人或工会骨干,还是作为“少数派”,也必定可以发挥更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名来访者问道: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有没有促进工人思想和行动上的改变或激进化?法国工人因经济危机而走到激进高潮,德国工人怎么样?有左翼青年认为欧洲工会已经无法改造了,情况是否如此?能怎么改良?
  他们答道:危机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通用汽车准备卖掉欧洲部分的汽车工厂。但是,德国大企业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较为平稳。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一年半,工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见工人的意识有很大的改变。在德国工人当中,有一种想法传播得很快:学会放弃一些东西,才能保持一些利益。
  至于工会,在民众心里,工会就是在资方和劳方之间协调、平衡的角色。资方强势,就帮着劳方一点;劳方起来,就帮着资方。事实上,就工会立场来看,它把德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摆在第一位,所以经常考虑的事都对工人不利。

2004年欧宝汽车厂工人罢工的点滴思考



  看完一部配了中文字幕的2004年波鸿欧宝工人罢工的记录片。
  只有20多分钟的长度,是经过剪辑的(据说德语原片长一个多小时),当然会失去许多场面和细节。对不懂德语的我们来说,只能遗憾。罢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资本主义下最常见的“裁员”。之前工人们已经一忍再忍:“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妥协,曾经有许多一小时的抗议(指警告式罢工——作者),但并没多大作用”。[2]裁员的后果不仅是5000名工人将以微薄的补偿而失业,同时面临缺乏就业机会的危机,而且将导致周边商业的萧条乃至整个波鸿市的衰落。因此罢工期间,“小朋友都来探望,商人也来帮助,甚至捐款。当时波鸿在公交车上都挂有条幅”[3]。
  事实上,通用(及欧宝)和其它汽车公司一样,一方面大力裁员,另一方面又在东欧、中国等工资低廉的地区设厂或扩大投资。例如1993年资方逼迫工会做出工资让步,否则以大规模裁员相威胁,而在1998年,通用欧宝却在波兰Gliwice投资设厂,2010年更追加投资1.2亿欧元[4]。大老板们以“汽车业产能过剩”为由关闭西欧的工厂,同时却在东欧大肆扩产(除波兰厂外,通用汽车又计划投资6.55亿美元扩建其欧宝匈牙利工厂)。

  裁员、关厂、搬迁……对资本家来说,这不过是在运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权”而已:“这是我的工厂,我当然有权爱关就关,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至于它将使工人们衣食无着,使整座城市从繁荣跌至衰败,这可不关资本家的事!这不过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无数例证之一罢了。而在结构性生产过剩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寻求资本在某地的扩张(如波兰、匈牙利,又或中国),不过意味着另一个地方投资的缩减和经济衰退。对全球工人来说,有害无利。甚至就在西欧,通用汽车的欧宝/沃克斯豪尔重组计划也同时包括:5年内投资110亿欧元,同时将裁员8300人。[5]

  对此,一位同行者说道:“以前我也认为,工厂企业本来就是老板的个人财产,怎么搞是老板自己的事。现在我是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工人的斗争了。”

  罢工并没有中止通用公司的裁员计划。有人问道,那么能不能说,工人失败了呢?

  欧宝厂从2004年的9500人减至今天的4000人,但通过抗争,工人还是得到了“天价赔偿”,也就是迫使老板付出巨大代价。工人则得到相当的利益,或者说,得到了局部胜利。在工人阶级力量仍然不够强大的情形之下,这样的结果已算不坏。假如工人阶级的力量够强大的话,资本主义制度就要面临被推翻的险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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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时工作制”的具体做法参见《10月11日:科隆福特汽车厂》。

[2] 中国工会访德考察团《德国工厂之旅》(2010年6月)第103页。

[3] 同上。关于此次罢工的情况,可参《德国工厂之旅》相关记述。

[4] 《欧宝计划投资1.2亿欧元在波兰生产新车型》(盖世汽车网,2010年9月13日)

[5] 《通用汽车公布欧宝扭亏计划 将裁员8300人》(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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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1:57 |显示全部帖子

小提琴手克劳斯(Klaus der Geiger)——德国最著名的街头音乐家


二, 02/08/2011 - 02:21 — LabourWorld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45



2011-4-23 11:4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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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位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的艺术传人,《小提琴手克劳斯(Klaus der Geiger)——德国最著名的街头音乐家》一文已做了介绍。文后附有他创作的六首歌的歌词——反对老板,反对工会官僚,反对施罗德、布什等当今世界的统治者——译笔很好,可作为优秀的当代政治诗来欣赏。和中国目前的劳工歌曲或进步歌曲相比,克劳斯的音乐所涉及的题材广泛得多,表达方式上自由、随兴与辛辣得多。在会面中,克劳斯谈到的一些事情,没有见诸这篇小文,兹做些补充。
  这位左翼音乐家出生于1940年,自幼家贫,父母将他寄在别人的家庭抚养。养母给了他很好的教育和培养,尤其在音乐方面。从5岁开始他便学习小提琴,后来在音乐学校就读了一段时期,但是照他的说法,“没学到什么”。
  反越战运动兴起时,他以现代音乐作曲家身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同时受到嬉皮士文化的影响。接着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理由是“外国人不得参与本国的政治活动”。
  回到德国后,他放弃了有着“美好前途”的音乐事业,从此专注于街头表演,至今他仍满意于这个选择。他热爱民众,民众也喜欢他,他的街头音乐会总是人头跻跻。“我对民众观点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克劳斯不无自豪地说。
  他经常参加不同的社会运动,支持过不同的政党。比如,他曾支持社民党勃兰特——就是那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总统——的选举活动。但其中很多政党他已不再支持,因为它们上台后就腐化了。七十年代时,他是“红军(派)”的忠实支持者,因此在参与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时,曾被夺去麦克风。他支持过绿党,也代表过他们参选,但目前已一刀两断——该党上台后也不那么绿了。他现在主要支持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但关系不甚密切,他觉得他们不够灵活和开明,就像行进在隧道中,看不见其它东西,只能望到远处的一盏灯。
  因此到现在,他采取随机(随意)的活动形式,不在乎是什么政党,只要于民众有利的活动,他都会积极参加,比如最近在斯图加特的反对兴建新火车站的运动。
  他经常受到外国组织的出国访问邀请,比如日本大阪的“无家可归者”组织。他们帮助十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等着做日工,或是从事——与在德国无异的——“快速服务”之类的临时工作。
  他曾到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学校里为小孩子们上音乐课。他前往遍地纸屑和碎布的贫民区,很多无家的小孩子在街头流浪。那里一般人不许参观,他是得到控制该贫民区的大毒贩的批准才进去的。
  几番周游后,他发现德国与其它国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相关链接(包括其它介绍、作者的歌词及音乐欣赏等):
http://www.laborpoetr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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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2:12 |显示全部帖子

与德国拜耳工人一席谈


三, 02/02/2011 - 03:14 — wkf

作者: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42




  2010年10月13日,天气晴朗。我们从科隆出发,驱车前往位于莱茵河东岸的城镇莱沃库森(leverkusen)——世界著名的三大化工企业之一,也是德国三大产业支柱之一,医药化工巨头拜耳集团总部所在地[1]。当地的主要产业就是汽车和医药化工。我们要拜访的从事劳工服务的“相互作用”团体就在此地。几位工人被邀来为我们介绍自己的境况。不过,这里且从拜耳与环保谈起吧。

拜耳的环保与污染备忘录



  先说说科隆。科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高楼不多,住宅楼大抵在五六层以下,样式和颜色搭配都很和谐美观。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有鲜花,墙上常有藤萝等攀援植物。自然与文明似乎融合无间,相得益彰。私家小汽车虽然和在中国城市里一样多得难以找到停车位,但也有越来越多支持环保的人士改以单车(即自行车)代步。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空气是清新的,这样的空气在中国一般的大中城市里已经享受不到了。这跟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污染工业的大量外移有关。一位来访者说:以前看到欧洲城市的照片,以为只是摄影家或旅行者在少数漂亮地方选景拍摄的,来了才知道,原来这里的景观处处宜人,就连店铺的招牌和广告也颇有些品位,不像大陆那样普遍带着粗俗或暴发户式的张扬。莱沃库森也是如此:处处都是可以入画的景致,不论是自然风光、住宅区、小公园还是临街店面。如果你到拜耳的网页上看看,会发现“环保”名列它的四大目标之首。拜耳在美国的分公司曾被美国化学理事会(ACC)授予2002年度大公司责任关怀领导奖,以表彰其对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再对照这里的小区环境,兴许你会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赞叹道:“这真是个恪守‘企业社会责任’、奉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标兵企业’啊!”

  不过且慢……先听听知情的德国人士的介绍吧:

  拜耳公司的前身是一家染料企业,1863年创办于今天德国乌珀塔尔市的巴门(Barmen),1891年在莱沃库森买地建厂,1912年将总部迁移到莱沃库森。这里早年是个渔村,拜耳公司建厂之后,才开始发展为小城镇。初期扩建时,拜耳公司曾经在农民的土地施放毒物,污染了土地,当地农民没法耕种务农,只好到拜耳的工厂上班。生产过程中,有毒废料未经处理就弃置堆放在周边,在这片土地上建房入住的人,有的因而中毒死去。至今城里仍有部份土地没有用来建房,因为地下埋着拜耳工厂的有毒废料。遭殃的不只土壤,还有水源。为此,市政府只好把地下水抽到远离莱茵河的地方,以防有化工原料污染过的地下水流入河里。

  经过如此这般的“原始积累”之后,大老板是否“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回馈社会”了呢?不妨抄录几则消息,权且称为“拜耳的环保备忘录”吧:

  1970年代,拜耳控股的位于墨西哥的某工厂造成了附近城镇严重的铬酸盐污染。废料被弃置在工厂四周;街上的坑洞用铬块任意填补。污染物还进入水源。结果,儿童开始身体酸痛,当地有人因此死亡,还有人因铬中毒引起皮肤反应。后来该厂被墨西哥卫生部门关闭。包括员工和居民在内的受害者,还有一些肺癌的病例,无望得到赔偿。[2]

