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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 论坛 风声雨声号角声 ★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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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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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3 12:35 |显示全部帖子

友利电工人抗争事件始末




  创办于1966年的日本友利电公司(Uniden),是全球最大的无绳电话生产供货商,年产量逾1亿部。1993年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塘尾村设厂,即友利电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无线电话、IP电话及对讲机等通讯设备。后增开了一家分厂。次年进入中国市场。2002年在江西省吉安市设厂,面积是深圳厂的2倍,工资水平约为深圳的2/3。到2004年3月,公司创始人藤本宣布要“将开发基地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有大量高技术人才。
  据工人说,设在菲律宾的友利电分公司于1992年因罢工而关闭,才搬来深圳的。
  早在2000年11月,拥有12000名工人的友利电公司,有七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另五千人正放假)。该厂工人没有合同,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仅休息一天,工作时间长达340个小时以上,加班工时则遭到刻扣。工人不满工资及加班费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419元)。扣除伙食费123元、住宿补贴60元、办理暂住证费用15元后,部分员工的实际月收入仅221元。11月25日星期六,工人先是拒绝加班,到了27日星期一,全厂罢工。之后在区、镇政府部门介入下被迫复工。工厂宣布工资调至419元,加班费5元/月,但通过其它扣除,工人的实际收入提高不多,仅加班费有所增加。罢工的导火线是修理部工人不愿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加班,于是消极怠工,有工人遭日籍管理者殴打。事件引起公愤。一些四川籍工人带头决定罢工,并转告工友,自发形成了罢工领导小组。经讨论,他们提出了建立工会、增加工资、改善工人伙食、住宿条件以及处罚殴打工人的日籍管工等要求。厂方的拒绝和威胁引发了大罢工。工人还联系了香港传媒,以扩大影响。
  此后至2005年,该厂共发生过5次罢工,每次都有镇、区以至市政府部门介入。但每次罢工后,工厂都要解雇一批“不听话”的工人。成立工会的许诺始终没有兑现。2005年4月,工人致信市长李鸿忠,说道:“友利电公司罢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管理干部经常非法打骂员工、工作环境、住宿环境、伙食状况恶劣(工人称食堂的饭菜是“家里煮的猪食”)等等。这里我跟您举两个小小的例子,您见过外资公司的管理者在车间脚踢孕妇的事情吗?您见过外资公司的宿舍里早上上班前不开灯而导致员工颅骨跌碎的事件吗?”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至2004年底,公司共有员工16000多人,其中男员工大约1000人(多为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其它为女工(约16—30周岁),多系生产线员工。日方管理人员400多人。
  2004年12月10日,16000多名员工发动开厂以来的第四次大罢工。每个办公室人员的邮箱都收到一封署名“全体员工”的倡议书,罗列了工人的15条意见,包括劳动合同、伙食和宿舍用水、病产假工资、成立工会等问题,要求厂方在下午四点钟前答复,否则“我们会尽快有所行动”。倡议书特别对人事部乱收介绍费和其它管理问题提出抗议, 要求开除两名影响恶劣的人事部经理人员。
  到了下午四点,近万名员工自发离开各部门和车间,“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工厂内草坪上、工厂旁边的马路上,到处都是罢工的uniden员工”。
  劳动部门的人来了,但根本不理会工人,而是直奔人事部,之后又径直离开。
  到夜间,工人散发另一份《倡议书》,提出工资待遇、保险、病产假、加班费等内容,所有条文几乎都引自相关劳动法规。工人要求同日方法人代表谈判:“我们不承认任何日方委派的中国人员代表。(我们将聘请律师和翻译与之谈判)”,以及“1,分小组选出自己的代表;2,成立小组代表;3,如同意请签名后交给各自的代表”。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和组织性。
  据悉,“该公司拒绝与一位在公司服务了近十年的老员工续签合同,并且不提供与工龄对应的经济补偿”是罢工的导火线。工人要求厂方在2005年7月前兑现成立工会的承诺,且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同时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工厂在调薪的同时,加收200元食宿费。公司未依法为1.2万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也是冲突的原因之一。许多员工自愿当谈判代表,包括开发部王强,IT财务副经理Tom陈等级别较高的中国职员。
  工人们联系了深圳的相关媒体同政府部门,但毫无响应。
  软件部、技术部、财务部的职员相继加入了支持生产部工人的罢工。
  13日早上9点多,有六七百名女工试图堵塞107国道以“引起媒体的注意,然而等待她们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同治安队人员,有的女工在路上被推倒了,有的头发被撕乱了,但是她们还是爬起来,哭着朝目的地前进。后来听说大概有500人到了,但是被更多的警察给轰了回来。”
  10点后,员工代表上台喊话,质问公司不肯兑现2000年大罢工时“建立工会”的承诺,“厂方可以随便炒员工,压扣工资,制定不平等条款,上下班搜身,甚至带治安队人员进车间抓将被炒掉还在上班的女员工,为什么?因为员工是弱势群体,我们现在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工会来保护我们的员工,来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台下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近50名女工纷纷勇敢地站到台上来,用最朴实的话谈自己的经历,以及为什么要站出来抗争。台下传来工人们“我们同意,我们支持”的喊声。
  会上宣告成立“工会筹委会”,经选举和讨论,确定了12个人选,其余上台的积极份子作为后备人员。在整个过程中,塘尾派出所人员忙着拍摄台上的所有人员,以及聚在一起议论的员工,遭到阻止时即出言威胁……工人联系了深圳市总工会,得到的答复是“完全合法,并叫我们同宝安区福永镇工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政府和公司一边召代表谈判,一边着手对员工进行分化瓦解。最后,总算在15日达成协议,内容有几十项,“由员工代表监督执行”。据目击者称,有部分员工对协议仍不满意,后在代表的劝说和命令下复了工。
  协议包括签定一年期合同,月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同意把每天的工时减至十个半小时,取消女员工出厂搜身检查的做法,等等。关于工会,公司表示“将于今年7月份成立”,此前不会以任何理由解雇员工代表。之后,公司按照自愿原则,为9000多名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但事情并未结束。

  据称当时的董事长市川着手执行部分协议,但旋即被调离,由松冈担任。这位松冈曾在生产在线殴打过中国员工。此人先采用各种手段,甚至动用当地塘尾派出所的人,逼走部分罢工代表(并通知所有日本同行不予聘用),然后停止执行协议,把许多人的合同期从1年改为3个月;工会的事也被搁置,并试图另找傀儡控制将来的工会;工作时间也由五天延长至六天,还通过下班后占用员工时间、加快工作速度等手段,变相剥夺工人争取到的权益。员工的实际收入只加了几十元,而为了收买管理人员,“那些靠关系上去狗屁不懂得的主管,科文”则加了大把工资。公司称:“我们不承认你们是员工代表,你们的政府部门也不承认,你们只是罢工时的员工代表。”春节前,代表们把公司的这一说法,以及与公司的沟通情况写成《告全体员工书》贴出来,被公司派人撕下。
  生产部员工开始抗议,在无人号召和组织的情况下,发展为罢工。4月17日晚,有三四千名工人的老厂率先罢工,新厂万余名工人于19日加入罢工行列:“既然老厂工人都不上班,我们也不返工了。”工人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要求之外,这次行动也是对中国各地反日呼声的回应。工人代表整理了员工的部分意见共8条,要求管理决策层答复,否则“坚决不当班”。公司则采取恐吓、发传单、进员工宿舍拉人等方式强迫员工上班。松冈先生发出一份《告全体员工书》,声称罢工员工居心不良,破坏公司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所有在19日没上班的工人将全部辞退,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字里行间透着对所有中国员工的威胁、侮辱”。晚上18:30的时候还开进了一辆带警灯的高音喇叭车,向操场上的员工进行喊话。据工人说:“松岗还下命令给深圳宝安区政府,要求他们摆平罢工员工,否则撤资,接到命令后,宝安区镇府,福永镇政府,塘尾村委等不遗余力,上窜下跳,威胁员工。”
  和历次罢工的情况一样,老板避而不见员工和代表,却由政府部门出面搞定。把官商牢牢捆在一起的,除了财政税收之类的实际利益,还有招商引资的“政绩”。劳动部门和地方政府派出谈判协调代表,以及全副武装处于戒备状态的四五十名防暴警察和联防队员,还在路旁挂出横幅规劝工人,上书“相信政府,相信厂方,相信自己”等等。后来被愤怒的工人撕下。目击者称:“当地政府十分紧张,厂区门口公安林立,约20名工人在工厂大门内静坐,厂区外到处都可以见到身穿粉红色工装的女工。”工人们气愤地说:“日本人自己出的问题自己不出面解决,而让我们的政府部门来同民众产生矛盾……”
  19日晚,公司的操场上停满了警车。员工则告诉记者,如果他们的员工代表出了事,她们将以死来抗争!福永街道办四处散发致友利电“全体员工的一封信”,软硬兼施地要求工人复工,“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不要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声称政府已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处理此事,和资方协商,“求同存异”,但对组织者、操纵者和“不听劝阻肆意破坏生产”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这一天:

  按照昨天的约定,今天早上7:00,员工代表将在操场同员工见面,但是员工代表刚一出现,就有人领着一帮治安人员迫不及待的过来抓我们的代表,并将代表所站的主席台团团围住,并不让外面的女工过来,我们有女工要冲进来保护他们,他们就用手推、用脚踢,我们很多员工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这时候,里外哭声一片,然而友利电公司的女员工是坚强的,在很多男员工还站在远处观望的情况下,她们哭泣着冲破层层围堵,站在了代表的身边,并向这些人发出了最愤怒的声音:“走狗、走狗、走狗……”一万多人很快布满了整个操场,等到我们的警察同志发现问题从外面进来时,这些人已经被轰出去了。由于人太多为了防止意外,也考虑到大家站着太累,员工代表建议大家坐下来,这时候大家一起唱起了国歌,后来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时,一万多人是那么的认真,现场好多人边唱边掉泪,远处的警察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场外去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现场签名对员工代表表示支持、要求筹建工会,统计后签名达到4700多人,还有员工发动捐款请律师,截至10:00共9000多元人民币,这可是姐妹们的血汗钱啊。

