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诗歌联盟

 

 

搜索
工人诗歌联盟 论坛 革命遗产清理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查看: 6539|回复: 20
go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24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26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29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35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37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0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1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3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4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5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8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8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49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14 17:50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Rank: 1

发表于 2011-9-2 00:28 |显示全部帖子

第二部 给共产党定位的尝试



第十三章 诺斯克时期



  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战斗结束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阶段叫做对民主怀有幻想的阶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叫做认为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两个月以来,社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工人碰到的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确实,和平已经重新降临了,但是德国每一座城市里仍然有人正在死去。人们依然在挨冻受饿,跟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候一样。普选制本身无法解决任何经济困难。连年的战乱拖垮了经济,战败与革命的冲击让经济混乱不堪,它其实正在崩溃。工厂在倒闭,失业者在增加。在柏林,一月的时候有十八万人没有工作,到了三月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万人了。货物的运输已经停止,因为人们买不起东西。黑市生意继续兴旺发达,让黑市商人大发横财,并腐蚀着社会上每一个阶级。社会正在崩溃,任何美妙的言词都不能让它复活。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工人阶级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却让它溜走了。有些人看见,在自己公认的领袖身后,却站着自己最可恶的敌人。充斥着许诺、相信未来会更轻松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再次处于战争状态——这次是另一种战争——在这种战争里,要么战斗,要么死。有些工人不再相信什么自由之树或天下大同了,他们投靠了虚无主义,或是拿起了枪。其他工人则拼命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与他们为敌的是老板、军官团和职业士兵,这些职业士兵选择以内战为业,他们不期待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和战斗,他们是“被诅咒的灵魂”,是长达四年的战争的产物。

  这只是事态的一半。另一半是工人的斗争,一月后,工人斗争的性质改变了。游行和示威变少了,代之以坚决的罢工。罢工中的政治口号变少了,主要围绕着基本的经济问题进行。到处都有工人拿起武器战斗,他们要么是想进攻报社,要么是因为有人想缴他们的枪。但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革命的突击队被失败和失望带来的压力削弱了。斗争变得分散了,与此同时,工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核心的指挥和协调下开展一场总斗争,才能战胜坚定的统治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干预本来是能产生决定性效果的,它本来是能找到迅速壮大自己所需的一切东西的,但它却在实际上离开了舞台。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并不是德共(斯)遭受的仅有的打击。在他们两人遇害后几周,弗兰茨·梅林也去世了。他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差了,在得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的消息后,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1]。同一时间,约翰·克尼夫也病倒了,他的健康在战争期间便已严重受损,在痛苦地、秘密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也逝世了[2]。在全国警察的追捕下,拉狄克于二月十二日被捕了,有一段时间他担心自己将性命不保,最后他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都来找他讨论俄国的事[3]。列奥·约吉希斯再次试图把支离破碎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但他还是在三月被捕和枪杀了,杀害他的借口还是老一套:“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4]。欧根·列维涅在一月里躲过了对《前进报》大楼保卫者的屠杀,他是一个组织者和演说家,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中央派他去巴伐利亚,当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他被逮捕了,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最后被枪杀了[5]。

  此时并没有集中的、甚至是均一的组织来领导反抗自由军团、批判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领袖的斗争,领导这些斗争的只有各个小组、独立的个人和各种小派别。一个新的斗争领导层出现了,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的努力得到了其他工业区的活动家的支持和深化,这些人跟革命工长一样,大部分是工会干部和独立社民党员。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当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时,柏林人就同广大地区的先进工人的公认领袖建立了联系,比如鲁尔的五金工人工会的奥托·布拉斯、哈勒的威廉·科嫩等人[6]。在鲁尔和德国中部,工人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强的政治性,但它们的基础可能比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更广泛。总之,它们仍发挥着工人阶级活动中心的作用:它们提出了各种经济要求。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吸引了包括社民党人在内的几十万工人,让他们参加了罢工行动、然后是武装斗争。


一月浪潮


  西德历史学家艾贝哈特·柯尔布[7]把一九一九年一月描绘成“共产党暴动之月”[8]。经常有人这么认为,但究竟是否如此,仍有讨论的余地。除非把柏林起义也算在内,一月间遍及全德国的暴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暴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由革命派活动家发动的行动体现出的性质,跟在柏林发生的一样,这些行动是有限的进攻,不彻底的战斗,它们通常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进行的,与其说它们是预先准备的密谋,不如说是愤怒的表态。这些行动中,绝大多数发展成为武装示威游行、和企图占领社民党的或右翼的报社的尝试。这些行动有时是为了支援柏林的革命派而进行的,有时是为了抗议对他们的镇压而进行的。这些行动很快就失败了,一般是由于当地社民党机关的行动、以及普通警察或资产阶级民兵的干涉而被破坏的。

  一月九日,在德累斯顿,革命派在一家社民党报社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警察驱散了。一月十日,又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规模很大,警察向示威者开火,杀害了十三名示威者。两天以后,德共(斯)的一切活动都被取缔了[9]。一月十日,在斯图加特发生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示威者占领了《新日报》(Neue Tageblatt)报社,并印刷了革命传单;然后,被士兵苏维埃选出、并由社民党任命为警察首长的哈恩(Hahn)中尉就逮捕了符腾堡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埃德温·亨勒、弗里茨·吕克、维利·明岑贝格和阿尔伯特·施莱纳,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10]。

  在莱比锡,共产党人领导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并在被他们占领的报社里印刷了传单。独立社民党人在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占绝大多数,这个苏维埃谴责了共产党人的行动,并迫使他们离开了报社[11]。在杜伊斯堡,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是共产党人罗格[12],他批准了占领一家社民党报纸的行动,为此,他遭到了苏维埃的批评,并被免去了主席职务[13]。

  在其他地方,这种较量以平局告终,至少暂时如此。一月九日,革命派在汉堡举行了一次示威,这次示威以洗劫《汉堡回声报》而告终。第二天社民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示威;警察逮捕了当地苏维埃主席劳芬贝格,工人民兵不得不进行干预,使他获释。一月十一日,两场示威的参加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市政厅门前,社民党示威者与“红色”民兵发生了激战。劳芬贝格不得不许诺,将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苏维埃的重选[14]。在哈勒,形势变化很快,一会是这方接近了胜利,一会又是另一方逼近了胜利。军队重新控制了兵营,工人士兵苏维埃安排由梅塞贝格为首的红水兵组成的民兵来保护自己。双方每天都在交火。一月十二日,士兵企图摧毁“红色司令部”,但被击退了。一月十六日,他们逮捕了梅塞贝格,但在指挥赤卫队的费尔赫兰特的机枪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在第二天释放了梅塞贝格[15]。