  1986年11月26日,拜耳公司的甲醇流入莱茵河,造成河水污染。

  1997年5月,拜耳公司被美国环保署宣布为最严重的污染者。

  1993年,拜耳规划在台中县设厂,生产剧毒的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尽管台湾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条件,但民众和环保团体忧虑工厂排放光气或其它有毒物质外泄的危险,群起杯葛,要诉诸公投。环保团体质疑拜耳生产TDI而非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是在转移落后产业,因为发达国家正大力提倡以MDI替代高毒的TDI。尽管拜耳信誓旦旦保证工厂的环保与安全生产措施,但言犹在耳,德国本土的拜耳化工厂却发生了一起二胺基甲笨外泄事件。1998年,拜耳被迫从台湾撤资,转而在美国、中国大陆设厂并大打环保牌,诸如举办“拜耳青年环境特使”活动云云。

  ……

拜耳现状——外判•分流•裁员



  在“相互作用”机构里,最先为我们做介绍的是拜耳的工人X。

  1976年X在拜耳公司上班时,员工总共有5万名,现在老公司里只剩下1万人了。工厂主要从事医药和特殊材料的生产。从1995年开始,一些车间和产品陆续被卖掉。在拜耳公司原址上,目前已有了50家公司。原属拜耳的化学工业如今已卖给一家叫“旺盛”的公司,有4千工人。该公司现已独立上市,与拜耳脱离关系了。拜耳的其它一些工厂也都卖给别的公司。包括物流在内的所有后勤工作则外包给服务公司。拜耳曾有自己的印刷公司,后来负责印刷公司的老板把公司接收了自己干。能源部份单独成立的公司有2000名员工,拜耳持有50%股份。拜耳在物流公司也有股份。还有原来由拜耳自己生产的产品也陆续分流给其它公司。

  150年前,拜耳从事化工行业时,就是由染料起家的。由于生产成本昂贵,所以生产染料的公司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这样一个公司。现在这个公司里劳资之间一直在斗争。“相互作用”的成立与这个斗争密切相关。

  跟汽车行业相比,这里的外籍人员比例较小,仅占5%(其中不包括来自东欧、东德的工人,因为他们很快拿到了德国籍)。

  莱沃库森这座城市共有16.2万人口,其中1.8万人(11%)为移民背景,大多数来自土耳其。但是早先,前南斯拉夫移民比例曾是最高的,达到25%,因为拜耳一直在东欧国家招工,此外是土耳其(占22%)、意大利、希腊、波兰人。本市的失业率为10%(在全德国,有100万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打工者)。市内有个难民服务中心。至于他们这个机构,则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来源。

土耳其裔工人L的介绍


德司达.jpg


  L在拜耳属下的德司达公司(DyStar)[3]干了23年。2009年公司宣布经营不善破产,他被解雇。一家新公司接收了德司达。接下来的10个月,全体员工拿原工资的80%,新公司声称会帮被解雇的工人找工作,还做了种种承诺,比如说公司的情况会好起来,工人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等等。L选择了呆在这个新公司,继续工作和加班。尽管公司宣称没有清偿能力而破产了,但加班从没有停止。L现在承认,当时选择呆在新公司是错的。他后悔,当初本应该跟其他工友一道和新公司对簿公堂。3个月后,新公司召集这些留职的工人,说他们可以回厂工作,但不再是正式工,而是临时工了;工资水平降低(L的工资比原先少250元),养老金等福利也都没有。合同签到年底,之后能否续约也是未知数。说到这里,他再次表示,后悔没有当初和其他工人一起去告公司。当时全体员工96人,有56人选择留在新公司,其中八九个有长期合同,L和其他人都是临时合同。公司也没有通知这28人能否续约,职代会亦无回应。其余40名工人对公司提起诉讼。这些经过斗争的工人,待遇都恢复到原来水平。

  当时在做选择之前,他曾向工会咨询。工会说:“你们还是签字吧,这样比较好”;“现在公司的效益不佳,你们就离开公司吧。”职代会的表态也是一样,总之是劝诱他们签字离职。这些外籍工人第一次听说公司“经营不善”,对这个陌生的词搞不懂什么意思,听工会和职代会的人这么说,便相信这个错误的意见。到了签字之后,工人才得到消息,知道公司一早打定了主意要裁员,并且特地选了一些人解雇,这跟经济危机没有关系。他有23年工龄,但有的在公司才做了3年的人都保住了工作。今年底合同到期之后,不管能不能续约,他都下定决心要把公司告上法庭,争取得到原先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保障。

  这里,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做一点补充介绍。

  德司达(DyStar)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纺织助剂及相关服务的供货商,原先有三家大股东——拜耳、郝斯特和巴斯夫,2004年为美国投资公司Platinum Equity收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司达德国公司因“流动性不足”于2009年9月28日申请破产保护,11月底宣布遣散属下的法兰克福、莱沃库森等地工厂的员工。2010年2月新加坡KIRI公司收购其美国之外的全球业务,4月起“德司达的盈利能力已经恢复,全球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新加坡KIRI公司是印度KIRI染料公司为收购德司达而专门成立的控股公司,而中国的浙江龙盛公司持有印度KIRI公司7.46%的股份。据业内报导称:收购德司达“真正的幕后导演或是浙江龙盛”。


土耳其裔工人.jpg


土耳其裔工人L和S



土耳其裔工人S的介绍



  S也是土耳其裔工人,在T公司做了13年(该公司与拜耳无关)。他讲述的经历和L很相似。全厂有600名员工(现在是500名)。后来公司说经营状况不佳,要破产,解雇3个车间里的140名工人。其中42人不接受公司的条件,不签离职书(因此仍是公司员工,虽然被公司“自动解雇”了)。作为生产线上的员工,在公司宣称破产之前,他们一直在整夜加班,因此每天都能感觉到,公司事实上收到很多订单,解雇是资方降低用工成本的阴谋。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对资方提起诉讼。小组里各种国籍的工人都有:土耳其人、德国人、斯里兰卡、波兰人,等等。他们搞游行示威,利用媒体扩大影响。大家每两周在科隆聚会一次,彼此团结,相互支持。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必定会得到胜利。从今年(2010年)4月开始,工人陆续复职。小组斗争了一年之后,42人终于全部复职,也恢复了原来的工资。这场斗争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依靠工会和职代会。工人当中,有的有孩子,有的买了房子要还贷。大家都害怕失去工作,但都团结并坚持斗争下去。斗争期间,他们没有工资,靠失业金过活。复职后他们拿到欠薪,把失业金还给劳动局了。

  S谈到早先公司解雇他的详情。当时他(还有他的邻居)卧病在家休息,收到公司的通知,叫他不用上班了。职代会和他的师傅给他打电话叫他去公司,说有要紧事。他答说自己生病,不能去。他们就说:那我们去你家找你吧。S说,他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这般的重视。最后一个电话是公司人事部门打给他的,要他来公司。他问是什么事。人事部门表示要跟他谈。他打电话叫上工友一起去公司,人事部门接待了他,要他签一份合同,同时假惺惺表示同情,要他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必须签字。他反问道:“为什么要签字?”这份厚达13页的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同意解除原来的劳动合同。合同上全是法律术语,S看不懂,于是要求公司给他一份复印件:“我要征求一下律师的意见,他让签的话我就签。”说完这句话,他发现对方的脸色变了,显得很紧张,但还是复印了一份给他。离开时,他听到人事部的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他回敬道:“我会告诉你到底谁是傻子。”

  出来后,他对等在门口的同事说:“现在我去找律师。我们拿到的是不公平的合同。我会告到德国政府去,政府不帮忙的话,就告到欧盟……如果你们愿意跟我走这条路,就一起走。不愿意的话我就一个人去。我们可是在民主社会……”

  他把两份文件交给律师:一份是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另一份是通知他不用上班。律师看了之后,笑说:你胜诉的概率只有30%。一同前去的5名工友决定团结起来跟公司抗争。他们还需要更多同事的团结和支持。可惜最后只有42人团结起来。他们搞过13次游行示威,每次工人们都带上家人,主要在莱沃库森,两次在杜尔塞多夫。这42人团结起来真是不容易啊。晚上,常有工友打电话给他,边讲边哭:“我们能赢吗?”他常常鼓励和安慰对方。现在,他们都赢了。

  讲到游行,S说,以前自己上班时,看到有人游行,心里会想:“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去游行。”到了自己遇上这样的事,他才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做:“游行是个好办法啊。”在德国,游行的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


T公司42名工人.jpg


报纸对T公司42名工人游行示威的报导



  他们的行动,得到一些组织的支持。

  据介绍,德国的裁员需考虑人道因素,如果你有家庭、有孩子,或者孩子较多,都可计分,达到74分以上就比较安全。这42名工人多在75分以上。如果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裁员的话,工人去告资方,通常不会胜诉。2008年经济危机后,德国很多企业都以此为由申请破产裁员。但S和工友们从不相信公司经营不善的托词。因为公司只裁车间员工,很少裁文职管理人员。他们的官司是30年来唯一打赢的一场官司。最初他们要打集体官司,但德国法律只许以个人名义提起这类诉讼,所以后来分成42个单独的案件。不管谁的案件开庭,其它工友都去支持,每次都一起出现在法庭上,连法官也被感动了,对他们表示同情。至于工人胜诉的原因,很难回答。法官的决定有可能受到舆论、工友团结等等的压力和影响。

  复职之前,S不是职代会成员。复职后,他和另一个参与过抗争的工人加入职代会。职代会里共有11名成员,另有5人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因此现在的职代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的职代会只代表资方,并不站在工人立场上,从未给工人办过事。工人遇到问题找他们,职代会总是说:有工资就不错了,回去工作吧。在他们抗争之前,职代会没有给工人以信息或其它方面的支持,给工人的答复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年S的计划是要求公司取消派遣工制度:“我们需要劳务派遣工跟我们享有同样待遇”。公司里有21个劳务派遣工。这种做法已有15年的历史了。派遣工通常都在正式工渡假时派上用场,工人渡假结束时,派遣工就少一些。前十年,派遣工和公司直接签合同,近五年则是和中介公司签合同。

  在这次斗争后,他还加入了工会。在他工作的13年间,只交过三个月会费,就退出了。

  L和S的两个案例令我们这些来访者大感兴趣。一方面,他们是两个普通的底层工人,而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德国之行中多接触到底层的、一线的工人,更具体地了解德国工人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不管国情怎样不同,这类案例对中国劳工服务者来说也是接触甚多,而易于引起共鸣的。大家一致认为,虽然S看起来觉悟更高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资方的不信任,并团结其它工友一起对抗资方,但L的斗争性和坚定性更不可小视。因为S从自己受骗的经历中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资方的欺诈,理解工人斗争的重要,从而在觉悟上产生一个飞跃。