  日方还封锁了开发部大楼,不让里面的员工出来。罢工在第三天失败了。工人的收入状况无甚改善,管理层的工资则继续增加。在《友利电罢工工人给李鸿忠市长的一封信》中,工人提到:“到今天为止厂方没有给予任何正面的响应。相反,社会上有部分不轨分子打着政府的旗号在工厂里面发出种种传言,跟我们的员工产生冲突,我们已经用相机等设备记录下了他们的一切,现在我们一万多的员工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愤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一次,工人们,尤其是代表,遭到了更残酷的镇压。有工人报导说,“日本人勾结宝安劳动局,宝安公安分局,当地派处所,把罢工代表的在深(圳)的代表家人全部抓了起来,把罢工代表全部暴打一顿,威胁他们劝员工复工,那一幕和27大罢工一样,现在那几个罢工代表仍然在监狱里”。

  在中国,即便所谓白领,也极度缺乏工会意识,来自农村的工人一般来说对此更无概念。友利电工人之从2000年11月的初次罢工中便要求成立工会,并将之贯串于后来的每一次罢工中,这几乎是个特例。因此,它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但又很难以此衡量外来工的总体意识水平。并且,工人的态度非常积极:“中央都在督促沃尔玛这样的外商巨头组建工会,但苦于沃尔玛公司没有员工提出这种要求,但友利电的员工已经多次提出了这种要求,并且每次都争取到了几千人的签名,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它却一直在逃避呢?”
  从已知材料看,工人及代表对工会的理解大致是:“因为员工是弱势群体,我们现在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工会来保护我们的员工,来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目的是将友利电建设成劳资关系和谐、员工同管理干部关系和谐、工人同社会关系和谐的三和谐工厂。”“因为工会是连接公司和员工的纽带和桥梁,能够起到稳定员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作用,还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这种理解初看起来是妥协的,非对抗性的。但就友利电的情形而言,尽管历次罢工规模极大,成果却小,工人仍备受欺压,也不能保住自己的代表和积极份子。因此,即便工人想成立“和谐”工会,仍然要大大侵犯管理层的绝对权力,并有可能真正维护罢工的成果,迫使厂方履行协议。只要日方决策层不肯真正让步,“和谐”工会就将被迫成为对抗性工会。
  高级职员在近两次罢工中起到带头作用。许多代表都由高级技术人员担任,有的在日本留学过,有的还是共产党员身份。他们通常出于对下层员工的同情,或同时出于对“比狼还要冷静、冷酷”的日方管理层的厌恶(包括反日意识),而站出来主持大局。暂时来说,这种情形,正如“反日爱国情绪”一样,在罢工中起到正面的、积极的鼓动和团结作用。但消极的一面也多多少少有所暴露,比如2004年底罢工结束,达成协议时,这些代表对不愿复工的工人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轻信造谣者的话呢?你们罢工的目的是想把uniden罢倒吗?你们难道想让大家这次辛苦谈判的结果都化为乌有吗?”以及“今天已经正式上班了,还有部分人没进去,如果今天不进去,算旷——工——!”甚至指责这些工人“像木头一样”,是“人血馒头”(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
  2004年底至2005年4月的罢工风潮,得到部分境外媒体的报导,在网络上也颇多转贴、流传。友利电公司一面宣称“本公司将成为首家遵守法定加班时间的日企”,以及成立工会,一面于5月底表示,将重新选择菲律宾作为新的生产基地,生产无绳电话。计划从2005年7月份开始试产,8月份将产量提高至15万部左右,从9月份开始以月产45万~50万部的产量投产。进行“分散生产”的理由是:目前设在中国的工厂“都在满负荷运行,一点余量也没有”,从罢工的教训看,则必须“规避中国风险及增强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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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3 12:37 |显示全部帖子

2004年兴昂鞋厂工潮始末

兴昂厂工潮始末




兴昂集团概况



  2004年4月发生大型工潮的东莞兴昂鞋厂,隶属于台资兴昂集团。该公司在台湾规模不大,在大陆鞋厂之中,知名度却很高,“在业界口碑相当好”,产品全部出口欧美市场——
  兴鹏(兴昂)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仅是资本额三千万的公司,自1991年外移至东莞,当时仅有千余名员工,到2004年旗下员工已达3.5万人,每年为NIKE、TINBERLAND、CLARKS、NEW BALANCE这样的国际品牌生产着近3000万双鞋,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1998年,该集团赴越南投资扩建兴昂厂。
  集团在大陆有五家分厂,其中在东莞的4家厂都发生了骚乱:兴昂、兴莱、兴雄、兴鹏。兴昂厂位于东莞市长安镇宵边管理区,有3000多名工人,80%住在工厂宿舍。工潮之后,据称一位调查者指出,兴昂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在东莞的同业中尚是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因此,东莞的一些鞋业同行惊异于骚乱会发生在兴昂身上。

东莞鞋厂的劳动条件和工潮的诱因



  东莞的GDP每年增长20%,物价也在上涨,而相形之下,外来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他们被严酷地排除在当地社会之外:“他们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没有未来”。他们还是当地治安部门的头号“假想敌”。政府为此大力扩充治保系统,招收了15万以上的治安联防人员,镇压这些“制造利润的机器”。东莞则因此成为“全国保护资本家最理想的地方”。工潮前的兴昂厂实行每周60小时工作制,即10小时/天╳6天:7点半上工,持续到20点半,其间有两次共约1小时45分钟的吃饭时间。普通工人基本工资450元(东莞市法定最低工资),一般月收入在700元以上。工人每月伙食费150元,住宿费48元。律师写道:“我接触到他们之中两个人,一男一女,发现他们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损害,他们的手确实变形了,他们都在制鞋厂工作。制鞋属于冶金化学工业,橡胶、甲苯是工人们经常接触的,工厂的劳保还很缺乏,工人年轻也不太注意保护自己……”
  即便在工潮后,这些工厂同工人订立劳动合同仍然有悖劳动法规,进厂必须签订“工作时数不超过每月60小时上限”的“加班同意书”,工人不能保存合同。工作量极大,时间太紧,速度放慢即遭到管理员斥骂:“一般人真的受不了……一天下来全身都痛。”管理方式是“家长式”的,也就是独断和粗暴的,管理层对工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导致工潮的原因,可分为长期和近期,即工人一向以来积累的不满和近期发生的事件的触发。这些不满主要是:① 工作和加班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大,但工人还拿不到应得的加班费;② 拖欠工资较为为严重,一般每月都在四十天左右,且相当地普遍——这是工潮的直接诱因。③ 另外,该厂的伙食不佳。针对当地劳动局的检查,工厂则以做假来应付。
  近期的背景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品牌公司(如耐克和锐步)为改善自己的形象,开始推行生产行为守则,要求供货的工厂“遵守劳动法”。厂方的对策是让员工在节假日休息,而把加班转移到平时,即增加节假日以外的加班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不减,前提是工人必须生产出同样多的东西”),结果是工时比以前还多,工人做得更累,工资却较以前更少。于是,2004年3月19日,当工厂拖欠工资,数千名工人的愤怒便被点燃了(律师提到:3月份,兴昂公司仅向工人发放了一百元的工资,四月份则分文没有!)。

兴昂集团四家鞋厂的工潮经过



  3月间,工潮从兴莱和兴鹏厂开始,有数百名(一说2000名)工人参与。厂方与工人代表谈判,作了一定让步,包括提高工资、改进伙食和禁止打骂工人。
  接着是兴雄厂。“4月21日,是兴雄的发薪日,因为同样的原因,上千名兴雄工人在厂内闹事,打砸机器设备,并推翻汽车和电话亭,造成了135,008元的财物损失,亦有管理者受伤。”但是,发生在这三个厂的事件并没有见诸媒体,亦不为社会所知。
  两天后,即4月23日,当兴昂厂的工人们得知自己的工资将比以前少大约50至100元。他们非常愤怒,到了晚上11点半,他们叫喊着要求“提高工资,改善伙食”,并发出叫喊和口哨声,声势惊人。“脸盆、水杯、鞋子等从楼上雨点般落下。”女工占员工总数的70%,叫声特别突出,她们鼓动男工:“高声骂着男同事没种,不敢像兴雄厂那样闹。兴雄的先例和女孩们的叫声刺激了男工们的勇气。他们走下宿舍楼,向操场聚集。”
  工人们冲进车间,拿起劳动用的斩刀,打砸并推翻机器;又冲进办公室,砸烂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厂房、宿舍、食堂、保安室、宣传栏及一辆大客车的玻璃都被砸烂,小货车被推翻。有工人取下灭火器,四处乱喷。有人冲进福利社抢走一些食品和其它物品。部分监视器被工人砸坏,据称有台方管理人员被打伤。但有工人称:此次工潮中亦有干部参与。
  防暴警察和工厂的30多名保安在场,但无法控制这数以千计工人的骚动。直到3个小时后,疲惫的工人才留下一片狼藉,回到宿舍。据称厂方的财产损失计153,534元。
  兴雄和兴昂厂工人的骚乱,没有得到兴莱、兴雄厂那样的结局。厂方决心阻止这样的“传染病”,于是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拘捕,审判,大量解雇工人。厂方张贴告示,要求员工举报闹事者,每举报一名工人,工厂奖励1000元人民;知情不报者将受到处罚。警方则根据现场录像、保安举报和员工间互相揭发——事实上是根据工厂提供的名单——挑选出两厂上百名工人进行调查,随后拘捕了70名工人,大部分予以治安处罚。有十多人被关押。