  除了杜塞尔多夫和不莱梅这两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都无法夺取政权。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民兵(这支民兵被人叫做“保安团”)在一月九日至十日抢先下手,占领了战略要地,逮捕了反革命头目。苏维埃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执委会,由独立社民党人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任主席,共产党人塞德尔(Seidel)负责管理警察。在不莱梅,工人苏维埃于一月六日重新举行了选举。独立社民党获得了八千五百二十票和五十八个席位,社民党获得了一万四千六百八十票和一百一十三个席位,共产党获得了七千一百九十票和五十七个席位。因此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占有微弱多数,社民党拒绝上任。在各方领袖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后,独立社民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在一次街头示威结束的时候,宣告苏维埃共和国在不莱梅地区成立了。选出了一个由九名人民全权代表组成的执委会,其中四人是共产党人。十四日,工人民兵进行了干预,镇压了一次由士兵苏维埃支持的暴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允许在十九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在面临着武装干预的威胁时,它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共产党人布莱特麦尔(Breitmeyer)接管了警察队伍,同时苏维埃派出了雅纳克和卡尔·贝克(这两人都是共产党人),让他们分别去向莱比锡和汉堡的革命当局求助[16]。鲁尔矿工威胁说,如果自由军团进攻不莱梅,他们就要举行罢工,诺斯克知道这一点,但决定冒险一试。自由军团的格尔斯滕贝格(Gerstenberg)师在四十八小时内攻占了不莱梅,杀死了一百人。二月四日晚上,诺斯克的命令开始在不莱梅实行[17]。


鲁尔矿工的罢工


  在几天时间里,不莱梅和鲁尔确实有机会联合斗争。从十一月开始,鲁尔地区的骚动不断升温;罢工和冲突与日俱增。十二月底,革命力量——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在几个城市里赢得了大多数,这些城市包括汉伯恩、米尔海姆和奥伯豪森(Oberhausen)[18]。大多数地方都组织了工人民兵,一月九日,自由军团同工人民兵在哈根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由里希奇拉格[19]指挥的自由军团被迫撤退[20]。

  工人的鼓动的核心问题,是工业的社会化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将尽快进行工业的社会化,首先要从煤矿开始。一月十一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一致决定:占领雇主组织的房产,并设立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就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决定要实行社会化,他们关注的是采取具体措施来执行社会化[21]。整个鲁尔地区的社民党人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其中有些人之所以参加,是因为他们支持社会化这个旧要求,其他人之所以参加,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假如在鼓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同工人发生冲突,国民议会的选举就有可能无法举行。一月十三日,在埃森举行了一次地区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这次会议对埃森苏维埃的行动表示认可,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准备对矿山进行社会化[22]。这个委员会就是“九人委员会”,其中有三个社民党人、三个独立社民党人、三个共产党人[23]。这三个政党的代表联合向代表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复工,因为要把矿山从老板手中夺过来[24]。九人委员会接受了由共产党人哈默(Hammer)提出的提案,同意在每个矿山进行工人代表的选举,这选举是为了在整个煤田建立由各级代表会组成的金字塔式架构而进行的[25]。

  艾伯特政府宣称自己同意矿工的要求,并将高级公务员洛里希(Röhrig)、工业巨头沃格勒和工会领袖胡埃任命为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的国家专员[26]。无论是胡埃还是林贝茨[27](他是当地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们最关心的是让这个关键部门的工人的骚动平静下来,对此他们毫不隐瞒[28],一月十九日,整个鲁尔地区都正常地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一月十九日,立宪会议发布了一项临时性法令,任命诺斯克为国防部长,负责组建军队及指挥国防军(Reichswehr)。“汉堡七条”被废除了,苏维埃被架空了,军官的权威恢复了[29]。与此同时,他在为反攻和摧毁苏维埃做准备[30]。威廉港苏维埃被一个叫约恩(Jörn)的青年教师领导着,他是一个来自不莱梅的共产党人,一月二十七日晚上,这个苏维埃被由海军少校艾尔哈特[31]指挥的海军旅打垮了[32]。格尔斯滕贝格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自由军团)向不莱梅进发[33]。沿海地带的情绪非常高涨,在每个苏维埃里,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都参加了抗议。汉堡的社民党日报《汉堡回声报》反对起了自己的执委会,指出了当前的危险:“普鲁士军国主义正在获得力量,用这力量来扼杀整个革命[34]。”

  汉堡苏维埃执委会进行了表决,以较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进行包括武装工人在内的军事动员,以“用一切军事手段来支援不莱梅”[35]。格尔斯滕贝格师于二月三日抵达不莱梅,于五日解除完了民兵的武装。不莱梅港(Bremershaven)随后于九日沦陷[36]。在汉堡,社民党放弃了抵抗。但在整个鲁尔重新行动起来之前,不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被打垮了。

  二月六日,鲁尔地区苏维埃会议任命卡尔斯基(他是被德共[斯]中央派去鲁尔的)为“九人委员会”顾问。七日,有谣言说煤矿大亨们已经同诺斯克达成了协议,并出了一大笔钱来让冯·瓦特尔[37]将军的部队“夺回”矿区,驻扎在明斯特(Münster)附近的第七军士兵苏维埃被这个谣言惊动了。这个苏维埃决定不理睬一月十九日的法令,宣布自己为该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诺斯克的命令,冯·瓦特尔把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派往明斯特。士兵苏维埃委员被逮捕了,一个新的苏维埃被“选出”了。随后自由军团向赫尔菲斯特—多滕(Hervest-Dorten)进军(那里的一个头面人物刚刚被暗杀,在经过短暂的战斗后,于十五日占领了那里,在战斗中有十五名保卫者牺牲。当地工人苏维埃主席、共产党人菲斯特(Fest)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谋杀罪,然后被逮捕了他的士兵杀害了。其间,埃森的一个新的地区会议于二月十四日发出威胁,声称如果冯·瓦特尔将军的部队不从矿区撤出的话,就发动总罢工。菲斯特的遇害与里希奇拉格的行为使矛盾最终激化。最激进的一些苏维埃赶紧派出代表在米尔海姆开会,号召于二月十六日举行总罢工[38]。

  在二月十九日的埃森会议上,由林贝茨率领的社民党人进行了反攻。在进行讨论之前,他们要求批判米尔海姆会议,这个要求被驳回之后,他们退出了会场。剩下的一百七十名代表(其中有二十八个名社民党人)投票赞成举行总罢工,直到军队撤出为止。就在同一天,在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有十九人被杀,在埃森有两人被杀。二月二十日,鲁尔地区爆发了激战,在盖尔森基兴、波鸿和波特洛普(Bottrop)有七十二人死亡。社民党在最后一分钟的退却,以及军队的干预,使镇压获得了奇袭之效。在二月二十日,有十八万三千人参加了罢工,但在二十二日只有十四万二千人参加罢工[39]。

  冯·瓦特尔将军认为,只要解除民兵的武装,并回去上工,他就满足了,当地苏维埃领导人,特别是独立社民党人巴德[40]认为接受冯·瓦特尔将军的建议会更明智。双方在明斯特进行谈判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被中止了,开始实行停火。四十八小时后,冯·瓦特尔将军宣布:工人破坏了协议,所以让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继续进攻[41]。鲁尔工人的斗志暂时被打垮了。

  而在其他地方,浪潮继续在高涨。二月二十一日,巴伐利亚苏维埃的领袖、独立社民党人库尔特·艾斯纳被一个青年军官暗杀了[42]。当由独立社民党人赫尔曼·雷梅勒[43]和共产党人施托尔岑堡(Stolzenburg)领导的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44]。在莱比锡,左派独立社民党在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库尔特·盖尔接替塞格尔[45]出任主席[46]。最后,二月二十四日,德国中部爆发了总罢工。