“相互作用”计划


“相互作用”.jpg



  关于这个机构。德方提供的资料中介绍道:

  “‘相互作用’莱沃库森俱乐部”这个计划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互相碰面、交流和合作统筹的机会。“相互作用”为以下的人士提供碰面的机会:

  • 失业者和被边缘化的人
  • 正规的从业人员
  • 工作不稳定和没有受到保障的从业人员

  Y为我们介绍道,为了成立这个团体,他们准备了三四年。在德国,成立组织不用到政府登记注册。不过,1年前他们在法院做了登记,这样在接受捐赠之类的事情上有一些便利。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为了避免学校那种填鸭式教育。他们支持其它自发成立的小组织。参与到这里来的个体与组织都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盲从他人的想法,并且要把小组发现的问题公开化、社会化。一项重要原则是: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不能让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完全依靠这个组织。核心思想包括:1、你可从中得到帮助,同时也付出你的贡献;2、谁有好主意,大家一起商量来实现;3、最重要的就是空间,不只是地点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想象的空间。在这里,要找到一个大家可以聚会和分享的地方,并不容易。

  失业是当今德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失业者是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机构里事实上有两个组织,一个为失业者提供咨询。负责咨询的有2人,其中1个就是失业者,另1个是长期工作人员,本来在教会做,退休后教会取消了这个职位,他就来了这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事情还没什么人来做。政府机构只管法律解释,教会机构会去分析案例,但直接帮助受害者及提供咨询的,就只有他们这类机构了(机构可以此为由向政府申请拨款)。机构里的另一个组织从事“共同购买”,即以批发价买进食品一起分享,以减轻生活费用。机构还为失业者提供早餐。如果失业者跟劳动局的交涉出了问题,机构就陪同他们去劳动局解决问题。游览当地时,我们路过小区里为失业者服务的救济机构,其服务项目之一是到超市里廉价采购过期或即将过期、但仍能食用的食品,提供给贫困的失业者。

  机构的场地后面有三个停车位,可供失业者搞自行车修车厂之类。

  他们也为在职但感到没有保障的工人提供咨询,比如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外籍工人。这些人来德国多年也得不到保障。他们通常只能找服务员之类的边缘工作。这方面他们和威尔第(Ver.di)工会合作,为无证件人士提供援助。Ver.di是服务业工会,但得不到很多工会支持。所以还需要通过其它的行业工会向工会发出一些信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网络,网罗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以便给一些负债累累的人提供各种咨询等。某些案例的情况很复杂,他们无法提供帮助,就可以转送到较易为当事人信任的地方,比如律师那里。

  职代会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机构的作用就包括批评职代会。拜耳公司特别大,职代会不能事事处理。他们便成立小组,搞些游戏什么的,算是丰富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吧。工人有一些问题没法在工作中谈,只能在工作后到这里一起谈。

  Y说,对职代会,他们是很不满意的,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专制机构,对工人来说起不到作用。工会同样倾向于资方。Y对他所接触到的工会的工作方式都不满意,同时他又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他本人是工会成员,但认为自己对工会没有发言权,倒是想谈一谈职代会。他说,职代会的变化要从内部产生,也就是必须到职代会内部去做工作。就像波鸿欧宝汽车厂工会内的反对派(GOG,“反击无极限”组织)一样,他属于职代会里的反对派小组,他不想成为站在一旁的抱怨者。

  工人如果对工会、职代会不满,能够怎么做呢?当然,理论上,工人有选举工会干部的权利,因此假如不满,工人在选举时会有所举动。但大家并不清楚在选举时该怎么做,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选举的人,而是在于不去参加选举的人。也就是说,半数工人对选举不感兴趣,不去投票。很明显,这是大家对工会、职代会这些机构本身没有信心的缘故。

  在拜耳,只有20~25%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工会有权进行劳资谈判。所以,尽管很多工人对工会不满,但仍然留在工会里。

拜耳工人Z的介绍



  Z也是土耳其裔,在德国已经生活了36年。明年9月,他在拜耳的工龄就达到30年了。他受雇于德司达(Dystar)公司的化工部,曾是职代会成员,也是工会信任人,加入过化工业工会,但现在已成了反对派。Z给我们谈起10月前拜耳工人的斗争。他的手头有一个大资料夹,全是有关这起斗争的资料。当时公司提出与21名工人解除合同,条件是6个月停职留薪(等于放6个月的有薪假),之后不用来上班,资方给补偿。但这些都成了空口承诺,就在他们应得到补偿的前两天,公司宣布经营不善破产。Z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主动联系其它 20个工人,尽管不认识他们(因为工厂太大,他们也不住在莱沃库森)。他也联系了“相互作用”组织,尽管并未奢望能得到多大帮助。

  “相互作用”组织鼓励他们斗争,愿意并切实提供了许多帮助,例如解决会面地点,到宗教机构咨询,与工会、职代会通话(这两者没有给予21名工人任何帮助),与媒体建立联系以便及时把他们的斗争情况诉诸舆论等。他们建议工人们组织一次示威,让当地居民和拜耳区的工人都知道这件事。的确,再没有其它组织帮助这21名工人,连老天在内——游行示威定在11月份,那天的天气实在很恶劣。他们就大打广告,对媒体说会有数千人参加示威。媒体来了以后才发现只有几百人。那天前来采访的媒体很多,包括德国、土耳其等国的大媒体都来了。消息播出的当天,土耳其裔工人的很多亲朋好友打电话来,说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了。

  几个月后,公司换了个名字继续经营(这说明并非“经营不善”)。其余的工人在“相互作用”组织的帮助下到法院控告新公司。上个月(即9月份),法院告知Z,说他的案件已胜诉,可以复职。部分工人收到了赔偿金。有的工人拒绝公司的补偿,要求复职,今天也收到了复职通知。另有3人的诉讼尚未完结。

  三个工人的案例都是关乎反解雇斗争的。可以说,这反映了德国以至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工人们普遍面对的问题。莫非身处世界500强前列的拜耳集团缺乏“核心技术”或“自己的品牌”,没有大搞“产业升级”,以致于无力为工人提供较好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福利?笑话!身为化工和制药行业巨头的拜耳拥有18万项专利,6万多项注册商标。在战后的大繁荣终告结束,资本主义再次深陷危机泥潭之后,资产阶级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资本积累的障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于是起而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社民主义,并席卷全球。裁员、减薪、消减福利才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价值。昔日的劳资调和机构越来越狰狞地暴露出它们作为资方走狗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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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拜耳公司在大陆译名为“拜耳”,莱沃库森译为“勒沃库森”。

[2] 珍•艾弗思《公害大输出》(台湾,人间出版社1987年版,p56)

[3] 又译“戴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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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4:36 |显示全部帖子

没有人是非法的” ——哈瑙难民咨询中心


一, 04/11/2011 - 13:52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62




  2010年10月19日,我们一行拜访哈瑙市的难民咨询中心。哈瑙市(Hanau)属黑森州,在法兰克福以东20公里左右,美茵河右岸。它是著名的童话作家格林兄弟的故乡,因而又被称作“格林兄弟之城”。目前的人口达10万,相对来说是一座小城。
  我们要拜访的,是一家咖啡厅,也是难民咨询中心,是一个名为“没有人是非法的”组织开办的。所谓“没有人是非法的”(No One Is Illegal),意即“你可以说一个人是美的,或丑的,但怎么能说一个人是‘非法’的?”——这是一个为“非法移民”或“难民”的权利辩护的口号,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的示威游行中。这家难民咨询中心的房子式样颇为古旧,外墙上的喷绘(下图),看起来是不是很有点“格林童话”味道?不过,有些阴森森的。如果没猜错的话,画上的喷火恐龙就是名为“资本主义”的食人怪兽……

“没人非法”.JPG



  这间老房子是24年前占领下来的,然后改造成一个自主的活动中心,可以演出,聚会,也可以在里面做饭。关于德国的“占房文化”我们在写到“波鸿市社会救济中心”时已经介绍过了。被占领后的房子通常都用于“非主流文化”,不是用来举办大行动或大型文艺节目的。他们经常跟艺术家合作,很多海报都是艺术家设计的。
  当年他们占房、建立活动中心是经过考虑的:这里离社会保障局比较近,可以搞些发传单之类的活动。需要到社保局看脸色的人,当然多半正是穷人,但要拿到钱通常并不那么顺利,或者不会被合理对待,也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这个活动中心便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是志愿服务,另有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

争取难民的居留权



  20年前,很多难民没有工作,就到这里来求助。能得到帮助固然很好,但对难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随时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危险。这4名活动份子便开始投身于为没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移民争取权利。难民中有两位是从阿富汗过来的,经常来这里做客。还有库尔德人也常来聚会。每个星期,中心举办两次关于居留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咨询,每次约有5至10人来咨询。有很多人咨询一次解决不了问题,可能接连几个月都会来。按机构15年的历史算下来,接受咨询的总人数大概有一千多人了。但因为难民的流动性大,要把大家联系起来很困难。
  他们还陪同难民去外管局,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该组织认识一些不错的律师——多数律师则只顾赚钱——可以为难民们免费提供良好的帮助。
  除了为难民个人提供帮助之外,该组织努力把行动提到政治高度,开展反对遣送的活动,通过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来解决问题。他们还从事很多跨国界的活动。
  2006年至2007年,有过外籍移民的重要斗争。当时,有的人在德国呆了10年,还是得不到居留权。于是在2006年该团体把哈瑙市的24个移民家庭组织起来,搞了一次游行。这24个家庭都有孩子。孩子们都在此地长大、上学,他们在示威游行中起了重要作用。有些孩子特别主动积极来参加这个活动,讲述他们的主张。他们就读的学校里的同学、家庭周边的人士知道这件事以后,尽管跟自己并不切身相关,许多人仍然愿意来参加,用行动支持他们。游行者举着“所有的人都应有居留权”的牌子。像这24个家庭举办的活动,在德国的其它城市也有开展。目的是为了宣传:在这里生活多年的人都有权利住在这里。这不单单是哈瑙市的问题,而是全德国、全欧盟的问题。他们还骑着车前去纽伦堡去举办这个活动。