官商连手惩治工人以及工潮的后果



  5月24日,东莞市公安局逮捕了5名工人,指控其“带头闹事”,先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将之刑事拘留,再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起诉。其中年龄最大的仅23岁,有一名还是未成年女工。关押了4个月之后,法院于8月25日以不公开的方式审理案件,仅用了一个小时零六分钟便完成庭审的所有过程,完全无视任何证据及律师的辩护词。法官对任何企图超过三分钟的发言都武断地加以制止。总之,未经审讯及辩护就对工人判处高达三年半徒刑(10月25日结案)。之后又有两人被判刑。这是“枪打出头鸟”的手段和把任何社会事件归于“少数不良份子煽动”的舆论手法的延伸:即便没有领头人,也要杀鸡儆猴,以恐吓全体工人。
  消息虽被封锁,但仍引起外界关注。在国外社会团体、劳工团体的声援和帮助下,这些工人被改判和缓刑,并于新年前夕被释放。
  事发后,各厂陆续开除工人。有调查者估计,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或辞职。同时各厂贴出广告,大量招收女工:文化程度不限,地域不限,生熟手不限。工厂在事后恢复了工人原先的收入水平(也恢复了原先的每周60工时制度);成立了“工人互助小组”、“工会”或“安全生产委员会”,但都由管理层一手控制,工人还未能得到“发言”、选举和“组织”的锻炼。

  兴雄和兴昂厂工潮短暂、猛烈而混乱,其特点是“没有领袖,没有代表,没有组织,也没有具体要求,也没有得到任何承诺。几乎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它是对工厂、机器和老板进行的发泄和报复,也是对兴莱和兴鹏工人的追随和模仿。这几起工潮,既表现了一般外来工较低的反抗水平,也表现了长期和残酷的剥削在他们内心里所堆积起来的惊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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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8 18:20 |显示全部帖子

银行买断员工近年来的抗争

银行买断员工近年来的抗争




  长久以来,银行的职位在国人眼中不仅意味着有保障,而且待遇好,就像海关、税收一样令人羡慕。员工一般是以国家招干的形式进入银行工作的。当国企工人从九十年代中以后纷纷下岗,银行里的职位看起来还是稳固的。想不到的是,到了2002年甚至更早,银行职员们也很快落到相同的境地,愈来愈多地加入了诉讼和上访行列。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说:“国企的所有问题,银行系统都有,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机构臃肿就是其中之一。”(《国内四大银行员工将近150万 银行业面临瘦身压力》2004.9.15)这是官僚、自由派和股市分析员的共识。该报道说:

    一位工商银行职员介绍,以前工行员工与行里的合同一到期,如果没大问题,基本上都会自动续签。现在这个做法改变了,合同到期的员工一般要先行解聘,然后根据所在行的人员和业务情况,再考虑是否继续留用,重新签约。
    业内人士预测,过去的裁员是局部的、循序渐进的,现在各方面的压力都要求银行系统必须迅速、高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国企改革”的过程,先是官僚对国家财产和工人权益或明或暗地一步步侵蚀,最后发展至合法或非法的全面侵吞,伴随着不断扩大的下岗解雇风潮。银行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在世贸协议中所做的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以及各大银行纷纷上市,是“瘦身压力”的根源。早在2000年,汇丰银行已把中国区总部由香港迁至上海。外资大银行通过合资、控股、进军保险业,在不断放宽的政策下扩展种种业务。从1992开始商业化的中资银行面临着竞争压力和“国内外股东的投资回报的压力”,同时也在“积极进取”,扩展海外业务,或与外资银行合作。例如,中国建设银行2005年10月27日在于香港上市,筹资726亿元(上市之时,即有建行买断员工到总行集体示威),2006年8月24日以97.1亿港元全资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腐败本身也非常集中,涉及的金额则往往巨大惊人(90年代后期至今,发生了许多金融大案。例如,在建行买断职工酝酿上访之时,2005年3月,建行行长张恩照被查办,并于2006年11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除了各种渠道的贪污并导致大量坏帐之外,干部们还通过暗箱操作,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工资、奖金和其它福利。职工的处境则越来越糟:“多年来银行保卫、一线柜员等岗位人员并不能在节日休息,各县支行都存星期天不休息,超时工作,领不到加班费。各行都存在任意剥夺员工的休息权利,强令员工24小时通宵加班从事制作造假材料,应付不良贷款剥离、认定、呆账核销和上级检查,损害了职工身心健康……”(《民主管理不可缺,商业银行造假的14种表现》)至于工会和职代会,当然是名存实亡,毫无权利的。

  一位被买断下岗的建行员工的自述,可以约略概括整个“改革”的历程:

  “96年开始,建行刮起了一股改革的之风,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建行改革的结局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工作量忽然猛增,我们没日没夜的加班,顾不上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转眼间已经到了2000年,建行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快了……我们调整自己,努力地适应,拼命的工作和学习。……从2000年到2003年,我们继续清理不良资产。这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不良资产不知从建行什么地方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它们不是通过正当渠道发放出去的。而且这些资产越来越多,像变戏法一样的奇怪。后来我们称这些资产为规模外贷款。……因此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了把建行变成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商业银行,我们在努力盘活不良资产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大部分国有企业倒闭,仅有的几家大型国有企业,比如电信、移动、烟草、电厂被几家银行争着、抢着、宠着,耍不够的大牌,无形间增加了很多的营销成本。尽管我们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级要求我们营销的产品还是没有市场。与此同时,责任制的落实,又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牢牢地套在我们的头上。好不容易放出去的贷款,唯恐有什么不测,整日提心吊胆。为此我们不只苦恼,我们还为此整日被上级行批评、通报,绩效也因此不得上去,每月工资数百元。……时间很快进入2003-2004年,在我们饱受工作和精神双重压力的同时,建行改革之风已经在我们不经意间变成了寒风。……推行考试末位按比例淘汰、实行优化组合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让你真正感觉到,让你下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八十年代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月挣三十多块,一干就是好多年。到了九十年代慢慢长到几百块,再后来长到了近千块钱,紧接着我们下岗了。这期间我们还经历了前所未有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存款也被这样那样的改革收罗完了,不欠债已经很不容易了。”


  被迫买断的整个经过,对员工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令人深恶痛绝的经历。中国工商银行雅安市分行100多名“买断工龄”自谋职业的员工在上访信中写道:

  工商银行在执行“减员增效”政策过程中,实行的是层层下硬指针、定死任务的做法……一些领导急功近利,为完成任务,急于捞取政绩而媚上欺下,大会小会作动员,哄、蒙、吓、骗一齐上。在宣传动员中……大力鼓吹“减员”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建所谓“精品银行”,口不离“花旗”,言必称“汇丰”,好象这些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都是靠把员工赶走才发展壮大起来似的;在政策解释上,声称“目前只是政策性减员,今后还有更残酷的机制性减员”,“减员政策会一年不如一年好”,“现在不下决心,今后上不了岗,就不签合同,按终止合同处理”等等,把工商银行的改革说得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在具体操作上,双选双聘、待岗下岗;考试考核、末位淘汰;群众评议、投票选举;画框设套、请君入瓮;办班加压、孤立打击;暗示诱导、威逼恐吓;挑起内讧、清算旧帐等等不一而足,花样百出,丑态百出。对有不同意见的员工,则工作上刁难,政治上歧视,心理上打击,人格上侮辱,收入上克扣,逼得走投无路。个别领导甚至将“减员”政策变成了手中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利剑。员工的命运就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已成为工行企业文化的一大特色。


  此外,在“买断”过程中,补偿标准低、不公平、暗箱操作、坑骗职工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来自中国银行职工说道:“买断工龄现在统称为发放经济补偿金。”就在一年半前,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称:“这次人事改革不会采用买断工龄的方式。”不过,在削减基层网点、减员增效、买断工龄等方面,中国银行正是各大银行的领头者。
  从银行员工的上访信、公开信,以及网上留言,可以看到:这些职员都意识到造成银行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上层官僚的腐败,他们则作为替罪羊被“低价推向社会”:“ 它以牺牲大部份员工的利益来保证少数人挣百万年薪,导致数10万员工失去赖以生存的饭碗。”这些平均年龄在40岁的买断员工立刻承受了生活的重压——除了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之外,他们无力缴纳15至20年的、日益上涨的社保费用和养老金,且社保系统极不健全;就业困难,并存在着年龄和技术结构上的劣势;做点小生意既缺乏经验,又面临各种风险和盘剥。至于因此而发生离婚、自杀等等,跟国企下岗工人亦无两样。
  至于那些“非正式职工”,他们的遭遇更惨。云南省红河州工商银行招聘的30多名银行储蓄代办员最高仅拿到五千多元的补偿金就被解雇,不到“正式职工”的十分一,“比我们这效益最差的破产企业补给下岗工人的钱还少”。 在仲裁、一审、终审……抗诉之后,最终还是败诉,而“官司费已远远超出了工行补给的那点点钱,好多人为此负下了债”。还有许多银行买断员工单独或集体提起诉讼,都以败诉告终,或者仲裁庭、法院根本不予立案。
  早在2002年夏,就有来自山东的百名工行买断下岗的员工,到北京总工行门前静坐请愿。总行找各地代表分别坐谈,口头答应了两个最基本要求(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让他们回当地解决。当晚,各地工行派车强行把他们连夜送走,回去后却根本不承认总行的口头许诺,而是派人把他们逐个看管起来,防止再次进京。2003年夏天,山东省工行员工冲破各种阻力再次进京请愿,结果仍是失望。这次,总行自己也拒不承认去年的口头答复。
  此后,各地被买断的银行员工或诉讼,或到省行、北京总行上访,并且渐渐汇聚成全国性的联合行动。建行为此发出警告:“少数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等通讯工具串联,煽动离行人员和内退人员越级、赴京聚众滋事闹事,干扰了建设银行正常的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不只是建行,还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其它银行的职工都终于了解到“买断工龄是不合法的”——既没有政策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他们只是在领导的威逼利诱之下签订了离职协议。唯一的“政策”就是“减员增效”——“效益不佳”的建行(2005年利润总额在亚洲地区跃居第一而被评为“亚洲最赚钱银行”)如此,“盈利大户”的工商银行也是如此。员工反驳道:“要抓管理,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才是效益。难道把员工减回家去,就剩下几个行长,效益不更高吗?岂有此理。”许多银行在撤并机构、大量裁员之后,又以低薪招聘临时工,或返聘内退人员,更显示了所谓减员增效残酷的真面目。