德国中部的总罢工


  自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起,德国中部的独立社民党人,比如科嫩、伯恩哈德·迪维尔[47]、与里哈尔德·穆勒共事的柏林独立社民党人、与奥托·布拉斯共事的鲁尔独立社民党人,就一直在试图协调各自的行动[48]。事实上,由于缺少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计划始终没能实现。

  尽管如此,德国中部的运动仍以其组织方面的成就,以及其领袖——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威廉·科嫩和伯恩哈德·迪维尔敏锐的决断,而引人瞩目。他们成功赢得了矿工的核心的支持,赢得了这一地区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人组织中的大多数的支持,包括铁路、化工的工人组织在内,其中包括洛伊纳(Leuna)的这些行业的工人组织,威廉·科嫩的弟弟伯恩哈德·科嫩[49]就是那里的工人苏维埃主席。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地区性工人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于一月十七日决定接管哈勒地区的矿业活动[50]。二十七日,所有的矿山都举行了苏维埃的选举。二十九日该地区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会议,威廉·科嫩在会上就社会化问题做了报告[51]。就这样,鲁尔的工人与德国中部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准备就绪。

  发动总罢工这一行动的信号,本来应该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出,这次大会原先预定于二月召开,也只有这次大会才拥有发动这一全国范围的运动所需的权威[52]。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这次大会的召开被推迟了,而自由军团和冯·瓦特尔将军在鲁尔的行动,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正当鲁尔罢工要结束、埃森会议的代表正在准备谈判时,来自德国中部的代表们在哈勒碰头,号召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罢工,并呼吁柏林工人跟他们一起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是由所有大企业和许多小企业的劳动者选出的。其中一半是独立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多数派各占四分之一。总罢工的根本目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和“工厂的民主化”[53]。

  二十四日,罢工席卷了几乎整个哈勒地区,二十五日扩散到了萨克森[54]。在莱比锡,工人举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有三万四千零一十二人赞成罢工,五千三百二十人反对[55]。领导“五人小委员会”的库尔特·盖尔派工人民兵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这些民兵已经做好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罢工的准备[56]。二月二十六日,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势力以“反罢工”进行了答复;公务员、医生和商人相继停止工作[57]。此时,为了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罢工运动的核心,诺斯克命令梅克尔将军恢复哈勒的秩序[58]。在大柏林地区的工人苏维埃的选举中,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赢得了多数,这表明罢工的威胁正在逼近首都[59]。

  三月一日早上,梅克尔派出的三千五百名轻步兵抵达了哈勒。他们立刻陷入了重围,处于被群众瓦解和解除武装的险境之中,便撤回了军营里[60]。第二天,一个军官换上便服,前去刺探消息,他被群众认了出来,遭受了私刑。随后梅克尔下令,对任何胆敢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61]。当天晚上,有人企图绑架威廉·科嫩,他侥幸脱身[62],但卡尔·梅塞贝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士兵逮捕之后就失踪了。三月十九日,他的遗体被发现了;他也是“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毙”的。三月五日,罢工的势头减弱了,七日,罢工结束了[63]。

  就在这个关头,这一运动也在柏林爆发了。二月二十一日,德共(斯)中央在《红旗报》上,呼吁工人在工厂里集会,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举行示威游行,表明自己对自由军团干涉鲁尔的反对[64]。二月二十七日,施潘道的德国有企业的工人号召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工人的团结罢工,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提高工资、设立革命法庭来审判军方首脑、立即举行各工厂苏维埃的选举等要求[65]。

  二月二十八日,柏林工人苏维埃大会召开了。在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里有通用电气公司亨宁斯多夫[Heningsdorf]工厂的工人代表,他们都是三个工人政党的党员)的压力下[66],大会开始讨论起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及北部的罢工工人的团结罢工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讨论很快停止了[67]。在大会结束前,它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独立社民党赢得了三百零五票、社民党多数派赢得了二百七十一票、德共(斯)赢得了九十九票、民主党赢得了九十五票。在新执委会里,有七个独立社民党人、七个社民党多数派、两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68]。新执委会里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占有多数,他们面临着总罢工的问题。显然,如果社民党不支持他们,他们是无法成功的。但社民党正在竭力阻止柏林工人行动起来,他们正通过自己的提案和警告来阻止柏林工人这么做。三月一日,国民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提出了一个要求进行社会化的决议,为此政府于三月三日公布了一个计划。三月二日,柏林工人苏维埃中的社民党多数派代表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魏玛去,他们在三月三日的《前进报》上发出了针对总罢工的警告[69]。

  同一天的《红旗报》上登出了一份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德共(斯)党团、各大工厂中的共产党代表和德共(斯)大柏林地区组织领导层[70],呼吁书中写道:“时机又回来了。死者要重生了!”呼吁书回顾了过去的几个月,并强调指出:“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越过社民党‘多数派’的坟墓,革命就连一步都无法前进[71]。”

  出于这一看法,德共(斯)呼吁柏林工人在以下口号的基础上发动总罢工:重新选举所有工厂的苏维埃、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恢复集会的权利、组织赤卫队、把军队从所有被占领的工业区中撤出、释放政治犯、逮捕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对军方首脑起诉并定罪、以“叛变革命”和“一月凶手的同谋”的罪名起诉社民党“多数派”的领袖并定罪、立即实现和平、并同苏维埃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共产党领袖们催促劳动人民举行集会、组织罢工,并在工厂中促成必要的讨论:“不要冒失地卷入枪战!诺斯克正等着挑起流血冲突的机会[72]!”

  就在同一天(三月三日),首都几家大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群众集会,在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举行的集会尤甚,这些集会通过的决议精神与德共(斯)呼吁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来自西门子、施瓦茨科夫和其他地方的代表团以柏林苏维埃的名义开了会,决定一起提出号召发动总罢工的要求。他们在会上施加的压力具有决定意义,支持总罢工的决议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投了赞成票的代表当中包括几乎所有的社民党代表[73]。这个决议要求承认苏维埃、实行“汉堡七条”、释放以累德堡为首的政治犯、解除戒严、逮捕所有涉嫌政治谋杀的嫌疑人、组织工人卫队、解散所有自由军团、与苏维埃政府恢复政治与经济关系[74]。执委会决定,除了由它自己负责出版的信息机关报之外,所有的报纸也都要罢工[75]。

  但就在第二天,共产党把自己的代表从这个承担着罢工领导机关职能的委员会里撤走了。里哈尔德·穆勒不顾共产党的抗议,他以民主的名义,坚持要让(投票赞成罢工的)社民党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三月四日,赫尔福特[76]在代表共产党党团发言时宣布:

  总罢工是针对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及其政策的。让支持这些政策的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叛卖罢工、叛卖革命。今天,这种出卖造成的后果已经大白于天下。几乎所有的反革命报纸(包括《前进报》在内)都出版了,而革命派的报纸却没有出版。德国共产党拒绝以任何形式来为这种叛卖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它从执委会中撤出了自己的党员[77]。