“禁止遣返”行动



  关于“禁止遣返”行动。当时他们组织和帮助的这些家庭,有很多都处在被遣送回国的危险之中,因此这些外籍移民都很热心来做防止被遣送的工作。其中有个男孩,连续三次被送上了飞机,但因他激烈反抗,当局不得不让他下飞机。被遣送者是在法兰克福上机的,那儿离哈瑙很近。每年有3000人从该机场被遣送回国。为此,他们组织到机场静坐抗议,把环保人士也带上了。理由是:人之所以要移民,跟全球的气候变化大有关系。
  他们还到监狱门口去示威,搞活动,吸引了很多人积极加入示威活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行动最终收到成效。活动结束后,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他们拥有居住的权利。后来,这24个家庭中有22个已获得居留权。另外2个家庭的情况比较糟糕,但目前来看还是有希望的。通过斗争,有三个被遣送的男孩现在又回到了欧洲。
  移民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例如这20多个家庭虽然大多数能够在此居留,但都从事非常艰苦的、条件很差的工作。而且,在原先的活动结束后,这些家庭之间虽有联系,但已没有原来那么团结,处于非常分散的状态。如何继续跟这些家庭保持联系,并设法解决其它问题,是该组织仍在考虑的事。比如,是不是可以通过文艺表演等喜人的形式将大家组织起来。

欧盟的移民政策和反移民组织


  他们很明白,移民问题不能只从德国层面上解决,需要联合欧洲其它国家一起解决。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在27国之外,控制非常严,也就是防止非欧盟国家的移民进入欧盟。欧盟东扩,如果光就移民来说,是比较方便有利的。像土耳其这样不在欧盟之内的国家,移民们大多从海上坐船到德国,要面临警察的追捕,因此丢掉性命的事时有所闻。有的土耳其人试图通过希腊进入欧盟。很多人入境后被抓,送进类似监狱的难民营(费用由欧盟承担)。
  为此,他们在去年搞了一个500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关押移民的行为(他们请我们观看了记录该活动的视频:难民们被集体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很明显,欧盟的这种做法很不人道。必须关闭这种监狱,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欢迎刚到欧洲的人。
  监狱里的难民也自发组织了抗议活动。这个行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后来,难民营-监狱关掉了。
  事实上,欧盟对待移民并非一网打尽,而是有选择地接纳。年轻、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是受欢迎的。欧盟的边境政策其实是:想要的就放进来,其余统统赶走……这是一种把人分等级的恶劣行径。德国也一样。德国有个近似美国的“绿卡”制度,“有用”的人可以直接来打工。昨天报纸上说,30万人可以到德国工作,当然对这30万人是有要求的。比如从事救护工作(越来越多的老人家需要救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德国需要的不只是救护者,而且是“廉价的救护者”。吸收移民从事这个工作,便可利用其廉价来剥削他们。此外,诸如性工作者、农业工人等,往往都由有移民背景的人来干。
  进入各国的难民被分配到各地居住几个月。难民营的条件很差,有的移民甚至住在集装箱里。难民在头一年里是不能工作的,诉讼期内也不能工作,而他们能够拿到的钱比德国拿“失业金二”的人还少30%——这也是他们抗议的目标之一,即要求给难民们以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个话题在难民中讨论得比较多。
  医疗条件方面要好些,难民都能得到同样的照顾,包括生育。但孩子长年跟家长生活在难民营里,对长远发展不利。他们就算是在德国出生,也不能自动取得德国国籍(这点与美国不同)。只有当家长在德国生活了8年以上,他们的孩子才能申请德国国籍。
  有一个极右组织,名为FRONTES,号称保障欧洲安全,把所有非欧盟的人都看作潜在的危险。他们有现代化武器,飞机、航空母舰等等都用上了,包括以红外线等手段远距离查探是否藏有偷渡者,目的就是到处堵截和袭击移民。结果很多移民在海上偷渡时因而溺死。该组织的中心在波兰华沙,后来人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组织示威,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大量移民的死亡。德国也存在着种族主义的、反伊斯兰教的组织,他们敌视移民。
  甚至工会在移民问题上也一直相当保守。它们觉得应该先照顾本地工人,边界应该巩固,不要别国的工人来影响本地工人。该团体正慢慢争取说服工会,一起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中来。哈瑙地区的工会有的给失业者建立组织,但由于跟该团体的服务对象不一样,所以交流少。

阿富汗小伙的案例



  来自阿富汗的一位小伙子介绍说:阿富汗不但有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造成国家的不稳定,还存在许许多多其它问题,因此,他们的家庭没法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他到过巴基斯坦、伊朗等地,试图在那里学习和谋生。在伊朗,因为没有合法证件,找工作很成问题,生活非常困难。最后,只好到欧洲碰碰运气。他和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坐船从希腊偷渡入境,一上岸就遇到这个团体。不过,起先他并未决定非要到德国不可,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定下目标。他在一年内到过了欧洲的很多国家,最后才到德国。目前他已递交了“难民”申请,如能得到批准,就可以留在德国,不必被遣送回去了。按照欧盟的政策,非法移民要由其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国家负责遣送,对他来说,就是由希腊政府负责将他遣送回国。欧盟各国在移民和遣送政策及执行方面并未统一,所以不少移民都会先设法了解欧盟各国的相关政策。大多数移民都是选择有亲戚朋友的地方去投奔,但大都是不固定的。德国在申请难民方面相对于其它国家还算较好。去年德国申请难民的有两万五千人,在希腊岛上有10万人。

困难和展望



  跟移民建立联系是很困难的。他们可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在这方面,法国和意大利就组织得很好,移民们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在德国则不然。近年来,到达德国的移民越来越少,有的来到这里之后拿不到证件,由于种种情况又走了,因此该组织日常接触到的移民也越来越少。

  13年来,“没有人是非法的”这个口号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支持。15年前,在柏林有一家医疗中心为难民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又担心会不会影响公众。现在,德国已有了21家这样的难民医疗中心,大家都比较接受了。但在整个欧洲的法律或框架里来看,问题还是很大的。而他们之所以从事很多跨国界的活动,因为难民问题不能只在德国寻求解决,还要到难民的所属国去解决。虽然他们的网络越来越大,但坦白说仍是很小,对社会的影响也并不大,只不过作为象征性的意义存在下去很重要。

  最后,他们介绍道:“我们强调两方面的工作,除了重要的具体个案(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还有宏观方面。作为长远的方向,我们强调取消所有的边界。我们的宗旨是:人民应当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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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4:54 |显示全部帖子

科隆的“自然之友”和“无业者在行动”


五, 03/04/2011 - 02:04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52




  10月14日我们在科隆市探访了两个团体,分别是“自然之友”和“无业者在行动”。

“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已有115年的历史,是由工人阶级之中的年轻人创立的。其前身是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前,有过2个相关、相类似的组织。1940年该组织曾有小房间来宣讲马克思主义,给年轻人开小组,但当时“自然之友”的领导感到这些年轻人太激进,便不许他们加入。1972~73年,L在这里积极工作,宣传有关工人的利益保障等想法。“自然之友”是当时唯一的传播这种思想的组织,现在依然保持这个思想,并且找到了接班人,把这个工作继承下去。此外,环保的观念现在得到广泛传播,但在70年代初,只有该组织在推动生态保护。在机构会议室的墙上,挂着某艺术家捐赠的大型“实物画”:莱茵河。粗看一眼简直像是油画。机构主持人介绍道:这幅画其实是用从莱茵河里打捞上来的各种垃圾——比如最多的是人们随意丢进河里的鞋子——制作而成的。听罢,我们纷纷凑近细看:果不其然!可惜因为天气不佳,光线较暗,无法拍出效果来。

“垃圾”画.JPG



  组建“自然之友”的背景是:当时工人的劳动强度比较大,需要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有从事文化活动的强大要求。法西斯上台前政治较为自由的时期,这被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来倡导。法西斯上台后关闭了该组织,直到垮台之后,该组织才有机会恢复,另找场所重新盖房子。“自然之友”的一个特色是:不管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左翼人士,都可以在这里一起工作,这在当时是少见的。这个组织从未隶属于某党的旗帜下,一直都很宽容。
  法西斯时期,组织里出现过很多激烈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在战前就预见到二战的爆发。其中一个积极成员策划暗杀希特勒。当时希特勒要到慕尼黑有名的某酒馆发言,此人便在酒馆里埋了个炸弹,但希特勒因故未去,临时改往柏林……炸弹爆炸后,一些纳粹官员被炸死或受伤。后来这个成员被捕并送入集中营。直到今天,“自然之友”仍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活动。本月的活动清单里就包括这个议题,此外还有其它的国际热门话题讨论。
  目前全球不同国家有上千个“自然之友”,会员达50万人(前总理勃兰特也曾是“自然之友”的成员)。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某中心成员到其它国家的中心,可以借宿——但非隶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开展工作,重点也各不相同,虽然也会问问总部的意见,但并非必需。由于组织松散,所以它们无法联合行动,甚至不知道彼此在做些什么,也就不可能互相影响。至于活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组织青年旅游。

自然之友.jpg



  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提供收费住宿;在组织青年交流时收取的费用;出租活动室,来这里搞活动的团体视经济情况交纳一定的费用(例如,现在有一个爱尔兰的青年团体来德国交流,由德国手工业者协会支持相关费用),等等。
  它和“相互作用”组织做一个同样的工作:食品捐助中心——超市或大商场将接近过期的食品送给他们机构,中心每周三免费派发食品。“自然之友”座落的这个区在科隆的境况较差,居民较穷,钱都不多。本区原来有两家大工厂,后来都搬走了,很多工人失去工作,生活拮据,尤其是土耳其裔及其他外籍工人。跟穷人和底层人民在一起,是“自然之友”存在的意义之一。
  中心完全自主经营,有一个专门的房屋管理小组,约8-10名成员,都是经常参加活动的积极份子。有地区领导,不仅负责本中心的管理,还负责领导科隆其它地区的另外两个中心(各中心都是自主的,工作内容和重点各各不同)。但整个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志愿者,一个支薪。其余成员都是义务工作,地区领导也不拿工资。食品捐赠中心从组织到实施都由志愿者组成。
  100周年庆典时,“自然之友”举办了一个活动,回顾百年历史。对于机构的使命,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看法不同,甚至有冲突。当然,组织允许不同观点存在。

“无业者在行动”



  在“自然之友”的会场内,我们拜会了这个组织。这是一个完全由失业者自发组建的自救组织。成员的成份颇为复杂:有失业者,也有仍然在职的工人;有本地的德国人,也有外籍移民。该组织不接受外来的捐款,经费全部由失业者自己共同来负担。
  他们的工作分三个方面:1、为失业者提供帮助和咨询,如有需要,陪同他们前往劳动部门;2、创办失业者报;3、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经常参加各种政治集会。也许因为工会、职代会之类的“传统机构”严重的官僚化,他们特别强调:我们这个组织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而只有互助关系。“无业者在行动”的主席说:

  “官方的劳动部门常给我们制造难题,说我们没有咨询的权利,只会搞出麻烦来,他们还侮辱我们。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失业,但也是有尊严的人。我们每天都能亲身经历官方对我们的不公平对待。失业者和劳动部门人员单独对话时,经常发生失业者被侮辱的现象,所以我们陪同失业者一起到劳动局去,比起一对一的局面,这样做能显出我们的强大。有时是三五个人一起去,最多的一次有20个人同去,通过这种办法,迫使劳动部门对失业者咨询的答复变得公开化,从而避免失业者受侮辱的情形,因为他们没法关起门来侮辱失业者。这个“公开化”信条也体现在我们出版报纸的方针上。我们在报纸上介绍与失业者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政治行动,也讲述具体的案例,来揭露官方干的缺德事。劳动部门不许我们写某些文章。最近就发生了一起诉讼,有个劳动部门因为我们写的一些文章而控告我们。
  “在科隆,在帮助失业者方面,完全独立工作,不受官方劳动机构和教会支持的,就只有我们一家。凡是有‘背景’关系的机构,在从事咨询时都难以做到无偏见、无党派的协助。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倾向,就是完全站在失业者立场做事。
  “德国失业者在每月第一天领取失业金。到了这天,我们都会积极行动起来,因为有的失业者在那天可能拿不到失业金。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组织失业者到劳动部门索取。这个主意不是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左翼人士,而是失业者自己想出来的。有一次因为劳动部门电脑错误,失业工人无法领到失业金,导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令当局震惊。我们的目标并不远大,要求的只是满足现有的权利。我们主动争取。我们这些失业者面临的是生存危机!所以必须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陪同失业者跟官方机构打交道,占据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候端着咖啡前去,或者干脆带上电影到他们那里去看,就算警察来了我们也不走。我们因此被起诉,上过庭。我们已经把刚才说到的“支付失业金日”[1]活动扩展到德国的许多城市。
  “此外还有别的活动。德国政府的劳动部门会专门派人去失业者家中做调查,以便抓住把柄,取消他们的失业金。我们把这些外勤人员叫作‘侦探’。我们怎么对付政府的这种行动呢?早上7点,我们三、四十个人戴上面具,一同到侦探家去,站在他和他的邻居家门口,告诉邻居他是干什么的。我们翻查他家的垃圾桶,在他家附近贴很多照片,让他的邻居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吓得他不敢出来。我们希望这个行动能使劳动部门有所反应。是的,你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话,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意即:他们知道在侦探家门口做的这些是非法的)。”

  那么,劳动部门或其它官方机构是否从不帮助失业者?只有在他们陪同失业者前往时(或是离开后),个别劳动部门的办事员会“表示理解”,或给予一些协助,但失业者从没有得到过官方劳动部门及工会的帮助。劳动部门甚至可能不发失业金,或是尽量不给钱。比如劳动部长就宣称要用“兑金券”代替失业金,说是因为很多父母酗酒,钱没有用到孩子身上。
  在德国,外籍劳工要有合法证件,才能纳入保障体系,失业了才能拿失业金。否则,就必须有份工作才可居留,一旦失业就只能回国了。
  失业者所受的社会歧视是严重的。政府和媒体不断造势,说失业人士都是懒虫,咎由自取。
  谈到“一欧元工作”和“二次失业金”[2]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很荒唐。他们探访过的从事一欧元工作的工人也深感不平。“一欧元工作”完全破坏了正常的工作方式。政府有意借此来压低工资。这类工作大都是无聊、无意义的。唯一获利的就是提供这类工作的公司。假如你从事“一欧元工作”,你就被划出失业工人范围之外,政府的失业统计数字当然就好看些。60岁以上的人士、培训中的人士、病人……都不被算为失业人口。官方统计的失业数字是三百万,实际可能有六百万人。
  “再就业”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里。“无业者在行动”只是帮助失业者,不负责找工作。失业者大多在就业市场里觅职,此外还有中介公司、劳务派遣什么的,但工资都比较低。失业者当中,年纪大的通常退休,重新就业已很少见。有些人找不到长期工作,只能做兼职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做几份工维生。“二次失业金”政策出台后,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增多。政府宣传说危机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对工人来说,真正发生的变化只是劳务派遣大大增加。
  有趣的是,他们还参与在职工人的罢工,只要认为罢工是正义的,就去支持。失业之后,虽然没钱了,但有时间,这是个便利之处。作为失业者的斗争也增加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行动包括堵路和占领办公楼……
  受打压是常事,要学会习惯。生命危险倒不至于,主要是交罚金什么的。如果谁因为参与行动而受处罚,组织里的成员就凑钱帮他。他们曾抱持幻想,希望官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善法律、引起重视。后来他们又曾经期待通过社会团结以大规模行动来帮助失业者,但直到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望全部落空。“我们并不想夺权,没有想建立一个所有的人都参与的组织,我们只想要一个针对性的组织。”他们中间有些人曾是工会成员,但对工会很失望,因为工会并没有关心他们,没有关心失业者的利益。只有“威尔第”工会关心过失业者问题,但他们担心工人成立新的工会,会与他们相抗衡。是的,从法律上说,工会独立于国家,但它又效忠国家。几十年来,工会都没有代表工人的利益办事。如果当时工会不曾支持“二次失业金”方案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歧视失业者的规定了。
  在过去的10到20年间,国家政策日益严苛,社会气氛对弱势群体越来越冷漠,救助的力度越来越小。20年前要求的是增加福利救助,现在只求尽可能别再下降了……对此,“无业者在行动”提出的失业者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500元现金;由政府支付房租,以及免费的公交车月票等。
  有人问:“中国经济发展与德国工人处境的倒退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你们德国工人怎么看?”
  他们答道:“经济上,各国是相互竞争的,但人民之间并非对立,而是友好的。要追究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责的话,那么要负责的是全球化经济政策。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实施了‘二次失业金’方案,他们不是保守党,而是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但却背叛了工人!不过,要说中国经济跟德国福利制度的关系,倒是有一点:30年前,德国的生活费用很高,现在由于来自中国的大量便宜货的涌入,生活成本下降,最低救济水平也跟着降低,我们得到的救济款少了。中国工人受到了剥削,同时导致德国社会福利的下降,德国人的日子过得不好了……当然这不能由中国工人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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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者用的是“付薪日”一词。
[2]  “二次失业金”,即“哈茨IV方案”(“HARTZ IV”)。关于“一欧元工作”和“二次失业金”的详情,可参看《波鸿市的社会救济中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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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5:13 |显示全部帖子

欧洲青年工运份子的一席话


四, 03/17/2011 - 02:20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55




  去年10月16日,德国的团体举办了一场工作坊,让来自中国的朋友和德国工运朋友交流。在这个科隆工作坊上,有三个青年(两个德国人,一个瑞士人)分别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经验。

不来梅奔驰汽车厂的工人斗争



  位于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以北65公里的不来梅港位于北海入海口,为德国第二大港。不来梅市有50万居民,接近不来梅港口的区域另有居民10万人。1985年,该市与中国大连结为“姐妹城市”(即友好城市)。除了港口、造船、渔业和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之外,不来梅市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产业是汽车制造和航空航天。该市的奔驰汽车厂规模属德国第二,供应全球四分之一的奔驰轿车。来自该厂的年轻工人Noni讲述了该厂及当地工人的斗争动向。

不来梅奔驰.jpg


Noni,不来梅奔驰汽车厂工人



  不来梅一方面靠工业生产,另一方面靠港口货运。在这些行业里,五金工会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在不断削减,汽车出口的情况还好,但正式工人日益减少,临时工则不断增加。我们经历了这一改变。而在企业改组过程中,工会站在资方立场上支持这一进程。而就是这样的传统工会,也只存在于奔驰的3家工厂里。其他如派遣工等都是没有组织起来的。

  我先是在奔驰实习,现在正式在生产车间工作。作为对工会感兴趣的青年,我参加了工会培训。受到的教育是:“我们应该自我组织起来!”而其实在生产线上,工会根本不起作用,只不过是跟公司管理层共同管理生产罢了。过去,在许多大公司里,都发生了工人的大规模行动,包括反对工会的行动,因为工会认可资方的裁员方案。我们公司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并且在斗争中认识了港口的其他工人,开始与他们联合,前往拜访他们。我们互相支持,发出倡议:我们要独立于工会,自行组织起来!9个月前,我们尝试组织起不同公司的工人代表,这样各厂工人——包括港口,医院,汽车行业的工人——便可聚集起来,交流思想,交换经验,共同教育和建立联系,不管来自什么行业。

  我们每月定期会面,讨论各种不同的主题。我们有这种诉求,因为大家——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派遣工——都意识到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所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工会的呼声很高。我们的呼吁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我们不是在大型活动中认识的,没有公共平台可供工人们彼此了解,而是在斗争中私下认识的,有很大偶然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创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在感兴趣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我们的另一个想法是,与普通的基层劳工一起组建自己的工会,希望有自己的斗争能力并向公众宣传我们的想法和需求。当然,我们不愿像传统工会那样变成行政管理的一种工具。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建立工人的国际联合,也就是能够跟国际上的其他工人建立联系。这个想法还比较抽象。不过,我们奔驰厂也直接面对着可能把工厂搬到中国去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跨国界联合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1]早年的想法如果能成功,那多好啊。目前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联系,形成自己的组织。

  派遣工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受到相应保护,但要组织他们难度很大,因为派遣工都是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后就被派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可以随时解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随企业“转型”而大量产生的派遣工和临时工,主要就是年青人。就我们所在工厂的情况来说,厂里工人的平均年龄47岁,老工人很多。基本上,厂里每年会招100名年轻人进来,这些刚进厂的工人不能立即进入生产线操作,需要学习,这点很有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组织他们。我的同事有一半都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要想联合青年一代参与劳工运动,最重要是必须了解青年们的生活状况,不是泛泛地谈论理论及远大理想。三、四十年前,有很多年青人投入组织工人的工作,积极关心工厂里的情况,但现在就不同了。目前的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吸引了很多青年人。不来梅的情况比较例外,青年再次表现出对工人状况的关心。老一代的问题是:如何发动年轻人来关心工厂里的问题。