  2005至2006年间,建行和工行的买断职工(代表)频频上访。
  2005年10月17至19日,来自全国10个省、自治区约300名工商银行下岗职工开始在北京总行门前静坐示威。工商银行有职工40余万人,近11万人已买断。这些职工曾向地方、中央各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意见,但相从未得到受理。18日,代表高喊“还我血汗钱,依法维权”、“行长下来,姜建清下来”等口号,要求与行长对话。结果,工总行没有任何反映。职工失望而归。19日,他们再次来到总行,并且试图前去总行正门静坐时,被警察包围并强行送到信访局某“分流中心”,第二天由各省驻京办的人接回原籍。
  2006年4月12至13日,来自10多个省的约500名建行下岗员工到北京的总行抗议。
  建行被买断职工近15万。由于要求不获解决,他们继续串联,相约再次上访。9月间,全国各地的建行都在请公安人员堵截建行上访人员。但是,10月12日至13日,建行买断员工代表再次到京,向党中央和国务院请愿,声势浩大。各省市员工同时在当地开展了声援活动。在向中南海进发的过程中,买断员工代表与警察发生冲突。据称引起了中央高层高度关注,职工有所收获,但详情未知。但这一传闻大大鼓励了工行买断员工的信心。
  紧接着,从10月16日开始,来自各地的300多名工行买断职工代表到京上访,每天在总行门口静坐请愿(此后的情形不大清楚)。
  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香港同步上市。工行买断职工继续在北京游行抗议。25日,他们前往总行,要求就2001年全国工行系统实行的欺骗买性断政策举行听证会。“他们一个紧接一个,手持标语,排成长龙,面向长安大街,控诉银行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迫他们「买断工龄」提早退休的手法存在黑箱作业。”(据称有一半员工被所在地的公安带走,所以之后人数减至100余人)
  26日早上9点多,100多名代表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门前,高举“还我工作,还我生存权”的标语,但总工会无人出来接信。记者则受到了公安及安保人员阻挠。请愿活动只维持了十几分钟。原订于下午1时在工行总行的请愿活动最后也被迫取消。
  27号日早上8点半,他们到了东郊民巷温家宝总理的宅邸,跪在地下,请求收下材料,在递交了材料并做了登记后离开。大约9点整,他们又到总行门口举标语示威。10点半时大批警察出动,开始抓人。据称有11人被拘捕,其中有的人是为了掩护战友而被抓。好多地方代表抱着誓死的决心,誓不离开北京。原因是“就这样回去,无法和大伙交待”。
  代表们原计划联系国内新闻媒体参与报导,或帮助把材料递给中央,但最后被迫取消。不少人因多年维权无果,心情倍感激愤。据各地代表统计,离婚率约占买断总数14.5万人的44.4%,面临家破人亡、无法生存的约占17.5%。受害者大部分是养育孩子的女性。
  近1个月后,11月28日,又有来自全国各地被欺骗胁迫买断的员工200多人,集体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后,代表全国11万被迫买断的员工喊出口号:我要工作,我要生存,我要权利!但是,媒体未有报导。
  2006年12月15日,全吉林地区被“买断工龄”的原建设银行员工自发联合起来,到吉林市建设银行大门前请愿,领导人根本无法响应他们的质疑,便推卸说:“我们只是执行上级行的政策。”让他们去“通过法律裁决”。18日他们再次前往抗议,得到的答复仍是一样。
  同一时期(2006年11月),四川省乐山市农业银行被买断员工以同样的问题责问各县市支行,干部们“对此都不能自圆其说,都承认国家目前还没有买断工龄的法律、法规依据”。

  从各地的银行买断职工所提出的要求来看,虽然稍有不同,但基本上有如下几点:要求重新回到岗位(“还我工作权”); 解决“买断工龄”补偿金和安置费过低的问题;要求国家(银行)确保“自谋职业者”的养老金和社保(尤其是医疗保险);要求每月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给予住房补助或住房公积金补贴;要求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改为回行办理内部退养关系;补偿并赔偿由此给员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等等。
  银行买断事件虽然在近几年间引发了上访热潮,职工们,尤其是基层的、一线的职工,纷纷揭露“改革”进程对他们日增的压迫和侵害,以及和官僚干部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乃至鸿沟。和国企下岗工人相比,他们大多是后来者,对中央仍有更多的寄望,对社会的影响也较有限。多数人对领导(直到银行行长)恨之入骨;不少人痛骂腐败和共产党;还有少数人认为这个损害底层劳动者的改革路线就叫“私有化”。总体来说,这些昔日的准“白领”和其它底层劳动者的境遇已经越来越相近,对社会的感受、看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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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8 20:36 |显示全部帖子

重庆3403厂工潮始末

重庆3403厂工潮始末


发表时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不死》




  关于重庆3403厂工潮的消息,网络上的报导,几乎完全来自工人自身。他们在面临国家机器镇压、孤助无援的情况下,将消息发布到网上,冀望能引起关注,诉诸媒体舆论,以令到中央介入。之后,他们又以“重庆3403工厂和重庆耐德工业公司普通职工”的身份,发出《“林家铺子”侵吞重庆仪表厂、3403厂国有资产系列报导》。从中可以看出,工人在抗争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搜集证据、调查分析的工作,不仅详尽记述了官僚资产者的发迹史、罪恶史,而且表现出非常宽广和深刻的社会视野。他们不只限于为自己喊冤,还提出“民主经营,生产自救”的要求,并随即加入到“郎咸平风波”所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论争中,以3403厂、重庆仪表厂的“改制”历程为证,痛斥官方新自由主义精英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在《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公开信》中呐喊:“我们要活命,不能活命时就只有拼命!”(这也是他们在抗争中的口号),“国企亏损以至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厂长的恶意经营”,“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懂得什么高深理论,但我们懂得‘共产’就是‘共同拥有财产’”,预言“国企私化终将激发革命”。
  这次工潮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工潮所传达出来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深度标志着工人斗争达到新的水平:对“国企改制”真相的深刻认识与揭露;“工人不打工人”;虽然不得不呼吁和诉诸“中央”的干涉,但是已经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困境正是中央所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报道中没有直接谈到,但仍可从中看出工潮有着严密的组织性,有许多活跃、干练、前仆后继的组织者,工人们则自觉、勇敢地保护这些积极份子的安全。

  3403厂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3403工厂,是成都军区后勤部管辖下的工厂。关于该厂的情况,工人介绍得很少,我们只知道从2000年以来,该厂因厂长张成义(工人出于厌恶,在发布消息时不提其名,称之为张二毛)“恶意经营,只管自己捞钱,不管职工死活,使工厂濒于破产边缘”。恶意经营之其中一例,就是在2002年8月与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耐德)总裁林朝阳勾结,联合成立耐德山花公司,生产特种车辆。耐德出资200万元,3403厂出场地设备等。林朝阳另以耐德公司名义开设了耐德宏阳摩配分公司,无偿占用3403厂区内的部分厂房,生产摩托车缸头。将近两年后,即2004年6月,3403厂终于陷入破产境地。
  但破产是瞒住职工秘密进行的,没有任何公告,或竞价拍卖。价值近2亿元的资产被重庆市计经委的官僚评估成仅仅2200万元,卖给了耐德公司(事实上只到帐200万)。
  耐德公司前身为创建于1958年的军工企业重庆仪表厂,是国家定点生产流量仪表的重点骨干企业。成都军区后勤部从86年起就派有军代表驻在重庆仪表厂。长驻耐德的军代表有6人。这些军区首长和驻厂军代表早就为耐德公司林朝阳所收买。主持贱卖的正是成都军区某主管官员王旭(大校军衔),后来还曾被假惺惺地“双规”过。工潮发生的第二天,就有军区某大人物到场,给林朝阳出了主意后匆匆离去。他们在这起工潮中扮演了一个可鄙的角色。
  在《系列报导》中,工人主要揭露的就是耐德公司林朝阳及其胞弟的发家史。
  林朝阳早在1992年即担任重庆仪表厂代厂长,因吃、喝、嫖、赌、私捞黑钱,激起全厂职工公愤。经当时的上级官员市机械局党委书记曹某出面压制群众,才保住官位。后来,林朝阳爬到四联公司 副总裁的高位。1998年5月,重庆仪表厂改制为耐德公司,林朝阳不费分文得到33%的股权,国家股34%亦由林朝阳以上级(四联公司)领导的身份掌控,其余33%由普通职工出钱购买——后来林朝阳在2004年通过威迫群众“自愿放弃”这些股份而将之全部侵吞。林朝阳还雇人在《中国四联》报上撰文鼓吹林氏股份制,声称“责任大应多买股”。改制前,林朝阳装模作样地召开职代会。工人描述道:
  “重庆仪表厂职代会通过,但职代会会场的表决形式也令人称奇:林氏钦命主持人宣称:‘反对的举手’。试问,下岗这把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上,国企厂长无法无天的今天,谁敢举手反对?虽然恨得咬牙。民意于是被强奸,还得承认自愿献身,非强奸者所为。”
  这是工人所称的“林家铺子”发迹的一个里程碑。
  关于林朝阳如何与市政府的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如何营私舞弊,如何压制和刁难工人和正直的干部,利用逆来顺受的农民工打击正式职工,工人做了长篇论述,此处不拟多说,仅引用工人的总结:
  他们“恶意”经营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低价卖出,高价买进,从中获取猫腻。
  2.把工厂的资金开设多个私营公司,一点点蚕食国有资产。
  3.用工厂的资金为自己兄弟亲友开企业,高价购进其劣质产品。
  4.年终秘密私分工人血汗挣得的劳动成果。厂级干部一次就是上百万元,中级干部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70%回扣给厂长。年终给厂干,中干的家属发辛苦费均在3000元以上,子女发上千元的压税钱,并免费集体旅游。而职工的全年只有一次年终奖,最多不超过200元。
  总之,兼并3403厂只是他的手笔之一,其背景则是近几年席卷全国的非法私有化浪潮。