  三月三日,也就是宣告罢工的那一天,普鲁士政府宣布,“为了保护大柏林的劳动人民免遭少数人的恐怖主义行径之害、以及为了避免饥荒”[78],要进行戒严。诺斯克被授予了全部民事与军事权力。他下令禁止举行一切的露天集会、示威游行,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的刊物,还警告说任何违令者将遭到武力镇压,并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79]。三月三日至四日夜里,在柏林的几处地方,警察与工人发生了冲突[80]。几家商店遭到洗劫,革命派谴责这是奸细所为[81]。三月四日早上,诺斯克找到了借口,命令自由军团向柏林进发[82]。

  那天下午,大批群众早早就来到了警察总局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当在施潘道发生冲突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怒火高涨起来:自由军团解除了守卫机枪仓库的士兵的武装,并发生了交火[83]。冯·吕特维茨命令一队自由军团驱散人群,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粗暴地执行了命令,连坦克都用上了,并向群众射击,对广场进行了清场。“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84]。”在执委会里,里哈尔德·穆勒以罢工工人的名义,同挑拨离间者和趁火打劫者划清界限。共产党出了一份传单,提醒人们注意:有人企图把这场运动引上“武装暴动”的歧路[85]。

  三月五日,情况进一步恶化,自由军团攻击了人民海军师驻守在勒尔特(Lehrt)车站的一支部队。水兵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警察总局去,要求被承认为那栋建筑物的守卫者,以此来作为其诚意的担保。冯·吕特维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代表团回去的路上,鲁道夫·克勒佩尔(Rudolf Klöppel)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这一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多数水兵转而反对自由军团,并拿起武器与之战斗,其中有些人把他们掌握的军火分给了群众[86]。三月六日,冯·吕特维茨的部队使用坦克、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向宫廷马厩和被人民海军师占领的建筑发起了进攻[87]。共产党的一份传单中强调指出:这场武装冲突是水兵与某些共和国保安部队的行为,在一月里它们曾从背后捅了劳动人民一刀:“我们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战。而他们的领袖则是在同雇主闹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才战斗的。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原因,导致我们与他们分裂……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团结[88]。”

  同一天的工人苏维埃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独立社民党人建议扩大罢工,把罢工扩展到供水、供气和供电部门。社民党代表对此强烈反对。当社民党代表发现自己是少数时,他们就退出了会场,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并发表了传单和海报,呼吁撤销罢工[89]。被社民党控制的柏林工会委员会采取了同样的路线。他们全部谴责独立社民党提出的措施是“冒险主义”,并说这只会打击工人区,让罢工在那里得不到支持。多数派被压服了,里哈尔德·穆勒也辞去了罢工委员会中的职务[90]。冯·吕特维茨的部队迅速进行了回击,他们占领了向资产阶级市区供电的发电厂,并利用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91]来恢复正常工作[92]。对于这次罢工的失败,社民党的临阵脱逃,其作用不亚于诺斯克的强力镇压。三月七日,苏维埃大会宣布,如果以下条件得到满足,就复工:


●不对罢工期间的行为进行惩罚。
● 释放在罢工期间被捕的人。
● 把军队从被占领的工厂里撤出去。
● 把自由军团从柏林撤出去。
● 解除戒严并撤销特别军事法庭[93]。 

  三月八日早上,战斗正在逐渐结束。水兵和工人已经被赶出了市中心,但有时他们还会从楼顶上进行狙击。罢工委员会接受了失败,在同诺斯克进行的谈判无果而终后,宣布无条件复工[94]。最后一个秩序尚未恢复的市区是利希滕贝格,关于当地卫戍部队的命运的流言四起。三月九日早上,《柏林午间新闻》(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的编辑在柏林从一个军方高官那里得到了一条消息:利希滕贝格警察局遭到突袭,七十人惨遭杀害。编辑起先还犹豫着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但后来接到了(内务部最高级官员之一)多耶专员的电话,在电话里多耶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并要求他们立即发表这条消息,如果需要的话,就出一期特刊。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五个警察在街头斗殴中死亡[95]。但诺斯克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在柏林街头贴满了告示:“与我们交战的斯巴达克派的野蛮兽行,迫使我们发布以下法令:手持武器反抗政府者,一旦被抓获,将被就地处决[96]。”

  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三月十日),媒体疯狂地攻击“杀人凶手”。《前进报》宣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利希滕贝格惨案唯一可能的回答”[97]。当天的一道命令宣布,凡是在自家住宅里被搜出武器者,一律就地枪决[98]。在反革命的大合唱中,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这是那周唯一的大屠杀,进行屠杀的刽子手,正是那些谴责虚构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的人。诺斯克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承认,有一千二百名平民遇害[99]。革命派认为,真正的遇害者数目应该在三千左右,其中有几百人未经审判就被枪杀了[100]。所谓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确有其事,不幸的是,却是反革命的屠杀——二十九名水兵在领工资时突然被捕,然后被枪杀了[101]。杀害他们的凶手是马洛[102]中尉,他把这些水兵从几百名囚犯中挑出来,“因为他们看上去很聪明”。莱因哈特上校命令他“有必要的话,就杀一百五十人”[103]。诺斯克写道:“如此可悲的事情,只可能在浸透了鲜血的气氛中才会发生[104]。”

  列奥·约吉希斯也加入了这些无名的死难者的行列。三月十日,他被捕了,然后在“企图逃跑”时被一个派出所的负责人塔姆西克(Tamschik)中士枪杀[105]。


最后一批抵抗的中心被摧毁


  当德国中部开始罢工时,鲁尔已经开始复工了。当德国中部的工人正在返回时工厂和矿山时,柏林的罢工开始了。当首都最后的战斗正在停息时,鲁尔又再次沸腾起来了。

  三月初,在竞选活动之后,退出了九人委员会的社民党人立即开始强烈地反对九人委员会,尤其是反对卡尔斯基。他们指责卡尔斯基,说他是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利益才来领导九人委员会的,说他破坏煤矿,还说他在国有化的原则刚刚获胜时就号召罢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卫队与自由军团正在准备向最顽强的工人中心进攻。在整个三月,矿山和冶金工业中的气氛不断高涨。矿工工会威胁要开除所有参加预期三月三十日在埃森召开的苏维埃会议的人。到会的一百九十五个矿山的四百七十五名代表决定:由于工会组织对一月运动的背叛,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德国矿工工会(只有八人反对这个决定)。他们一致同意于四月一日举行罢工,罢工的要求与柏林三月罢工的相同[106]。

  他们选出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九名中央委员里有五个独立社民党人(包括托伊贝尔)和四个共产党人[107]。总罢工将在整个四月里持续进行,并将以“遭到了血腥镇压”而载入史册,鲁道夫·科佩尔就是这么来描写它的[108]。四月七日晚上,社民党人塞费林被任命为鲁尔地区的国家专员[109]。九日,里希奇拉格在埃森逮捕了九人[110]。在矿工工会举行的一切集会当中,都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派,“社民党多数派”的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在四月一日,参加罢工的有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到了四月十五日,就增加到了三十万七千二百零五人。四月十五日,当新组成的地下罢工领导机关正在开会时,自由军团持枪闯入会场,枪杀了企图逃跑的代表,并逮捕了剩下的代表。