  为什么工人不信任工会?在德国,法律上对工会的定义是:工会是企业的“社会伙伴”。工会官僚当中盛行一种说法:“举行一次罢工是容易的,难的是怎么结束它。”(即如何操纵和控制工人斗争以达到劳资“平衡”——作者注)随着企业“转型”,工会越来越不重要,显得多余。经济发展的进程使雇佣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工会都站在政府和资方一边,没有别的选择。

  我谈的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有人提到阶级冲突和决战问题,我希望这种决战最好不要发生,或者应当尽力避免,最好是制度自身能把它化解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使之能够掌握在我们手里。举例说吧,在伊朗和希腊,虽然斗争艰巨,旷日持久,但最后都没有成效。所以我觉得在全球化经济下,斗争很困难。我们讲述我们的斗争,因为跨国的交流很重要。我想,这就是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问题,这是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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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1905年6月由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工联主义者共同创立的工会联合会。其目标是:不分性别、种族和技能,把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人组成“一个大联盟”。他们反对与资本家妥协,呼吁采取“直接行动”。



FAU——新联合工会的尝试



  一方面,德国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不断进攻,另一方面,工会、企业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普遍官僚化,持亲资方、亲政府立场,漠视工人利益。因此,一些力图进行抗争的工人和工会正寻求摸索新的工人组织形式。FAU是其中一例。来自柏林的FAU组织的成员介绍了该组织的情况,具体讲述了柏林巴比伦电影院的罢工事件和该组织面临的困境:

FAU.jpg


来自柏林的FAU组织成员



  FAU是一个工团主义的企业工会联合会,是受到工会支持的、自下而上实施基层民主的工会。最初的想法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团组织的观点。

  在德国的多个城市,都有工会组建的FAU。它们不想带上宗教及党派色彩,也不愿意跟政府走得太近。它们要在日常斗争中互助,而非期待外援。它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在多个领域里有参与之权。目的是通过团结起来改变生活及社会,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在实际操作中,FAU组织从事帮助工人提高工资等等非常实际的斗争,也有许多国际行动,比如支持西班牙的其他姊妹组织。FAU还组织集体性的、影响力大的罢工,比如柏林的巴比伦电影院的罢工。

  这是柏林唯一接受国家资助的一家电影院。因为其老板跟左翼党领导层的关系很好(虽然老板本人不是党员),所以得到资助。电影院与左翼走得很近,经常上映批评社会的电影,可惜电影院员工的待遇却跟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

  2008年底,员工们说,工资、工作条件以及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让我们没法忍受。他们起先要求组建企业委员会,但发现效果很差,因为企业委员会权力有限,无权将员工组织起来,于是意识到需要工会。他们向威尔第(VER.DI)服务行业工会发出求助信,但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从未得到答复。员工们的理解是,老板看来跟VER.DI的领导层也走得很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找到FAU(此前半年,FAU曾培训并帮助他们中的一个员工,帮他找到律师协助)。FAU派出一个企业工作小组,与员工们一同向老板提出诉求。企业工作小组定期跟员工开会讨论,把诉求写下来,形成集体合同的初稿,将之交给老板。老板压根不搭理。矛盾激化了,劳资关系达到紧张状态,最后矛盾公开化了。员工们组织起来,派发传单,最后封锁了电影院。压力通过领导层传递到了左翼党派那里。2009年9月之后,VER.DI工会终于介入,通过媒体表示愿意帮助电影院的员工跟资方签订集体劳动合同。资方则提出诉讼。法院判决结果是,FAU可以在电影院组织员工罢工,但无权在行业里签订集体合同。2009年12月,判决由FAU支持成立的工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2010年1月,VER.DI与资方签了集体合同,条件远低于员工提出的要求,并且不能适用到整个行业。2010年我们又打了一场官司,至7月裁定胜诉。FAU帮助组建的工会获得承认;但工会虽然合法了,却没有与资方签定集体合同等权利,也不容许集体上诉。因为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只在一家企业里存在的工会不具备全行业工会的能力,同样,只在一家企业里订立的集体合同不能推行到全行业。这事实上意味着企业工会无权罢工,就法律来说,德国工会受到的限制比美国和中国更严重。

  总之,在现行法律规定中,FAU没有成立工会及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

  现在,FAU工作小组虽然在电影院活动,其地位得到加强,但员工都换了,老员工的待遇有了改善,新员工不愿斗争。我们认为,斗争并未结束,也没有彻底失败。

  至于VER.DI工会,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在电影院行业已难以立足。而随着放映技术数字化的发展,现在的影院模式已经变了,推入一张CD碟片便可放映。以我的悲观想法,这样一来要实施集体合同就越来越难了。


瑞士“为社会主义而行动”——争取移民居留权组织




  在10月16日召开的工作坊上,来自瑞士的客人大卫(David)团体讲述了他们的活动,这不仅使来自中国,而且让德国的工运份子也有机会了解在这个邻国发生的事情。该团体名为“为社会主义而行动”,是一个为外籍移民工人的居留权而斗争的左翼组织,分别在瑞士和德国行动。以下是大卫的介绍:

  “我来自瑞士巴塞尔的‘为社会主义而行动’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有许多积极份子,努力为非法移民瑞士的人争取居留权。瑞士政府一直想要阻止我们组织的行动。在瑞士,除了正常居民计780万人口之外,还有20~30万人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瑞士法律规定,‘难民’有10种不同的居留许可证,待遇和权利各有不同,非常复杂,包括在哪里居住、得到政府的保障和补贴都各不相同。团体在工作中要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政府让难民们每星期更换居住地,使得团体难以接触移民。

  “非法居留的移民在跟团体接触时面对的问题有:语言沟通方面的困难;很多人对自己的状态很恐惧,政府很可能会把他们送进监狱,或暴力驱逐,例如被捆绑在飞机座位上强制遣送回国等。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的做法就是在很多城市建立小的支部,到他们的居住场所做宣传,告诉他们我们能提供一些帮助,让这些移民知道在瑞士有些小政治团体会帮他们。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瑞士伯尔尼跟他们见面时,我们亲自去接他们,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有可能被检查证件,并有可能被抓。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使他们的身份合法化,包括:1、要求让这些移民享有合法居留的权利;2、要求让他们的家人能来共同居住,即申请家人来瑞士团聚;3、享有工作的权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

  “今年夏天,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占领了瑞士议会附近的一个小花园,设下帐篷,组织了为期7天的静坐、集会,有二、三百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每天举行两次全体大会,用7种语言说话,让与会者知道我们讨论什么议题,以及如何把问题和要求传达到议会去。不合法的人(即无证移民)以不合法的方式占据公园集会,这种方式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期间,我们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前往联邦机构附近,以及到颁布有关难民法令的机构去游行。这7天里,我们的行动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建立负责安全的小组,24小时从事保卫工作,以避免被袭、被盗等事件,小组由持有合法居留证件的瑞士人组成。

  “2008年我们搞过一次类似的行动:占领教堂。瑞士很少发生罢工、游行,所以我们占领教堂和公园的行动引起社会很大的关注。

  “我们团体以及‘难民’的内部也有分化和分裂。有的人是出于政治原因来避难的,有的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来。前者比如伊朗‘难民’,他们说:我们跟非洲来的难民是不一样的。许多人则认为瑞士人歧视外国人,因此政治上的保证更重要。我们认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是可以结合的。再拿我们搞的为期7天的活动来说吧。当时很多有合法居留权的瑞士人也来参加,支持这一行动,但之后他们可以回家过正常生活,‘难民’们却要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这也是分化的原因之一。语言问题是个障碍,我们要做7种语言的翻译工作,而且‘难民’因此难以跟媒体沟通。不过,召开全体大会时,我们鼓励‘难民’们自己组织话剧演出等活动,鼓励他们自己主动积极地起到领导作用,收效比较好的。

  “假如‘难民’不接受政府安排的遣送的话,就要坐2年的牢(瑞士加入欧盟后,改为一年半)。瑞士政府对待难民比较严苛,针对难民的标语、宣传都很极端,因为自我保护之故——瑞士的经济情况比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要好。前段时间,有一个难民被遣送回国的时候,被捆绑在飞机上,结果在遣送过程中死去。政府给这类遣返者提供的是普通飞机票,被遣返者的手脚都用绳索捆绑起来,再戴上面具,所以会因紧张而导致吸呼困难。官方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难民以自残的方式要求延长居留。为此我们计划搞一个行动,阻止飞机起飞,同时告诉被遣返的‘难民’不要上这个飞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对我们来说,为居留权而抗争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部分。”




转发某人对“不来梅奔驰汽车厂工人代表”发言的评论:

有人提到阶级冲突和决战问题,我希望这种决战最好不要发生,或者应当尽力避免,最好是制度自身能把它化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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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逃避那个最关键的“决战”问题,只想着如何在当今制度下如何“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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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5 17:17 |显示全部帖子

拜访法兰克福的土耳其民族中心


一, 07/04/2011 - 03:18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81




  2010年10月20日下午,我们拜访了一家名为Rodelsheim的土耳其民族中心。这是法兰克福最老的移民中心。这位74岁的老太太(下图左,简称E女士)则是移民中心最早的创建人之一。