  当3403厂职工风闻工厂要破产拍卖的消息,于是一直在寻找原厂长张二毛,要求给职工一个说法。张二毛避而不见。通过这起破产贱卖案,他捞到了耐德公司副总经理的宝座,没上过一天班,却每月支薪5000元,游山玩水。据了解,在工潮期间,张二毛携情妇与林朝阳及其妻儿仍在新疆旅游。
  三千职工群情激愤,为了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国企,他们于8月18日封锁了工厂,禁止山花厂和摩配的物资及人员进入,要求政府解释并取消这一非法交易,依法惩处厂长。同时提出:“我们3000职工愿意每人集资一万元,以高于耐德2200万元的价格购买自己的工厂,自己进行民主经营,生产自救!”
  8月19日,在与3403厂职工谈判时,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巴南区公安局和自称是重庆市经委的官员们威胁将使用武力,逼迫护厂职工撤出。
  工潮期间,林朝阳曾想拿出40万元现金收买工潮的组织者,遭到拒绝。他同时指示手下的人天天在豪华酒店宴请警察头目及官员,饭后在歌厅等地逍遥。
  8月20日下午,张二毛伙同林朝阳买通保安公司,出动50名保安人员,林朝阳的胞弟林雪松纠集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十多人暗藏凶器,驱车到3403厂,与护厂职工发生小规模冲突,林雪松被当场认出。
  21日,星期六,本来是法定休息日。林朝阳强令耐德公司的男职工乘几辆租来的大客车,继续冲击3403厂,并阻断该厂大门外的国道(谁若不去就以旷工论处)。张二毛、林朝阳声称:“就是要这样逼迫重庆市政府镇压3403厂的人!”3403厂护职工人对耐德工人高呼:“工人兄弟们,不要受张、林利用,工人不打工人。”部分耐德工人当即离开现场。张林挑动工人互斗的阴谋暂未得逞。
  情势相当紧急。几千职工已联名上书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以及中央台的焦点访谈等(没有回音),并且迅速把消息以及事情经过发布到网上,他们紧急呼吁——

  “张二毛、林朝阳仍未罢休,他们将逼迫耐德工人或收买地痞、流氓挑起大规模流血冲突,目前的惨剧将一触即发,这还没有包括重庆警方偏袒张二毛、林朝阳将对正义职工的流血镇压。
  流血伤亡迫在眉睫,我们呼吁全中国全世界的正义者关注重庆市,谴责非法非正义的重庆市经委的贪官,我们强烈要求共产党政府高层立即出面调查,查清黑箱真相,还天下人公理和正义。
  3403厂全体职工在此向所有关注此事的正义兄弟姐妹致谢!”

  此时,正逢香港学者郎咸平频频发言抨击“空手套白狼”式的国企收购,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网络上引起轰动。新左派和官方新自由主义者正为此而激烈论战。3403厂的案例遂同时受到广泛的关注。工人也注意到这场与自身利害攸关的论战,并于8月28日发表了一篇弥足珍贵的文献:《质问资产阶级的乏走狗——张文魁之流》。
  8月22日,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巴南区公安局声称到厂调查情况,意欲逮捕工人组织者。护厂职工团结一致,成功地保护了组织者的安全。
  8月23日,市委和耐德总裁林朝阳等头目研究对策,3403厂表面平静了一天。
  8月24日。上午,重庆市委出面与3403厂工人谈判,要求进入厂区内提取机要文件和武器,工人们同意提走机要文件和武器,但不得进入财务室,销毁罪证,市委不同意,谈判破裂。
  下午,3403厂内出现许多便衣警察……
  8月25日,300多名警察进入现场。警方称耐德收购3403厂是合法的,工潮则是非法的,要工人停止“闹事”,拆除障碍,恢复生产。
  警方除了“同意职工看病报账的号数增加到400个,退休工人医药费每人每年增加到1200元”之外,对工人质问的所有问题都含糊其词,或无言以对。
  重庆官方不敢正面答复职工,同时工人们深感“重庆市已在黑手们的控制之下,要以非常的法制程序来解决此事,无疑比登天还难”,“前几年重庆矿山机械厂、西园机械厂等,他们破产的原因与我们很相似,工人也组织过工潮,但他们的工潮行动被重庆市公安局残酷的镇压了。几年后的今天,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你说我们能与强大的市政府、公安局抗衡吗?”对于寄给中纪委的邮件能否送达,他们毫无把握,唯有继续在网上发布消息:“我们的希望是寄托于全国的有志之士,向各大媒体呼吁,让中央能够知道此事,并直接进行干预。”
    8月28日。可能因为事件在网上引起反响,几个工潮组织者被官方秘密监控,工人的对外联系已不自由,消息得不到及时报道。
  8月29日。几个组织者已消失了两天,凶多吉少。但工人们未被吓倒,仍然在坚持斗争。工人说:据可靠消息,早在公安局干预工潮事件之前,重庆市国安(国家安全局)的人就进入了3403厂,秘密调查工人组织者。重庆市公安局明天将有一个大的行动,对3403厂来说,明天即8月30日将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

  这天,是3403厂工潮开始的第13天。工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8月30日。“驻重庆耐德军事代表室总代表刘宗泽(管重庆片区的军代表,大校军衔),这个林朝阳的收买的走狗,向重庆市政府献了一个毒计,以保护军工产品和机要文件为名,镇压工人的工潮运动。”
  8月30日凌晨3点半,重庆市政府调集了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400多名,800多名持有警棍的着装警察,50多名保安,数量未知的便衣警察,从各区调来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被强迫驱使来的200名耐德普通职工,联同耐德公司的所有大小头目,分乘12辆大客车及货车,在清晨5点多锺强行进入了3403厂。他们全体佩带着“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工作组”招牌的临时工作证(无公章)。进入了梦乡的3403厂职工还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警察、保安封锁了护厂工人进出的所有通道,工人家属区每个单元的出口,秘密搜捕工潮组织者。任何人都不许进出。有人出来即乱棒打回。一个40多岁的工人,奋不顾身冲了出去。警察以为是组织者,立即扑上,把他按倒,接着5名警察对他进行暴打,打累了又换5个人上去继续殴打,然后又拖倒一间屋里毒打,一声声撕心裂胆凄惨的叫声回荡在3403厂土地的上空。“这叫声撕裂着每个工人的心,没有一个不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警察还把其70多岁的老母亲拉出来,当着她的面打她的儿子。我们的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最后被警车带走,至今生死未卜。”“3403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个人几乎快要窒息了。”这些镇压者砌起一道墙,封锁3403工厂的中门。
  在工人掩护下,新的组织者正在秘密筹划下一次行动,决定以游击战术应对官方的镇压。
    早年从部队转业的、50多岁的老厂长徐怀福,被惨无人道的公安局执法者不停地拷打,刑讯逼供,妄想把3403厂的所有组织者一网打尽。另一名组织者也失踪了……工人的心里很明白:“刽子手们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用得出来。重庆有关部门为了维护其流氓警察局的形象”,定然会封锁消息。
  早在前几年,重庆市政府就是这样半夜出击,镇压了重庆矿山机械厂、西园机械厂等工人的正义工潮。市政府把巴南区、南岸区政府官员臭骂了一顿,说:这样的事早就该镇压了,为什么还拖了这么久。
  9月中,原厂长张成义“像还乡团一样回到工厂,竟然在公众场合以开玩笑的口吻叫嚷‘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保护国有资产的工潮组织者被罗织罪名抓进监狱……”

  关于工潮被镇压之后,工人们的行动,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在网上继续发布有关“林家铺子”《系列报道》,“揭露张二毛、林朝阳和和市经委狼狈为奸,共同侵吞国有资产的丑恶罪行,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此外,他们还写下了多篇文章:《重庆3403厂工人支持郎咸平观点和左大培、扬帆、韩德强三学者的公开信》(2004.9.17)、《国企私化终将激发革命——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公开信》(2004.9.22)、《麒麟皮下的丑恶马脚——一个“再就业典型”的黑幕》(2004.12.20)。
  由于工人的处境恶劣,斗争孤立在一个已停止运转的工厂里,没能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没能扩散到跨厂联合的地步,没能得到其他工人的广泛支持,在凶残的国家机器的镇压下,胜利的机会的确很小。但我们应当记住他们提着铁棍和啤酒瓶浴血抗争的经历,和他们勇敢的呼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3403厂正义的职工决不会被强盗的淫威所吓倒,也决不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跪着生,我们要以游击战的战术打一场长期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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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8 20:43 |显示全部帖子

重庆特钢厂工人斗争始末

重庆特钢厂工人斗争始末




  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重特钢)位于重庆双碑区,离主城区沙坪坝约十公里。重特钢厂创建于1934年国民党时期(24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期间武器钢材的主要生产基地。1949年国民党撤逃前夕,工人、技术人员和民主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工厂就是工人的饭碗,工人离开厂就活不了!”为口号,组织护厂队,同军警军统特务作斗争,共有19人牺牲。工厂的主要设备因此保存下来,在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并支持了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曾被称为“西南一切工业之母”。80代初,特钢每年上交重庆市财政利税达五千多万,占重庆利税的20%强。根据95年国家统计局资料,特钢持续6年被评为中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之一。
  97年该厂首次暴出巨额亏损。据官方报导,截止当年底,公司累计亏损15. 79亿元。1997年公司的管理费竟达销售收入的31.6%,而当时全国其它10家特钢厂的平均管理费仅占销售收入的5%。此前,特钢的报告一向是盈利的。
  接下来,公司强制推行“股份制改造”,规定每位员工必须买2股(每股650元),这是盛行于中国大陆极具“特色”的股份制。工人代表在维权斗争中一再以“股东”身份号召工人或对抗政府,在公开信中也曾署名“特钢全体股东”,当然,这个身份在官商眼里本来就只是一张用来换取工人血汗钱、棺材本的假钞。
  尽管重特钢厂此前一向是盈利的,军工生产的精密技术和人才在全国亦名列前茅,但干部不思管理,“特钢厂的设备如炼钢及轧钢等主要设备没有一台是先进、象样的,工厂的设备陈旧、老化在全国同行中是出了名的,但是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可以说重特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积累了财富。”
  重特钢有员工1.8万人,加上退休职工,总共近4万人。从98年起,1.6万人相继下岗,其中3/4是“双解职工”(解除合同、解除工龄),仅留下1800留守人员维持简单生产。公司用尽威胁、欺诈的手段,以每人2万元的代价,逼迫工人签字走人,扬言“如果不签字的话,将会连双解的钱也拿不到,并且强行除名”等等。许多工人含着泪,被迫“自愿”离厂。其中失业后找到工作的仅三千人左右。解雇前许诺的生活费始终没有发放给工人。市政府拨给每位双解职工的每年2000元补贴被扣到800元,其余大部分被公司侵吞了。
  至于亏损的原因,工人在2005年8月1日的上访信中揭露道:“公司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也是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领导私自卖地、出租分厂,诸如此类的所得统统用于分赃。工人要求市政府派人调查,这当然不会有下文。