  在杜塞尔多夫有四十五人被杀,哈根、雷姆沙伊德、多特蒙德和波鸿的饥民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遭到了讨伐。受此影响,人们的抵抗开始减弱。四月二十日,罢工的人数只有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人,罢工运动慢慢地死去了[111]。五月初、胡根贝格、沃格勒、克虏伯与蒂森等重新恢复了对鲁尔的统治。

  在全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很快恢复了。四月六日,社民党政府在马格德堡逮捕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阿尔文·布兰德斯[112]及其两名同志。在曾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过基尔水兵起义的阿泰尔特领导下,“保安团”(一支工人民兵)进行了回击,他们抓走了兰兹贝格部长和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将他们扣为人质[113]。梅克尔将军的部队向该城进发,并于四月十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驱散了工人的示威游行,杀死了七人[114],救出了人质,解除了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115]。但在四月十二日,他们在当地留下了三个营,向布伦瑞克进发——布伦瑞克的苏维埃在独立社民党人塞普·奥尔特[116]的影响下,能召集起可靠的民兵,并刚刚开始了一场铁路工人罢工[117]。自由军团的步兵得到了艾尔哈特的海军旅的支援,他们于四月十七日发动了进攻,而布伦瑞克未经抵抗就沦陷了。主要的革命领袖都被逮捕了,但在一月起义后来到布伦瑞克避难的艾希霍恩和多伦巴赫则再次从自由军团手中逃走了[118]。

  萨克森的工人群众很快也发生了转变。四月十二日,伤残老兵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演变成了战斗。此前曾担任过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的诺伊林,现在是萨克森邦政府的军事部长,他拒绝与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代表团谈判。随后他遭到了私刑,被丢进了易北(Elbe)河[119]。诺斯克宣布戒严[120]。梅克尔将军把法乌佩尔中校和一千五百名士兵从马格德堡派到德累斯顿去,但法乌佩尔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便只包围了德累斯顿[121]。法乌佩尔的到来,促使莱比锡的领袖们加快了行动。在由库尔特·盖尔及其同志、工会活动家阿图尔·利贝拉什领导的“五人委员会”的有力领导下,他们做好了抵抗的准备,针对第一次进攻,他们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22]。据说有六万名武装民兵来保卫莱比锡,而且莱比锡的形势非常平静[123]。《红旗报》与德共(斯)中央也在莱比锡避难。五月十日晚上,“五人委员会”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就解除了宵禁。第二天晚上,梅克尔的步兵突然攻入,占领了该城,当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后,自由军团残酷地摧毁了罢工。自由军团于五月十九日占领了爱森纳赫(Eisenach),并抓住了多伦巴赫,后来多伦巴赫也和约吉希斯一样在摩阿比特监狱遇害,就连杀害他们的凶手都是同一个狱卒[124]。随后他们占领了爱尔福特,领导那里的是由独立社民党人佩佐尔德(Petzold)领导的工人苏维埃[125]。

  但此时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巴伐利亚。库尔特·艾斯纳的遇害,开启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在他之后领导巴伐利亚政府的是社民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126]。四月七日,一个政党联盟宣布在慕尼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古怪的联盟里有独立社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多数派社民党人施奈本霍斯特[127],他是霍夫曼政府的一位部长。至今还没有人能对这一奇怪的行动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肯定地排除这是一次挑衅的可能。此前已在欧根·列维涅的有力领导下重整旗鼓的慕尼黑共产党人[128]谴责它是“假面舞会”,是“冒牌的苏维埃共和国”,其前景只能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斗争,它将会给自由军团提供干涉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当反革命分子企图在四月十三日发动暴乱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承担起保卫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责任[129],当时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首府的工厂苏维埃里赢得了可靠的多数,但这一事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前景的看法。由列维涅领导的一个执委会去着手组织无望的防御[130]。由诗人恩斯特·托勒尔[131]率领的巴伐利亚“红军”的一次胜利,导致了霍夫曼政府召唤自由军团进行干涉[132]。慕尼黑的革命派直到最后一刻仍因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他们曾企图通过暴动来结束彼此的分歧[133]。革命派同冯·奥芬[134]将军的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冯·奥芬的部队里显然也有艾尔哈特海军旅的人。自由军团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清除了最后一批抵抗的据点[135]。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136]下令处决十个保皇派阴谋家,并将几百个当地头面人物扣为人质,反革命便添油加醋,大肆造谣,说什么这些巴黎公社的传人[137]对人质进行了大屠杀,这些谣言在慕尼黑起到了“利希滕贝格大屠杀”在柏林所起到的作用。几百名巴伐利亚革命者未经审判就被杀害了,其中就有艾格尔霍菲尔和甘多尔菲尔[138]。兰道尔被活活打死。托勒尔与无政府主义诗人米萨姆[139]被判了重刑。列维涅被打成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枪杀[140]。在法庭上,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死刑?我们共产党人全都判了死刑,只不过死期不同而已[141]!”

  后来,大众传媒和右翼在宣传中都把慕尼黑革命写成了洪水猛兽,把这段时期写成群魔乱舞、暴徒四起的时期。慕尼黑,反动的大本营,成了纳粹主义的摇篮。

  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似乎标志着开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德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战后革命浪潮正在退去,这股浪潮没能冲出战败国的国界。在这段时期当中,人们曾幻想工人阶级能轻易夺取政权,现在这种幻想也随之而散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库恩·贝拉[142]和平地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时间,欧洲革命似乎正在快速发展。奥地利各地都成立了工人苏维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页拒绝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企图以国民议会代替苏维埃[143]。共产党似乎正在大步前进,它在三月只有一万名党员,到了五月就已经有了五万名党员[144]。在斯洛伐克也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145]。然而正如伊冯·布尔戴(Yvon Bourdet)所写的那样:“……奥地利社民党人拒绝夺取政权,这就打断了社会革命的链条。假如他们当时能换一种做法的话,这三个工人共和国就有可能相互支援,毫无疑问,这会掀起一股无法阻挡的革命精神,这股精神将传遍整个欧洲[146]。”

  无论是奥地利共产党人还是匈牙利共产党人,都没能够理解这一事实。库恩·贝拉(俄国共产党人后来批评了他同匈牙利社民党人联合的做法)企图在奥地利强力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他派恩斯特·贝特尔海姆(Ernst Bettelheim)带着大笔金钱抵达维也纳,宣称贝特尔海姆是代表共产国际行动的。贝特尔海姆是一个满腔热情的新手,就像德国的极左派那种类型。五月二十六日,他说服了扩大了的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夺取政权的任务。以他为主导的“革命士兵委员会”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发动起义,之所以定在那一天,是因为根据停战协定,那天要大幅裁减工人民兵[147]。然而奥地利社民党领袖察觉了他们的计划,便于六月十三日着手采取预防措施。时任外交部长的奥托·鲍威尔[148]说服协约国取消了关于部分解除民兵武装的条款,这项条款可能会使武装民兵因害怕失业而起义[149]。根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50]的提议,维也纳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在其中是少数派,仅有约十分之一的席位)谴责了原定的起义。同一天晚上,奥地利共产党的三人小组推翻了贝特尔海姆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起义计划[151]。库恩徒劳地发了一封电报,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52]。奥地利共产党领袖决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取代原定的起义。但在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夜里,全奥地利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这使示威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动,十五日那天有二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153]。