土耳其民族中心.JPG



  E女士是土耳其人,丈夫是德国人,所以她的名字是双姓。她在土耳其读到高中毕业,1956年赴德国攻读大学课程。1960年左右,开始有大量的土耳其人前往德国打工。1964年,有人在德国成立土耳其人的组织。当时,学生和工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将各阶层土耳其人(包括工程师、律师、医生等)组织起来。他们选择了在土耳其也较为常见的“文化中心”的形式,通过话剧、音乐、图画、读书、展览,以及开办德语课程等方法跟土裔移民沟通。1965年,该中心成立。在座的另外两位老先生分别于1967年和1969年参加组建该中心的工作。他们和许多官方机构、工会、地方政府教育局等等都有良好联系。中心有许多成员加入工会,现在不少都已经成为工会代表或职代会成员。她自己在退休前担任五金工会的一个领导。有了这层关系,工会一直很支持他们的工作。
  活动场所是由工人福利机构提供的,一直负责为外籍移民服务,主要是咨询工作,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还和很多青少年机构有联系,为土耳其裔的小孩上德语课。资金方面,机构从法兰克福政府那里领一点钱;采取会员制,收取会费(每人每月最少5欧元);组织活动时收一点钱,但这笔钱是不敷需要。中心的财力有限。没有钱,这个组织要延续下去非常困难,到底能撑多久,还很难说。
  1970年,中心召开了一次全体土耳其移民大会,当时成员达790名。该中心一直是政治活跃团体。1970年代土耳其政局动荡(见附注),他们组织在德土耳其移民发起示威,抗议并要求推翻军政府,起了很好的影响。土耳其有过两次军事政变,结果是成立军政府(可能指1960年5月27日和1980年9月12日的两次军事政变,军方接管国家政权并强力干政,迫使当时的政府下台——笔者注)。
  中心和法兰克福比较进步的民主组织以及为外籍移民服务的组织有着颇为密切的合作,跟工会的工作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每次罢工中都表现非常积极,比如给罢工的工人做茶、做饭、发传单。他们在全德国从事维护移民工权利的活动(例如1984年的争取外来人口选举权和身份合法化活动),帮助不少移民办理手续。他们的工作不仅在法兰克福,而且在全德国都很有影响。土耳其人在这里生活,就可得到法律保障,有权利拿到政府的补贴,但他们往往不懂法律上的规定,就算懂得也不知道该如何申请。因此该中心在服务移民的工作中,同官方当局建立了良好联系。最近他们发现,原来这些都还不够,因此他们现在关注并讨论伊斯兰人在德国的生活状况。
  目前中心共有130个成员,平均年龄40岁以上。但他们的孩子不愿参加到这类组织中来,而会去参加德国的某些组织,这是该中心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这种发展趋势与土耳其移民的发展有关(比如宗教组织就吸引了不少土耳其人)。中心一直以政治活动的方式来吸收新成员,但在当前的德国,不存在什么大范围的政治活动能让他们有所作为。她自己现已退休,频频往返于德国和土耳其。由于政治原因,此前她有23年无法回国。土耳其移民加入德国籍的条件是:在德国生活、工作满8年,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会讲德语,会唱德国的国歌。但E女士一直保持着土耳其籍而非德国籍的身份。在德国生活了52年,她承认已不知道自己该算是土耳其人,还是德国人了。

  接着,另一位先生为我们介绍中心的发展史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情况(E女士不时做些补充):

  中心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
  1) 1965年至1970年代中期 当时不少土耳其人到德国来打工,他们希望等攒足了钱就回国,买房安度晚年。德国政府也有此意图。但后来的实际进程跟他们原先的想法大不相同。
  初来乍到的土耳其劳工,面临着语言障碍。1963年,E女士和她的学法律的同乡成立了一个咨询处,从事服务土裔移民的工作,以了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2) 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德国开始把土耳其裔移民称为“来自国外的新市民”。他们把家眷接来。孩子们的语言知识比父辈们要好多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这些土裔移民仍然觉得“我将来还会回土耳其,要多积蓄点钱将来在土耳其投资”。
  3)  90年代初以后 移民们终于意识到可能回不去了:“我们就呆在这个国家吧。”他们依各自的经济条件,开始在这里买房子,工作或是做生意。他们的后代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好,越来越长期化,这样慢慢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我们是土耳其人,但我们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中心也随之发展起另一项活动:从72年开始,给土耳其工人的孩子辅导功课、家庭作业,为他们提供文艺等方面的活动场所。现在有60个孩子放学后就来中心这里做作业,包括土裔和德国孩子。70年代时中心给孩子们上德语课,现在改为“融入社会课”,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妇女在这个中心的地位很高,45%的成员为女性。妇女一直主持着中心的工作,也是主要的参与者。每年国际三八妇女节时,中心和五金工会都一起组织妇女活动。这里每星期都有妇女集会,妇女们带上在家里做好的食物,来这里碰面、聊天和分享。
  60年代到德国的第一批妇女,往往来自伊斯坦堡等土耳其大城市, 受过良好教育。到60年代未,德国需要劳动力,于是专门到土耳其的偏远农村去找。当时的土耳其妇女即使戴着头巾,思想却是解放的。70年代,德国妇女运动的积极份子曾有“解放土耳其妇女”的想法。E女士一直跟她们争论说:“你们总认为土耳其妇女不解放。德国男人回到家把脚一翘,什么家务活都不干,要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你们却以为只有土耳其男人这样做才不对?(当年)土耳其妇女在德国比土耳其男子要容易找到工作。这些妇女孤身一人从小城市坐两个小时飞机来到高度发达的德国,要工作,还要带小孩,什么都做。这样的女性还不够解放,你们还想怎样?……”
  60年代的客籍工人早已退休,所以中心也举办许多老年人活动。2000年至今,他们一直在组织一个项目:咖啡厅,名叫“老地方”,意思是“保留传统”和“在老地方见”。非土裔的老人来这里,同样受欢迎。情况允许的话,会给老年人提供午餐、土耳其语的书报、录相和电视节目,让他们有身在家乡的感觉。通常19点以前是老年人聚会的时间,19点过后,年轻人下班,也会来这里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主要是退休金方面的。有些老人不懂德语,没法去政府机构办事,工作人员就陪他们一起去。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免费早餐。假如经济允许,还组织老年人出去郊游,听音乐,看电影。此外,还组织一些宣传健康意识的活动,讲解有关退休人员的法律,等等。
  中心的成员除了土耳其人之外,还有库尔德人、罗马尼亚人、德国人。土耳其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98%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也有其它小教派,包括基督教。40年前,来自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只好回到自己的伊斯兰文化中去。德国政府现在却拿这一点来说事(意即指责土耳其人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不善融入德国社会——笔者注)。德国在百年前就有波兰移民,但因同为基督教背景,这方面的问题不大。其实土耳其人并没有宗教派别意识,他们反对当局的这种指责。以该中心为例,他们欢迎库尔德人,也欢迎德国人参加这个中心,他们还希望年轻人能参加到德国的政治活动当中去,包括反法西斯、要求平等权利。

  关于土耳其政府的移民政策变迁。70年代初,土耳其政府是非常欢迎劳工输出到德国去,把挣得的钱投资到土耳其。现在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有了变化。在德国现有250-300万土耳其人已加入德国籍,土耳其政府希望他们能游说政府,让更多的土耳其人到德国打工。年轻的土耳其裔大多已是移民的第四代,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一代人,土耳其政府本应依靠他们来游说德国政府,但他们就像德国年轻人一样,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理会这类事情。
  早年,土耳其是有机会加入欧盟的,欧盟所提出某些要求对土耳其政府来说很是为难。到了今天,土耳其对加入欧盟已不感兴趣,反正欧盟也不会给他们钱。2008年的经济危机给欧盟造成的影响比土耳其要大。

  跟多数外国人一样,他们对中国感到陌生难解,因此也向中方来访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对于“中国只能有一个国家(政府)工会”、“工人要成立工会需要由资方(即所谓用人单位)来成立筹备小组”之类事情,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他们对中国的环保似乎特别感兴趣,甚至颇为尖锐地问道:“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严重的,你们觉得中国是否应当对现在的环境污染负最大责任?”
  但这个问题在中方来访者当中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一位发言者回应道:不能把责任算在中国人民头上,而应当算在政府头上,这一切都是政府造成的。
  另一位发言人说:80年代至今,中国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速度越来很快,主要包括几个因素——1、发达国家把大量落后的、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这些企业在本国也许多半是遵守环保法令的,在中国则往往不然);2、欧美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生活垃圾运送到中国与非洲去堆放或处理;3、不过,从80年代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开始,中国的污染就加快了,后来放任私企外资的发展,就更加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环境的急剧恶化根源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论政府还是人民,应该说,这些年环保意识都提高了,但作用不大。
  还有一位发言人说:两年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但假如以人均排放量来算,中国就低得多,仅及发达国家的不到十分之一。中国当前所采取的发展私家车(小汽车)的道路,才是要命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就是大力牺牲劳动人民和自然资源,因为两者都廉价。比如大量采煤,煤矿工人的保障却很差,每年有大把的矿难。中国工人需要关注这个问题。至于核电,在目前的中国所占比例还不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约占10-15%,比欧洲还高些。


附注:“1971年3月,土耳其军人集团接管政府,对左派实行严厉镇压。……国内左派活动遭到破坏后,流亡欧洲的土共的活动增加了。其争取的对象是在西德的土耳其工人。……该组织的一些宣传材料还逐渐渗入到土耳其境内,号召工农武装起来成立人民军队,推翻政府,退出‘北约’组织。”政局动荡的表现还包括各种暴力行动:激进左派的政治暗杀和右派组织的报复或军队干涉;左、右派合法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等等。(见《土耳其暴力活动的社会背景》,作者:[美] 乔治•S•哈里斯,原载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80年7-8月号)。这些,应当就是“土耳其民族中心”之类的机构当年兴起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中国与土耳其政府谈判并建交之后,关于土耳其社会冲突的消息便从《人民日报》等官方报导中消失。除了政府更迭的简单信息之外,就只剩下“中土友好往来”的活动与贺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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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5 17:26 |显示全部帖子

法兰克福的“在一起”联合会


一, 07/04/2011 - 03:28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82




  2010年10月20日清早,我们拜会了位于法兰克福城区Rödelheim 的组织“Zusammen e.V”(“在一起”联合会)。从联合会工作人员的介绍来看,这是一个颇有激进色彩的左派组织。贴在门上的罗莎•卢森堡画像,书架上的许多左翼书籍,例如《10 TAGE》(即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弗罗姆和奥威尔的著作,甚至毛著等等,似乎也是证明。一位名叫菲力浦的男士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组织,另一位女士则为我们讲述了德国工人组织的传统及其演变。