  2005年6月22日特钢宣告破产,由市法院立案,7月27日正式裁定破产。这是全国最大的一起破产案。但一切都背着职工进行,更不用说依照法律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债权人会议了。官员称之为“政策性破产”,所以不必遵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以此回避向外界公布剩余资产处理、股东分配方案等核心问题。但说是破产了,生产照样在进行,“重特厂房仍旧机声隆隆,黑烟滚滚”。直到现在,官方对群众仍没有作任何解释。
  破产之前,大量的设备和部分土地资产被变卖,也统统未经职工讨论。
  2003年6月28日特钢报导亏51.07亿元。2005年5月31日经审计法院宣判亏42.27亿元(不包括拖欠工人的几个月的工资)。固定资产残值仅10亿元。工人在一份名为《重庆特殊钢铁厂破产原因简析》的告示中写道:“但实际上重特并没有真正破产,市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工人称为“政府的创收小金库”)与重特厂及重钢公司合伙成立的东华特钢公司,趁机会接替了重特厂最大的蛋糕即‘土地使用权’”。按现行市价估计,5.6万亩工厂土地价值近二百亿。所谓“破产”,只是为了让工人,包括下岗工人,与工厂彻底脱钩,使得幕后操纵者可以安然侵吞这笔财产而已。

  7月26日,7名职工到北京上访,据说还得通过黄牛交钱才能先把材料提在前面。但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从8月12日起,近两千名原特钢职工及家属集体上街请愿,扎马路,要求讨回拖欠的工资和解决破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七八米宽的212国道因此中断。工人每天保持数百人——从职工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在35、36度的高温下轮流值班,在马路上和平示威,时间限于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六点钟,避开孩子上学放学、职工的上下班的时间。职工及家属积极募捐,还有很多市民出钱出力支持,帮助站岗的职工。
  8月13日,警察曾强行驱散人群并当众暴打请愿的工人,十多人住院。次日还找黑社会来挑衅。此外每天巡逻监视,威吓领头人,谁出来演讲,就找到他家登门拜访。但工人没有退缩。
  大多数工人仍相信政府会跟工人代表谈判,并提出解决方法。他们贴出“相信党,相信政府”的标语,挂起毛主席像,而把矛头指向企业领导,认为重庆特钢的破产应归根于企业领导的贪污腐败。在另一张标语上他们写道:“腐败不除,特钢人不服;贪官不倒,权益不保”。
  在静坐请愿中,他们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以及《特钢工友歌》:“特钢工友们啊,我们是一家人啦,本是一个厂啦,都是受苦人啦。我们炼的钢,我们建的房。贪官那些黑强盗,都把我们剥削光。仇恨满胸膛响,怒火高万丈啊,站在公路上啊,不知去何方,我们站在公路上,不知去何方……”
  政府迟迟不予回应,同时封锁媒体。直到9月18日,由于僵持太久,重庆市政府被迫答应跟工人谈判。工人提出了七点要求,包括医疗、福利、集资款问题、工资、补足买断工龄差额、退休金等问题。第六点要求一并解决原特钢集团下属嘉陵钢铁公司解体后的若干问题。这些要求是很低的,但核心是第七点,要求反腐和调查破产原因真相。这显然触到政府痛处。市国资局副局长态度强硬。谈判破裂。工人说:“职工现在只有血战到底。”代表们号召21日起继续扎马路。市政府找到工人,承诺在星期二(26日)给特钢第一批特困家庭发放每户至少两千块的补助金,并要求工人们在这以前不再阻断交通,几位代表决定暂时妥协。但到了时间,政府仅发给每户一千元,并取消了对其他特困家庭的补助计划。
  9月27日,工人再次占领了马路,人数从几天前的数百增加到上千人:“与往日不同的是,从前只是老年人去站岗,这一次多了很多中年人,这些人曾是特钢的技术骨干。”
  随着维权斗争的展开,工人代表的核心组织得到不断重组,培养了外围骨干和积极分子。在维权目标和斗争策略方面也不断调整和趋于成熟。一位目击者记述了某工人代表为了激励士气,在静坐现场发表演讲的场面,这位代表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和魄力:在讲述特钢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时候,他举出了大量的惊人的数据和资料,包括惊人的离婚率(占特钢职工的65%以上)、生病不住院的比率(90%以上)、家里有孩子读高中和大学的比率及这一部分人中要靠借贷才能维持孩子读书的比率等等。
  9月间,望江厂(制造炮弹的兵工厂),18冶金建筑公司、重庆第一纺织厂等也发生工人抗争、扎马路事件。这是受到特钢厂工人行动的启发和激励。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则在特钢厂内闭路电视上威胁特钢工人:如果不听劝阻,不要以为重庆政府软弱无力,希望不要自食苦果。我们有能力保证峰会的安全。
  所谓峰会,就是从10月11日开始举办的“亚太城市市长峰会”。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为此花费了70亿元打扮城市,发起“刷墙运动”,把重庆沿街的老房子外墙粉刷了一遍,仅此就耗资1.5亿。他声称:“我不认为是面子工程,就像人在不断换衣服,每天要洗脸一样。”市长还下令“在18县区准备了38门高射炮、18台火箭发射架、300枚火箭弹和两架飞机,全方位消雨装备阵容空前”,目的是“确保峰会期间无雨”!

  工人恰恰想抓住峰会这一时机。10月5日晚,代表们临时到各小区通知行动。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集合到市政府门口静坐示威,找市政府负责人对话,结果和市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多人被打伤,10人被捕。工人继续围坐。下午,政府出动十几辆大客车,强行把工人遣返。
  当晚,工人们在国道上通宵静坐。为了争取释放被抓的工人代表,他们决定第二天向市区游行:“我们有四万职工,六万家属,一共有十万人,他们抓不完的。现在不能怕啦……他不放我们就斗争到底。”
  但政府先行一步,施行了更加严厉和疯狂的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0.7血案”。7日早晨6点半至7点,数千警察乘数百辆警车陆续进驻双碑花园(特钢中心花园),工人陆续聚集了上万人,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警察开始抓捕几位工人代表,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数千警察防暴队、警校学生头戴钢盔,手拿警棍和盾牌,对着手无寸铁的特钢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痛下毒手。路过的人只要说上一句劝阻或抱不平的话,也要遭毒打。2名老年妇女死亡。共约30人因此住院,包括一名86岁的外单位的退休师傅(这些入院者一律得不到病历)。一个七岁的小孩子看见他奶奶挨打,说了句:“奶奶,警察怎么打你。”顿时遭到暴打,伤势严重,后转送至市儿童医院抢救。
  “他们如此暴行,到底和日本法西斯,白公馆、渣滓洞的国民党特务镇压人民有何区别?!真是惨无人道,坏透到顶点!……”工人痛诉道。
  集聚的人群越来越多,最多时近600人。愤怒的人群中开始有人向发疯的警察投掷石块、砖头。双方的冲突一度升级。
  10点半,警方强行清除了路障,恢复国道交通。工人在马路上高唱国际歌、国歌等,高呼“排除万难,不怕牺牲”、“铲除腐败,争取平等”的口号,气势甚为壮观!但警方最终把他们驱散,并沿路驻守。有工人被殴,被抓。
  此后,警察便在国道和特钢中心花园驻守、巡逻,看到有多人聚集就过来驱散。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亚太峰会的安全。
  10月10日,职工和家属写了一封信,强烈抗议当局的镇压行径:“全体特钢的工人同志们,政府的暴行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使我们特钢人更加团结!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平等!我们誓死不低下特钢人高贵的头!要向刽子手讨还血债!!!”
  但重特钢事件仍然被镇压下去了。有理由相信当地政府的行动得到中央的支持或认可。工人当初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几乎没有任何回应、解决。时至今日,特钢一带仍有警察驻守,监控。工人继续斗争的情形则无从获知。工人公布在网上的案例,令人发指:“今年3月9日便衣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手续将李××、3月13日又将黎×两退休女职工,诱骗抓到沙区百鹤林暗整,非法搜身,剥光衣服,剪烂衣裤,不能遮羞。公开侮辱人格,侵犯人权。而且强迫交待问题放回时指示:‘不准出去讲。’”
  在这份名为《“庆祝”重特钢破产一周年!》的网文里,工人代表呼吁:“为了生存、温饱、发展,所有特钢群众应明白一个真理:坐地等花开、天上绝不会掉馅饼!只有斗争,只有百折不挠的维权,从贪官污吏们的腰包中,要回自己的应该得到的余命钱,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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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4 10:15 |显示全部帖子