  维也纳的失败毁灭了“布达佩斯公社”。库恩政府又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经济困难。它缺乏经验,而农民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反革命分子依靠国外支援发动叛乱,这两点把它逼上了绝路。它面临着协约国军队的巨大压力(甚至在匈牙利红军总司令部里都有协约国的奸细)。八月一日,库恩政府向布达佩斯苏维埃递交了辞呈,它垮台了。几天后,罗马尼亚军队侵入了匈牙利首都,霍尔蒂[154]将军的政府成立了。白色恐怖开始了[155]。

  中欧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恢复了。在俄国革命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革命之间未能建立起联系。尽管如此,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革命派仍在继续组织自己的队伍,执行着一战期间就已开始的任务。许多革命派认为,没有早点这么做,正是他们遭到血腥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 他最终于1919年1月29日逝世(《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9页)。

[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2页)特别指出,他死于1919年4月6日,是在做了盲肠手术后死的。

[3]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散见于全书各处。

[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5] 对他的审判于1919年6月4日举行,他是6月6日就义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

[6]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97页。

[7] 艾贝哈特·柯尔布(1933年8月8日——),德国历史学家,1960年于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有多部研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德国史的著作。——中译者注

[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9] 同上,第315—316页。

[1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6页;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1]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11页。

[12] 乌尔里希·罗格(Ulrich Rogg,1888—1938?),面包师,一战前加入社民党,后参加斯巴达克派,成为鲁尔地区的斯巴达克派组织者。1919年在杜伊斯堡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成为哈勒地区的德共干部。1925年去了俄国,返回德国时被捕并被判刑,后来退出政治活动。

[13]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4]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59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54页。

[15]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70—371页。

[16] 同上,第184页、第198—199页、第202页、第484页。

[17] 《前进报》,1919年2月5日。
  原文为1月5日,经查证改为2月5日。——中译者注

[1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4—315页。

[19] 奥托·里希奇拉格(Otto Lichtschlag,1885年7月17日——1961年3月17日),德国军官,一战结束时为上尉,1918年12月在鲁尔地区指挥一支自由军团,1919年镇压了鲁尔矿工罢工。二战期间曾任第82军作战参谋、第34军参谋长。——中译者注

[2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5页。

[21] 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213页。

[22] 汉斯·施佩特曼(Hans Spethmann),《1923年至1925年的鲁尔斗争》(Der Ruhrkampf 1923 bis 1925),柏林,1933年,第149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

[2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13页;“九人委员会”发表的争取社会化的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6—58页。

[2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9页。

[2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7页。

[26] 同上,第318页。

[27] 海因里希·威廉·林贝茨(Heinrich Wilhelm Limbertz,1874年9月10日——1932年4月3日),曾当过矿工,后来加入社民党,担任过矿工工会报纸的编辑。卡普暴乱期间曾担任过埃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28] 参见他们的演讲的节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8页。

[29] 该法令收录于里特尔与米勒,《德国革命1918—1919》,第188—190页。

[30]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8—79页。

[31] 赫尔曼·艾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年11月29日——1971年9月27日),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指挥第二海军旅(2. Marine-Brigade),1919年先后镇压了德国西北港区的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参加卡普暴乱,失败后逃到国外,后又潜回德国,建立了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长刀之夜”后逃到奥地利,后返回纳粹德国。——中译者注

[3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41页。

[33] 同上,第342页。

[34] 《汉堡回声报》,1919年1月31日,转引自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70页。

[35] 同上,第70页。

[36] 同上,第345—346页。

[37] 奥斯卡·冯·瓦特尔(Oskar von Watter,1861年9月2日——1939年8月23日),德军中将,出身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先后任第10野战炮兵旅旅长、第54步兵师师长、第26预备军军长。1920年4月带领自由军团镇压了鲁尔起义。——中译者注

[3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0—322页。

[39] 同上,第322—324页。

[40] 弗里茨·巴德(Fritz Baade,1893年1月23日——1974年5月15日),一战期间从军,十一月革命后任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1925年在哥廷根务农,1925年后在多个经济研究机构任职。纳粹上台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1949年至1953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4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6页。

[42] 同上。

[43] 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 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年至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被选入中央。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间接担任了中央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失败负责。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至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植物,1933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44]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518页、第536页。

[45] 格哈特·塞格尔(Gerhart Seger,1896年11月16日——1967年1月21日),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裁缝家庭,青年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一战期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1年任《自由报》编辑,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0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他因反对过《授权法》被关入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1934年逃到布拉格,同年10月流亡美国,以当记者和演讲为生。——中译者注

[46]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47] 伯恩哈德·迪维尔(Bernhard Düwell,1891年4月29日——?),曾学过经商,1908年至1911年在柏林领导社民党青年组织,1914年至1918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任蔡茨(Zeitz)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出席了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后因支持列维、反对三月行动而于1921年8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先后回到了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纳粹上台后他的生平不详,有人认为他流亡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Batavia),并死在那里。——中译者注

[4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5页。

[49] 伯恩哈德·科嫩(Bernhard Koenen,1889年2月17日——1964年4月30日),1906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1920年起任哈勒—梅泽堡地区的德共组织领导,1922年至1933年被选为萨克森议会议员。1933年2月12日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转入地下,同年7月流亡苏联。随后在国际红色救援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获释,1943年被选入德共中央。1946年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成立,1953年至1958年任民主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中译者注

[50] 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36页。

[51] 同上,第136—137页。

[52] 同上,第86页,n.2。

[5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3页;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43页。

[5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0页。

[55] 同上,第201页。

[56]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5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页。

[58] 同上,第226—227页。

[5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60] 同上,第37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6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8—229页。

[62]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02—403页。

[6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7页。

[64] 《红旗报》,1919年2月2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81—182页。

[65] 《红旗报》,1919年3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2页。

[66]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4页。

[6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其中补充了一个细节:这次会议于下午3点结束,因为会址要用来开舞会。

[6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在各工厂中举行的选举是按照竞选名单进行的,而不是像十一月时那样按照“协议”和“平分”原则进行。

[6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70] 《红旗报》,1919年3月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6页。

[71]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4页。

[72] 同上,第285页。诺斯克已经于3月1日至2日夜里回来了(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1页)。

[7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

[74]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89页。、

[7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出版于3月4日,名字是《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新闻通讯》(Mitteilungsblatt des Vollzugsrats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Grossberlins)。

[76] 赫尔福特(Herfurt)当时是德共柏林组织里的极左派领袖之一,后来参加了反对派,然后参加了极左的共工党,再后来参加了劳芬贝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后被揭露出是一个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自由报》,1921年3月25日)。

[7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1页。

[78]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3页。

[79] 同上,第104页。

[8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5页)甚至说“有32个派出所遭到攻击”。

[8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4页)认为这些抢劫案是“可疑分子”干的,但又说这不太可能是“奸细”所为。《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82]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6页。

[8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3页。

[84]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6页。

[8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2页。

[8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页。

[8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239页。

[8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上提到了这份传单;这份传单收录于诺斯克的《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苏联历史学家V·F·切利克(V.F.Chelike)认为,德共(斯)中央与保尔·列维在柏林三月运动中的态度,与慕尼黑的共产党人相似,后者被当成“盲动分子”。但与其他已知的文献相比,他引用的文献(《1919年3月柏林战斗的开端》[Nachalo Martovskikh boev 1919 v Berline] ,《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8—169页)缺乏说服力。我们应当记住(见上文第[76] 号注释),共产党党团的代表、那个拒绝参加罢工委员会的极左派赫尔福特,其实是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这个事实似乎没有被那位苏联历史学家注意到。