“在一起”.JPG


向中方做介绍的两位“在一起”联合会成员



联合会的宗旨与工作



  这个劳工服务组织是在四年前成立的。一开始是在市区摆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搞宣讲,做咨询。这样,我们就发现许多人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挣的钱少;孩子因为父母上班而无人照顾;失业严重而且失业金很少,等等。这些为同样问题苦恼的人们互不相识,彼此间没有信任,单打独斗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想到应该把这些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政府解决问题。比如孩子没有人带,这是因为托儿服务不足,政府不重视;至于工资和失业属于劳动问题,就需要联合起来向劳工局做斗争。
  我们在每个城区发布信息之前,都去调查一下那里的人们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问题以小故事的形式印在传单上,发到每个人手里,但我们不谈如何解决问题,为的是给人们留下思考的空间。
  起先,我们在每周搞三次见面会,第一次只来了一个人。但我们坚持继续举办,很快就增加到20人。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开始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起讨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很快就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工资低;二次失业金太少。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小组,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作架构,并与法兰克福大学取得了联系,跟大学里关心这些问题的师生一道工作。然后,很快,我们发现需要一个集会的地点,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找到我们。于是我们凑钱租到了这个房子。
  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会员制——现在约有80名会员;会费每人每月10至15欧元;成为会员者有权得到咨询,有权使用我们的房子和接受我们的服务,同时有责任积极参加我们的义务工作,包括打扫卫生。成员之间相互帮忙,比如陪同你到劳工局等政府部门去,充当翻译,或是帮忙带孩子什么的。成员之间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并提供协助。
  最初刚成立组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成员多寡有多么重要。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感到,没有会员制是不行的。成为会员,意味着认同我们,因而能够积极参与,并且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的成员当中常常说到,能够团结和站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有个见面机会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对初次碰到的一个潜在的成员,我们一般都会告诉他:我们不是咨询处,希望你能加入这个组织;如果你只想咨询,我们会介绍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资料。
  现在,我们每周做三次咨询,其中两次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参加——我们的咨询是非常专业的,不仅介绍法律方面的情况,还要帮助你了解和分析自身的状况,比如为什么会有低工资等,以此增强你的自觉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针对领二次失业金的人,我们就有完整的架构和经验来帮助他们,我们还把它推广到诸如居住、受教育、健康等方面。
  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组织大家聚会、过节、举办庆祝活动,让成员们彼此了解,相互支持。
  关于举办什么活动较好,是咨询呢还是带娱乐性质的聚会(party)?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坚持前者。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我们确信,咨询工作很重要,可以给会员们带去许多信息,让生活发生积极的变化。开个派对的话,很多人都会来,在增加彼此的了解、信任方面有帮助,但也有很多人会争吵、酗酒、吸毒等等,对此我们是禁止的。而即使是搞个庆祝会,我们也会考虑它能给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我们还举办工作坊,例如针对二次失业金的工作坊,不仅谈法律,也谈论失业金及低工资形成的背景。首先是从法律上分析,即由于新颁部的法律的限制,我们能拿到的钱越来越少;接着分析失业金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找出两者的共同点;最后,对“工资“概念进行彻底的分析——谁来订立工资水平;谁分配工作;工人被剥削的情况如何。这些工作是有积极成效的,大家的抗争意识都有提高。不过,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架构。此外,我们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总结会,汇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讨论将来怎么做。
  到我们这里来的成员各种各样,有来自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人,我们设法让大家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互相信任而非彼此竞争。当前的德国社会有着大量“反对移民”的言论。我们逆着反移民潮流来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点,力求改善移民状况,让他们互相信任而不是互相出卖。从8月至今,我们一直在进行一项活动,就是让法兰克福市区的其他人也来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到处张贴宣传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我们所做的正是他们想做的——并赢得了很多会员。因此,我们计划每三个月就搞一次大型活动,让需要帮助的人们能够找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愿望是,将来在法兰克福其他地方也开展活动,最终让德国其他城市的人们都能够团结起来。
  目前这个城区有1.7万名工人,失业率达到7~8%。德国有很多工会在各城区办有工会活动中心,可以给市民、工人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在法兰克福的工会则把办公室撤掉,把活动中心关闭了。


德国工人组织的蜕变



  之所以选择城区来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在传统上这里有着非常悠久的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已经看不出了)。那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已经不是,为什么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剩不多了?这里还有许多工人组织,诸如工会、音乐小组等等,但宗旨已改变,不复是当初成立时的宗旨了。
  从19世纪到1933年,近百年间成立了很多的组织和工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很艰难,下班以后很难有什么娱乐,所以大家就自发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比如音乐小组)。不仅在德国,其他国家也有,靠工资生活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一些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好,更丰富。在德国,这些组织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实基础,不管什么样的组织(包括音乐组织)都致力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关注社会的变化,积极参与讨论。这些以各种兴趣小组命名的组织,实质上也是政治组织。
  对法西斯兴起时所搞的一些恐怖活动,这些工人基层组织都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予以反击。不过,这些组织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已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们被迫退回到家中。法西斯上台后,人们仍然组织活动,但受到法西斯的严密监控,不得讨论任何社会及政治议题,一旦发现有反抗举动,就会把你送进集中营去。这一系列的恐怖活动破坏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富有觉悟的组织的精神;通过谋杀这些组织的负责人,迫使他们谨言慎行。还有的组织直接被宣布为非法,遭到取缔。1933年,人们曾经尝试组织一次大罢工来抗议法西斯的恐怖活动,但遭到镇压。
  1945年之后,战前成立的组织也保存下来了。但在先前的非常敏感的时期里,这些组织的权力并不操在成员之手,他们受到外界的控制和监察。这种控制在1945年后有所减缓,但仍旧存在。比如在工会中隔离共产党份子。长达12年的法西斯统治彻底破坏了这些组织的精神,使得留存下来的组织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完全丧失了积极性。到了1956年,前西德开始将共产党及其理念视作非法而予以禁止。结果很多人只好闭上嘴。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愿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愿发表政治见解。当然,像反法西斯之类的议题,人们会发表议论,这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此外还有最近在斯图亚特反对新建火车站的运动,就有大批人积极参与。政客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来抗议呢,不是有议会吗?你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机构、政党……不过,愿意起而反抗资本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工业化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早年在工厂附近有很多工人居住区,但现在那种大规模的工人聚居区已很少见。比如法兰克福机场这样的大公司,工人们的住处分布在城市各区,而非集中在机场附近。只有鲁尔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工薪劳动者的合作与交流有两个场所,一个是工作场所(即工厂、公司),另一个地方就是居住地。工人不仅要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比如工资等等),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权利,比如说在工厂和居住地建立可以进行组织活动、交流经验和交换信任的地方,以便将来能够组织斗争。当前社会通过把人分成等级的做法——歧视失业者,或是把人按照工作的背景来划分——从而制造分化。在在居住地组织工薪劳动者的有利之处是可以避免人和人之间的分裂。德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人人都对政治机构(政党或工会)持不信任态度,也不愿发表政治意见,不相信通过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什么(有人提出,在不同地区,人们对社民党、工会等机构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位德方朋友说道:“我在工厂,是工会成员。当很多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去找工会时,工会总是态度强硬地压制工人。它和政党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我们的积极份子在做宣传的时候,人们会问:“你是不是要向我们兜售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不信任。欧洲其它国家如法国、希腊、西班牙就不一样,德国是比较保守、谨慎的国家,其根源来自当年法西斯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使用发传单的方式,想到必须成立一个机构来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用其他方式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目标就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一个迹象是进步的,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会去找工会、老板、劳工局抱怨。意识到处境不佳,并且能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组织起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做得不太好,如何组织起来还不太清楚。


题外话:德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联合会的成员对中国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并提了不少问题。
  有人问道:“欧洲把中国当作一个大问题来看待。我自己才10岁的时候就曾经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那会是什么局面啊?欧洲希望中国永远生产在‘一欧元商店’里能够买到的便宜货,可是现在的状况让他们非常生气: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不但生产便宜货,还发展了技术。欧洲认为,中国人偷取了西方的技术才大大发展起来。不过我要是中国人的话,会很自豪,因为不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对这些问题,中方如何看待?”
  有中方访客答:“中国发展得很快,但大多数农民、工人都生活得很苦。多数财富只是为富人所占有。中国工人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假如中国工人一直生产便宜货,收益也只会在资本家手上。便宜货卖到外国,外国工人未必受益。某德国组织的人士就说,中国进来的便宜货多了,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跟着下降。真正得到好处的不是中国工人或西方民众,而是全球的资本家。中国工人与西方民众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另一位说道:“2003年我们与欧洲某机构一同调查成衣成本,以一件衣服4欧元算,中国工人只得到2 欧分。所以我们都觉得,只要欧洲人多给两欧分,中国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翻倍了……不过真这样的话,这笔钱也不会落在工人手上,而只会落在资本家手上。至于西方品牌公司,则占了75%的利润。”
  第三位发言者说:“要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车,我也不能想像。一,大部份中国人都很穷,买不起车;二,中国现有的汽车数量已经要超过公路系统的承受力了;三,石油资源也不够。另外,工人同时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是会有矛盾的心态,这不只是欧洲与中国的问题。说到当前全球的分工,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搬去不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大量人类劳动的浪费。中国现在很流行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老板赚得很少,绝大部份利润被发达国家赚走了。基本上,这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把劳资矛盾转移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欧洲人想不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但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相比之下,前苏东各国就衰落了。”
  有发言者举汽车业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中,德国的奔驰与大众跟美日品牌一样不赚钱,但它们一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这些合资企业的投资额是对半投资,利润按理来说也应对半,但实际上70%以上的利润被外国资本拿走。这是中国某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没有人说明真实原因何在。”
  最后一位发言者说:“汽车业的利润分配,我没有研究。中方一般要付出高额专利费,但中国是大国,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并不纯粹受外资控制,也能迫使外资做更多的技术转让——这是小国所做不到的。因此,中国在对外资让步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多技术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就像如20多年前的日韩那样以威权主义模式压榨工人。中国有两亿自律性很高并且对城市生活有期望的农村人口,国家把他们变成工人,作为剥削对象。中国‘崛起’或许没问题,但对工人来说,受害多于分享。”
  德方朋友问:“德国有30%以上的人口不好找工作。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60%从未做过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签短期合同。现在德国的五金行业中,80%的工人是劳动派遣。中国的农民工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稳定的工作?”
  中方来访者答:“以往有较少部份农村人口可以通过读大学而分配到城市工作。90年代中起,由于教育商品化,读书越来越贵,一般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每年有几百万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派遣在中国至少有10几年的历史了,但2008年前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劳动派遣发展得非常快速。”
  德方朋友又问:“中国政府颁布了下一个五年计划,要拉动内需,改变当前的出口型模式,还要提高劳工待遇,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方来访者答:“中国搞了个四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但内需分两部份,一是人民的消费,二是投资。2008年,人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35%,2009年还是一样,可见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没有增长,增加的只是投资。从这方面来说,政府的目标有一半是失败了,当然政府没有说,只提4万亿是如何投资,并且‘保八’了(也就是保持了高增长)。国内消费在很多国家占国民收入的70%,印度是60%,中国只有35%,是全世界最低的。政府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现在也搁浅了。这个计划的阻力很大,即使出台,能否落实也很让人怀疑。就算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但物价水平也在增加。至于农产品,即使价格有一点点的提高,但原料成本会提高得更快。中国的资本很强大,官僚体制僵化,因此这些计划能否得到落实,还是抱谨慎态度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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