安源煤矿退休职工争取提高养老金的斗争

安源煤矿退休职工争取提高养老金的斗争




  关于安源煤矿退休职工争取提高养老金事件的报导,仅见于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一书,其中有详细的资料,以及对工人、干部的访谈。本文完全取材于此。遗憾的是,书中的记述止于2005年4月。
  安源煤矿地处江西省萍乡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百年大矿,也是20世纪中国工人运动的“圣地”之一,为中共和红军提供了大量血液。许多安源工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跟随着红军长征并到达延安,有些人后来跻身为共和国的将军或高级干部,用工人的话说:“做了大官”。文革期间,安源是红卫兵朝圣之地。从于建嵘的访谈中可以看到,20年代工运的经历——同革命密不可分——深深影响和激励着工人。
  1949年后,安源煤矿作为大矿,工人待遇较好。他们谈到工人之为“主人翁”的根据常常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家里的妻子一般长得都比较好,而且一般年龄都很相配。有的男的要比女的相差十多岁。这是因为那时工人的地位高,好多好女人争着嫁给工人。特别是我们安源煤矿……”现在,矿工的地位下降,娶妻难上加难。此外,许多老工人认为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时期,“工人阶级是讲话算数的”,或者“起码有四大自由”,当时的工会能起作用,干部有所忌惮。这一切特别为年纪较大的工人及退休工人所缅怀。可惜于建嵘的采访在这些方面往往过于简略,没有留下工人对毛时代及文革的更具体表述。
  同中国各地的情形一样,萍乡市“这些年让那些贪官污吏害得快不行了。现在的萍乡有许多企业破了产,街头上全是些下岗职工,无业可就,只得摆些小摊小卖的、给人家擦皮鞋。”官员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冒升及其糜烂的生活,和工人(包括一些退休干部)日益窘迫的境遇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了紧张的社会对立,累积起巨大的愤恨和不满,甚至有人认为“现在的工人比旧社会还不如啊”。
  安源煤矿没有破产,却在能源行业全面复苏的条件下增加了盈利,并靠着国家政策的帮助成为了上市公司。全矿在岗员工4000多人,一线的700多名工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有3000多退休职工。1989年3月开始了用工制度改革,工人之间分了许多等级,总体地位下降,福利和劳动保障越来越差,没有权利,还要送礼讨好干部。从企业的角度看,那些退休职工此后已与单位脱离了关系,其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统一支付。工人自己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我们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低工资,说是给国家做贡献。可从90年代开始搞商品经济了,可以多劳多得了,又要我们下岗内退了”,“我们当年为安源矿,为国家的煤炭事业可是出了大力的啊,可现在呢,他们不管我们了。天下那有这样的理,那有这样对待自己先人的?”他们的矛头针对着“自私自利”、“就是想着自己多赚钱”、“肥得流油”的现在的干部们。只不过许多年来,他们“找不到具体事件”来传达这种不平并诉诸行动。
  安源煤矿退休职工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2004年春节期间,有传闻说,一位老工程师在矿里的会议上谈到:矿务局前领导在93年和94年克扣了工人们三级工资,还有菜篮子钱,工龄补贴。很快,全体退休工人都得到这个消息并大为愤慨,有人建议找矿务局领导讲理去(事实上,于建嵘的采访表明,2001年6月间就有职工对他谈起“中央文件到了矿务局里面就被扣下来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些退休工人的工资方面表现得最突出。我就有400多元工资没有加”。)
  退休职工们找不到什么正式的文件为据。但这个不利条件却推动他们多少摆脱了对法律、政策的依赖或约束。他们提出自己的理由:“有没有文件并不重要啊。我们的生活水平摆在这里,我们就是只拿了这么多钱,平均500元左右。而他们这些在位的呢?那可了不得啊。有的拿几十万的年薪。是我们工人的几十倍。这才是真正的道理。”早年的革命史也为他们提供了佐证:安源工人罢工的理由之一,就是“矿里面的那些当权的比工人工资差了几十倍”。今天的情形正是如此:“现在我们就认这个理,这个理就是我们的依据”。
  他们开始研究策略,先派了几名退休工人跑到矿务局找领导试探一下。领导不接见,不理他们。于是这些工人由退休的、有威信的原基层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些,经济条件也较好些,有时间和能力办事——自愿带头,组织起来联名写申诉信。矿务局领导受到压力后,开始找这些工人,说有人想组织工人闹事。工人们更气愤了。
  参与者越来越多,各矿也产生了一些骨干成员,并形成核心。经讨论,他们决定不成立组织,就叫工人代表,避免被领导找到借口,以“非法组织”的罪名加以打击。他们召开代表会议,分派具体任务:找文件和搞材料;宣传;出头找领导谈判;把情况告诉大家,等等。在中国的情境之下,他们特别注意不越出法律界限,不给对方留下把柄,并声称自己的行动“纯属经济问题,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工人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已退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斗争。许多人本来就天天到安源广场上锻炼身体,彼此交谈。这一切都极便利于他们的团结和联络。他们的组织范围不仅在安源煤矿之内,还包括了整个萍矿集团的退休工人(全矿计1.8万人,另一说是2万多人)。
  3月间,他们首先特别提出了伤残退休职工的的待遇问题,要求萍矿集团公司按相关法规办理,发放护理费和伤残补助金。这些伤残职工,大部分都患有二至三级硅肺病,属四类工伤员者。他们实际领取的死亡补助金不足法定的一半,每月营养费仅28元,且没有护理费。
  关于提高养老金的吁求,他们缺乏“文件依据”,于是寻求别的办法。为此,代表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把萍矿退休职工平均工资(524元)和全国、全省同行业及钢铁、电力其它行业做了对比(低40—50%),也和萍乡地区各行业做比较(低40%以上),把它归咎于“前几任主要局领导滥用职权,拒不执行上级相关文件决定,擅自制定一些不合理政策造成的”。工人还调查了集团公司领导高得惊人的年薪和开支,作为对照。他们要求:第一,补发三级工资;第二,补发菜蓝子钱;第三,按规定补齐被降低了的工资津贴。
  工人代表到北京上访,“全国妇联、社保局等部门都说我们有道理,还开了条给我们”。工人又到省里,省里也批了条子。但问题仍不能解决。
  8月26日,工人终于集体行动起来。由高坑矿的退休工人组织领头,并做了周密计划,全矿务局数千职工一齐前去矿务局要求解决问题。
  萍乡城轰动了。政府出动了许多警察。工人的策略是:一不喊口号,二不举标语,三不打人,四不占办公场所,只是一路赶到矿务局前面的广场上。慑于工人的声势,领导被迫接受了材料并与代表谈判,同意给予一些困难补助。标准是月退休金在500元以下的补300元,500元至600元之间的补200元,600元以上的补100元。工人取得了初步胜利。
  为了乘胜追击,代表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也向公安局提交了申请,明知不会获批,仅仅作为向集团公司施加压力的手段。
  而在集团公司方面,则开始对有子女在岗的工人代表进行恐吓,派公安对代表们跟踪和骚扰。9月4日,安源矿党委书记在全矿党员大会上声称:“天安门这么大的事件都处理了,你们还起得什么鼓!”话虽如此,“集团公司……不是不想(打压工人),是没有办法,不敢乱搞”,因为他们抓不到工人的把柄。但“花钱买平安”的权宜之计和让步又鼓励起更多职工的信心,大家都明白:“这也是中国特色啊,叫做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10月13日,江西省煤炭集团办公室发出一份《答复》,对退休工人提出的几项要求统统给予了否决,甚至威吓“对于个别串联蓄意造谣的人员,要加强思想和法制教育,如教育不改的,要报请有关司法机关,坚决予以制止”。萍矿集团公司随之对退休职工进行排查,并动用警力监视工人代表的行动,控制电话。
  12月,工人向省巡视工作组寄发了一封信,揭露集团公司的行为,并再次提出三项要求。但是,没有回音。却有官员找到工人说:改革就要有牺牲,就要付出代价。工人斥之为混账逻辑:“这些人自己为何不做出牺牲,不付出代价……却要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工人和没有权势的下岗工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
  2005年2月,全国人大第十届会议召开前,工人发出《给全国人大代表徐绍芳的一封信》。徐绍芳是萍乡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信中附上了工人代表们调查所得的资料,证明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之低,和当地生活费用之高,工人有意“委托”这位人大代表在“会议上把我们的问题提出来,要求你到国家去给我们争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策略而已。事情本身并无进展。
  2005年4月之后,工人有何行动,事态进程如何,书中没有记述,别处也查不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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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1 22:51 |显示全部帖子