[8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90] 同上。

[91] 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 Nothilfe,简称TN或TeNo),是由自由军团技术部门成立的一个专门破坏罢工的组织,于1919年9月30日正式成立,其作用是在罢工期间维持关键设施(煤气厂、水厂、发电厂、铁路、邮局等)的运转,其成员主要是陆军工程技术部门的人员。——中译者注

[92] 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1页。

[93]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02—303页。

[9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95] 同上,第365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1页。

[96]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0页)说这是“谣言”的源头,死亡人数被夸大了十倍。

[9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9页)仅仅引用了这句话的后半句。

[98]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

[99]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0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7页)估计受伤的平民大概有10000人。

[10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页。

[102] 奥托·马洛(Otto Marloh,1893年8月1日——1964年3月20日),德国军官,曾参加一战,一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19年3月10日,他下令枪杀人民海军师的30名水兵(其中1人幸存),后因此受审,但最终无罪获释。1930年参加纳粹党,此后积极为纳粹党效力。二战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但因病未执行。——中译者注

[10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371页。在1871年也发生过这样的屠杀,跟这次惊人地相似:大批巴黎公社战士被加利费将军杀害了。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104]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0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106] 同上,第29—31页、第327—329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43—344页。

[10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08] 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3页。

[10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10] 同上,第332页。

[111] 同上,第333页。

[112] 阿尔文·布兰德斯(Alwin Brandes,1866年6月12日——1949年11月6日),出身于锁匠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1年至1918年被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马格德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起领导马格德堡地区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后随独立社民党一起回到社民党,并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罗伯特·迪斯曼逝世后成为德国五金工会领袖,纳粹上台后两次被捕。——中译者注

[11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8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3页。

[114]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6—287页。

[11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0页。

[116] 约瑟夫·“塞普”·奥尔特(Josef “Sepp” Oerter,1870年9月24日——1928年12月4日),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893年因“进行爆破阴谋”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13年重新加入社民党,并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布伦瑞克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独立社民党分裂时参加了右派。1922年被开除出独立社民党。后参加纳粹党,1925年后退出政界。192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中译者注

[11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94—295页。

[11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7—129页。

[11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4—145页。

[120]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5页。

[12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42页。

[122] 莱比锡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发表的号召抵抗的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95—398页。

[123]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00页。

[12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8页、第382—383页。

[125] 艾伦·米切尔(Allan Mitchell),《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普林斯顿,1965年,第305—307页。

[126] 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年至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年至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跟前巴伐利亚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接任巴伐利亚总理。——中译者注

[127] 恩斯特·施奈本霍斯特(Ernst 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20年至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议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中译者注

[128] 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第309页。3月18日,由列维领导的德共(斯)中央写信给列维涅,告诉他要尽量避免给反革命提供军事干预的借口(同上,第308页)。列维涅于3月5日抵达慕尼黑,他整顿了当地党组织,以工厂小组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此前慕尼黑党组织在马克斯·列文的领导下,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维涅来到慕尼黑后,中止了这一合作(同上,第308页)。
  马克斯·列文(Max 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6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至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年至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129] 同上,第318—320页;汉斯·拜尔(Hans Beyer),《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Vo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zur Räterepublik in München)东柏林,1957年,第93—97页。

[130] 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97—102页。

[131] 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年12月1日——1939年5月22日),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4年志愿从军,后因伤退伍。1917年担任慕尼黑地区的独立社民党组织领导人。1919年领导巴伐利亚红军,1919年4月6日至12日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写了多部剧本,获释后参加了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5月22日因绝望和财政拮据而在纽约自杀。——中译者注

[132]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命恩斯特·托勒尔为红军指挥员,4月16日,红军在达豪击败了忠于霍夫曼政府的部队后,霍夫曼政府便向自由军团乞求帮助。——中译者注

[133] 这里是指通过暴动来解决理论分歧,而不是指用暴力来清除异己。——中译者注

[134] 恩斯特·冯·奥芬(Ernst von Oven,1859年2月3日——1945年5月21日),德国陆军中将,曾任第38步兵旅旅长、第21步兵师师长、第21军军长。一战后指挥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3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35—337页。

[136] 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 Egelhofer,1896年4月13日——1919年5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参加了莱希皮奇的地下活动,被判处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水兵中间进行组织活动,1919年参加了德共(斯),当恩斯特·托勒尔辞去红军指挥员一职后由他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137] 在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刻,当巴黎工人正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屠杀时,巴黎公社委员夏尔—泰奥菲尔·费雷(Charles-Théophile Ferré)下令处决了包括巴黎大主教若尔日·达尔布瓦(Georges Darboy)在内的6名人质,以示报复,故此处特别提到“巴黎公社的传人”。——中译者注

[138] 此处可能有误,因为现有资料显示,卡尔·甘多尔菲尔逝世于1932年。——中译者注

[139] 艾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1878年4月6日——1934年7月10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犹太药剂师家庭,一战前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初曾支持战争,但后来又转向反战立场。1918年4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写了许多作品,1923年获大赦出狱。出狱后他写了不少辛辣讽刺纳粹党的作品。国会纵火案发生后被捕,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40] 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第330—331页;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136—138页。

[141] 《行动》(Die Aktion),1919年,第485页。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收录于唐克莱德·多斯特(Tankred Dorst)与赫尔穆特·诺伊鲍尔(Helmut Neubauer),《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证言与注释》(Die Münchner Räterepublik.Zeugnisse und Kommenta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6年,第157—167页。
  此句原文直译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被判了缓刑的死人!”——中译者注

[142]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43] 伊冯·布尔戴(Yvon Bourdet)为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Démocratie et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6年)所写的序言,第33—35页。

[144] 吕西恩·罗拉(Lucien Laurat),《奥地利共产党》(Le Parti communiste autrichien),收录于雅克·弗莱蒙(Jacques Freymond)主编的《共产国际史稿》(Contributions a l'histoire du Comintern),日内瓦,1965年,第77页。

[145] 同上。

[146] 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2页。

[147] 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7页。

[148] 奥托·鲍威尔(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49] 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

[150]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 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 von 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中译者注

[151] 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

[152] 奥·鲍威尔,《奥地利革命》(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第140—142页;恩·贝特尔海姆,《斗争》,1919年,第646—649页,转引自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国际的历史》(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第2卷,汉诺威,1963年,第162页。

[153] 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这种被叫做“贝特尔海姆式的蛮干”(Bettelheimerei),早在1920年10月就遭到了阿诺尔德·施特鲁塔恩(Arnold Struthahn)——即卡尔·拉狄克——的猛烈批评,拉狄克批评这种做法是“盲动主义”,是“半布朗基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见《从暴动企图中学到的教训》(Die Lehren eines Putschversuches),《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9期,1920年10月。

[154]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55]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30—133页。