2000年郑州造纸厂工人反私有化始末


  郑州市造纸厂属国有企业,始建于1958年,占地115亩,有7条生产线和一条铁路专用线,年产纸一万吨,以文化用纸为主,兼营其它工业用纸。职工800多名,共计两三千家庭人口。据工人说,该厂效益本来很好。尤其是1984年至1988年10月期间,在老牌大学造纸专业毕业、为人清廉的刘新民厂长手中有很大的发展,没有负债,却有大量的原材料储备。后有同僚诬告刘新民“贪污”,虽查无实据,轻工局仍将他调离。当年,该厂纳税100多万元,上缴利润200多万。
  此后至96年中,换了3任厂长。第一任厂长宣国增极尽贪图私利之能事,变卖工具材料、原料储备,和车辆,中饱私囊。他亲自指挥工人在原料中掺假,以次充好。觉悟较高的上访职工遭到打击报复,其他人敢怒不敢言。更多的职工则长期抱着“各人只扫门前雪”的心态。到离任时,经轻工局审计,工厂亏损600多元(工人公认实亏千万元以上),欠下外债1000多万元。
  第二任厂长无所作为。第三任厂长吴向东同样大肆贪污,除了变卖厂里更多的车辆之外,还以增加项目为名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跟一班党羽贪污净尽。
  这期间,就在95年4月,市政府将该厂列为污染严重的重点治理单位,勒令停产。工人则集体下岗,三年间没领到一分钱工资,此后也一直没提出任何要求,生活状况急转直下,靠着原来的一点老本、打零工、亲朋的周济、老人的养老金苦苦支撑。政府在过年时发给职工的140元还被厂长扣下40元。
  造成严重污染的是两条生产纸浆的生产线。但工人说,本来花费几十万元就可以治污,另外5条生产线并无污染问题,根本不必停工,可购买成品纸浆继续生产。那以后的几年间,纸制品市场供不应求,许多乡村小厂开工上马,利润不菲,但造成的环境污染祸害无穷,却根本没人管。
  96年7月以后,新厂长“陈文魁开始粉墨登场,对造纸厂实施最后的毁灭性打击”。在试图私下变卖某仓库不遂(被职工包围质问)后,他决定搞“兼并”,并把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
  为此,成立了一家“幽灵公司”——河南省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伟——声称是“由省政府口岸办所属的六家企业联合成立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集团化企业,注册资本2039万元”等等。这些资料漏洞百出。其中多家企业都专门经营房地产。公司法人张伟,工人查出其底细“只是个月工资仅120元,工资最低的普通职工……一步登天的神秘能力却非同小可!”事实上,现年37岁的张伟早于1990年便涉足房地产,现任河南伟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名列“2005年度中原地产十大领袖人物”。
  1997年10月,丰华公司向郑州市政府和造纸厂厂长提交了一份《兼并可行性报告》,承诺:承担工厂的所有债务;增建国家级铝钛钴工厂;投资千万元建设大型现代化保税仓库;恢复部分无污染产品的生产;造纸厂职工全员安排工作,待遇翻番,包统筹和养老,以前造纸厂所拖欠的工资全部予以补发,等等。
  丰华公司来人多次拉着职工代表去参观他们“所属”的企业、工厂、宾馆、酒家(其实这些单位根本与丰华公司无关),让职工代表了解他们的“实力”。兼并的前一天又发给职工每人一袋50斤的面粉。11月26日,召开由全体职工参加的大会。“面对着这些连自己想要都不好意思说得出口的好条件,整整两年半没见过工资模样的职工代表们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全部举手通过,同意兼并。陈文魁当天便和丰华公司签下《兼并协议书》。9个月之后,即1998年8月24日,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兼并。造纸厂失去法人资格,上亿元的国有资产过户到丰华公司名下。陈文魁则升任丰华公司总经理,工资增至2800元,有了小车、别墅,并以较高的工资收买部分中层干部。
  1998年10月30日,他们撇开职代会,秘密地把工厂部分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960万元,拿200多万元部分补发了下岗职工生活费,以迷惑职工,其余全流入个人腰包。公司仅给职工发放了两个月170元的工资,且远低于郑州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235元。关于退还职工风险抵押金,补发职工工资和生活费,医疗报销问题等,丰华公司或拖欠,或打折,或几乎没履行。
  关于恢复生产及增建项目的承诺则完全落空。相反,1998年至1999年,丰华公司把造纸厂的机修车间约200万的国有资产以仅仅不到二十万的价钱变卖出去。这意味着造纸厂将不能生产了。三个车间(三条生产线)则租赁给私人老板,这些老板廉价雇佣原纸厂部分无路可走的职工来干活,生意红火。事实上丰华公司早已做好准备,要把工人撵走。
  1999年8至9月,发布了《关于公司战略方针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劳动管理的实施意见》,前者提出“盘活资产”,即以工厂土地“建成一个4.5万m2的住宅小区”;后者的“实质是把全厂职工……抛向社会,谁反对就立即下岗,停发任何费用,当时就有三名职工因父母亲不同意‘战略方针’而被迫下岗,此外丰华公司领导还到处恐吓许多职工,称这些职工‘思想有问题’”。
  职工们本已痛感受骗,这两份文件更激化了长期以来愤怒的情绪。丰华公司则针对工人的抗议和上访采取了打击报复,对政府参与调解而达成的协议则出尔反尔。这期间,造纸厂90%以上的职工通过工会、职代会高度组织起来,查出了丰华公司的诸多问题,逐步洞悉了其中的所有阴谋,并编写材料加以揭露。
  工人们一再地邀请早在1993年第一批下岗的、为人善良又能力甚强的刘玉蕊,请她回厂做带头人。刘玉蕊去买菜时老看到造纸厂的工人在捡菜叶,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放下自己开的厂和书店,于1999年9月下旬出来了,带领工人一起上访。工人力图生产自救,他们的要求是撤销“假兼并”,让造纸厂和丰华公司脱钩,并且要求丰华公司在脱钩前履行原协议,向工人发放生活费及其它费用。工人一开始就说好:一不堵马路,二不打砸抢,只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一年多来,从区、市、省到中央,他们上访了33个领导机关、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跑了200余趟,参加上访的近1万人次,送出的各种文字材料20几种,多达两千余份。外出调查、上访以及打印、复印材料花费了1万余元,这些钱全是职工和代表们凑起来的。

  10月后,政府组织了以市政府副秘书长,主管经贸委工作(包括企业兼并)的李宪召为领队的6人工作组进行调查。但李宪召对工人威胁利诱,对丰华公司则一味回护,称:“改革不走回头路”。
  1999年10月下旬,丰华公司召开职代会,并试图再次加以操纵。结果代表们仍以50票对5票形成了同意造纸厂与丰华公司“脱钩”的决议。丰华公司见势不妙,次日派人去土地局取走了造纸厂的土地证。
  十天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全体工人来到造纸厂,把丰华公司赶了出去。
  上访职工代表在某些同情工人命运的干部帮助下,于11月12日发现了丰华公司准备把全厂土地抵押变卖的文件。他们果断采取行动,依靠职代会接管了放在土地局的收据和证件,拿回土地证,并发现部分土地已被抵押骗贷。
  在和李宪召为首的政府工作组多次较量之后,丰华公司被迫发放了几个月份的生活费,直至5月。之后又停发。工人到处上访都无结果。
  2000年6月7日,工人们再次发起收厂行动,把丰华公司的人撵走,关上工厂大门,成立了以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李家庆为总指挥的七人领导机构,与丰华公司和政府僵持了两个月。为了自救,工人们井井有条地重新组织了生产。事件在郑州市引起轩然大波。
  2000年8月7日晚,郑州市公安局秘密拘捕了工人代表李家庆。
  第二天,即8月8日上午8时,市政府主管经贸委管企业兼并的副秘书长李宪召带领500余名公安和武警重重包围郑州市造纸厂大门。护厂的40余名退休工人及家属赶忙把工厂大门锁上。公安用三把大钳子绞门,工人们便抢他们的钳子,不让他们绞。于是队长命令公安人员翻门而入。
  李宪召指挥警察将40工人围起,同时跟丰华公司的人进入厂办公室,取走职代会封存的有关资料(丰华公司的“罪证”)。一名出声抗议的工人刘留臣遭殴打,脸部受重创,并被反拧双臂扔进警车。工人们向警察诉说,李宪召则大声喝斥:你们闹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你们这是给市政府抹黑!并且声称:“1989年6.4北京那么大的事政府都镇压了,你们算什么!”9点钟后,来了四辆120急救车,警察拘拿了约20名工人,带到郑上路小学校内讯问(当时学生放假)。刘玉蕊说,抓人就像文革时一样,很惨!丰华公司的人则当着围观群众和工人的面给每位警察发了30元“辛苦费”!
  被拘工人受严厉盘问和压制后逐个放走,其中一个顽强不屈的党员工人李广泉(52岁,部队转业到厂)被捕。
  当天下午,李宪召加派了600余名手执警棍的警察到厂,其中有20余人戴白头盔。此后连续一周,每天都有百十名公安和武警在厂“维持秩序”。工人代表李家庆和李广泉则被关押于七里闫看守所,罪名为聚众闹事、扰乱生产。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郑州“8.8.8”事件。
  8月10日,公安开出五人“黑名单”:

  李家庆:总指挥。
  刘玉蕊:1号盗窃犯(把工厂的土地证藏了起来)。
  耿爱荣:2号盗窃犯(同上)。
  王 工:工人在他家开“黑会”。
  杨道章:私刻公章(刻1028职工代表公章)。

  此后再举行了兼并表决会,55个职工代表,4人赞成,50人反对,1人弃权(没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冲突,工人和警察僵持了一个星期,警察的人数逐渐减少。
  李宪召则称病不出。市政府重组工作组,9月12日主持工人重选代表,表决丰华公司非法兼并一事。9 月16日产生了10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刘玉蕊当选工会主席。市公安局派人到工人中了解事件时,竟声称公安局不知道有派警围厂的“8.8.8”事件这回事!同时拒不释放李家庆和李广全。
  为了二人能早日出狱,工会委员会天天辛勤工作,四处奔走。李广泉于四个多月后被释。
  2000年2月13日,法院开庭,以扰乱社会治安对李家庆提起公诉。当时下大雪,天气很冷。工人们把法院都挤满了。当李家庆出现时,大家高呼“李家庆万岁!”他在狱中关了半年多,每天要干16小时活,在狱中晕倒2次。工人们买饭给他吃时他都拿不稳。因为害怕太多工人旁听,法院开了小庭,只让二十几个代表旁听。工人们请了一个上海的律师,把法院提出的罪名全部推翻。之后,法庭休庭。5月13日,工会以工人名义担保,李家庆得以保外就医。
  工会成立后,他们便以工会的身份到国家经贸委、轻工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国家信访局等单位上访,但还是被劝回来,材料也随即被转到省市政府。郑州市人民代表不敢接工人们递交的材料。
  2001年1月,政府终于同意造纸厂与丰华公司分离。刘玉蕊和其他工会委员一起在元月3日至7日连续通宵工作了五天。7日,在政府、丰华公司和造纸厂的三方会议上,丰华公司最终承认自己是民营企业,下午达成协议:造纸厂与丰华公司彻底分离,由政府委托工会代管。9日,工人正式进厂。为了安全,他们安排了工人骨干把守厂门。

  之后的一两年里,郑州有十几家国有企业退出兼并。有的在集体抗争的基础上由省或市政府出面协调后脱钩,有的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决解除兼并。
  接下来是造纸厂工人和政府的僵持。工人要求将工厂恢复为国有企业,政府则要求造纸厂自己成立公司。结果于2002年下半年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公司(郑州创美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共13人,原造纸厂的车间主任、在外打工的杨建武被选为董事长。而在新公司的注册资料上,这13人时被列为股东(而非全体工人或工人代表)。并且,历经4年,丰华公司的资产、债务过户仍然没有完成,据称症结在于银行债务纠纷。而杨建武由于厂务、财务不公开以及私下租赁设备招致职工的反对,具体情形仍属未知。


[注]

末段“结果于2002年下半年召开了”之后,摘自2004-10-28南方周末《郑州造纸厂待破解的改制难题》报导。但我怀疑记者带有偏见,报道中可能很不全面,隐藏了某些重要事实。可是又找不到其它报导来映证。

署名连中伟所写的《国营郑州市造纸厂被腐败分子搞垮及非法兼并实录》总结了这一事件,并对国企改革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当然,是针对工人的认识而言),其中包括工人治厂、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等等。但还没能对市场经济、一党制有所涉及。该部分本来亦较有用,但已是“事件”之外的事了。此外,这里没有写到事件的社会影响,国外团体的报导或利用,以及工人代表的发表的澄清,等等,而只写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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