Rank: 1

发表于 2011-9-2 00:30 |显示全部帖子

第十四章 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正当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步枪与火焰喷射器的火光中结束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就开始着手准备成立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存在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1],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可是,传送文件、调动人员都需要时间,当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时,德国党的真正创建者已经遇害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律师爱德华·弗赫斯[2]前往莫斯科,把卢森堡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列宁[3]。几天后,列宁采取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正是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第一步[4]。但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卢森堡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即成立新国际是历史的必需,但她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艾贝莱因的报告中说,就在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前两天,她还表示她反对任何立即宣告成立新国际的做法:

  得在西欧有了几个革命党的存在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的、有能力行动的国际才有可能存在……在只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时候,成立国际只会削弱革命国际的理念[5]。


  卢森堡遇害后,这个观点得到了约吉希斯的维护,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向德共(斯)发出邀请,请他们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德共(斯)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占了上风[6]。德共(斯)要求自己的代表们[7]投票反对成立新国际,(如果我们相信恩斯特·麦尔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的话[8])并指示他们:假如不顾德国党的反对,宣布成立新国际的话,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最后,由于通讯困难,以及刚刚诞生的德共(斯)领导层肩负重任无暇分身,只有埃贝莱因一个人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以马克斯·阿尔伯特[Max Albert]的化名)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并反对成立新国际——他的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9]。他告诉我们说:“俄国同志,特别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可夫斯基,竭力劝说我,希望能让我相信必须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推迟成立[10]。”

  显然,这个问题上的转机来自其他方面。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特[11]在会议开始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就中欧的革命起义做了一番热情的演说;拉可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呼吁;也许还要加上约吉希斯遇害的消息;特别是会上的乐观情绪产生的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埃贝莱因,使他说服了自己,没有投下那张关键的反对票[12]。共产国际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季诺维也夫出任共产国际主席,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两件事蕴含的意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这么认为:

  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中心将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柏林、巴黎或伦敦。俄国工人怀着喜悦之情,在克里姆林宫墙里欢迎世界各国工人的代表,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欧某国的首都召开时,他们将以更大的喜悦之情欢送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甚至可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13]。


  布尔什维克党跟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派一样,认为德国革命并没有在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被葬送掉,它将以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等多久。


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


  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有直接体验,他亲身见证了这一阶段的一部分。当对他的监管放松后,三月十一日,他在牢房里给作家阿尔冯斯·帕凯特[14]写了一封信(当时帕凯特正准备动身前往苏俄)。信中他说自己反对一月起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夺取政权。”[15]——然后他着重指出,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群众本能地指引自己走上了组织工人苏维埃、走上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的道路。在没有进行强大的号召成立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最最值得注意的。拉狄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群众自己,而应该归咎于这种没有组织的情况——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群众不得不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战斗:“在德国,缺少一个大型的革命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一个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传统的政党[16]。”

  与俄国革命作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德国革命发展出的一系列特殊问题:

  (在俄国革命中)我们不曾经历过像(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或今天这样的战斗,牺牲了那么多的鲜血和财富。那时我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我们掌握着群众。但德国共产党人没有掌握群众,正在进行的枪战和暴动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有群众组织,有工会,它们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或是从革命当中诞生的。德国的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天才的集中体现——它们诞生于一个政治上停滞、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不是形成于革命的过程当中,而革命在它能给自己提供新的组织之前,胡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继承下来的组织却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并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所以革命才会具有这种野蛮的、无法控制的性质。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我们是沿着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道路走向政权的,军队站在我们一边。那时候(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像现在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雇佣兵来打击我们。最后,德国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17]。


  拉狄克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德国革命没有胜利的机会,而是说还要经过更加漫长、艰苦的斗争:“德国的内战,将比俄国内战更加激烈、破坏更大。你们这么熟悉我,应该能知道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多么悲伤[18]。”

  希望在于世界革命的前途,它将从各战胜国中不可避免地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力量:

  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各国的事态发展会有多快。在这段时间里,德俄两国工人阶级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却不是肩并肩地同协约国战斗(我在十月里曾以为会那样),因为协约国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战争了,而革命也不需要一次战争……强有力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一出现,各种无组织的力量的问题,将因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传统而得到解决。这个传统在当前却导致了如此迥异的后果……看着无数的鲜血正在毫无意义地、没完没了地流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这一前途才能使我摆脱这种压抑的心境[19]。


魏玛共和国


  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当诺斯克的自由军团四处出击的时候,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十一月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百上千万德国工人——包括那些相信艾伯特和诺斯克会带来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工人——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十一月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在十九世纪里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魏玛宪法并没有局限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根据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洛伊斯的说法,魏玛宪法“使国家神圣化,加强、巩固了国家”[20]。魏玛宪法规定德国是由多个邦(Länder)组成的单一制国家(邦的数量比第二帝国时期少),部分权力下放给邦政府,各邦的统治者自己管理本邦内部事务。中央政府负责国内外政策、财政、通讯、铁路和河运等方面的事务。

  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样可以从政治生活的组织中看出来。魏玛宪法明确保障以下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与电话的隐私权、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少数派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以及普选权。

  立法权力由两个机关共同执掌。国家参议院(Reichsrat)由各邦政府提名的代表组成,而各邦政府又是由通过普选产生的各邦议会产生的。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仅限于暂时性的否决[21]。国家经济委员会(Reichswirtschaftsrat)负责研究法律草案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它也可以提出法律草案;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的工会,以及雇主组织的代表平等地参加这个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看作是新的民主制度的社会性的证明。在立法过程中,国会(Reichstag)是最重要的机关。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普选产生,普选是按照一种重新分配的比利代表制来进行的,年满二十周岁的男女公民都可以参加普选。部长和总理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很大,他跟国会一样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由全体德国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任命,然后总统再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各部部长。他能颁布法律,在颁布法律之前,如果他要求、或十分之一的选民要求的话,可以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是外交使团、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首脑。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了总统实行全面独裁的权力,并使他具有跟德国皇帝相差无几的地位。根据法律,总统可以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和解散国会。总统制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先锋——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的最终守护者)而设立的。归根结底,魏玛宪法中一切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文,都要服从于第四十八条,这一条给了这个政权以足够力量,让它来破坏任何革命的尝试、甚至是在魏玛宪法框架内的任何令人担忧的民主进展。因此,诺斯克的自由军团的行动、对柏林三月罢工的镇压,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的独裁的建立,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而这部宪法却被它的维护者吹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联合政府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社民党多数派发挥的作用,表明他们将成为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宣称自己将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其实,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的选举当中,社民党赢得了三千万张选票中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张,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席位。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他们的右翼伙伴肯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议会联盟。此外,资产阶级政党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艾伯特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中,赢得了三百二十八张票中的二百七十七张,当选为总统。继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先是谢德曼,然后是他们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威尔[22]。在政府里,社民党的部长们处于少数,但在这几任总理任内,诺斯克一直掌握着关键的国防部长一职。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参加了。在极右翼,有德国民族人民党,它的领袖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和克虏伯集团的管理人胡根贝格,它能调动大笔金钱,使唤强大的新闻媒体。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方面,德国人民党表现得跟它一样,但人民党又做出渴望同协约国发展良好商业关系的姿态。人民党的首脑是另外一批工业巨头,比如胡戈·施蒂内斯,他的康拜因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银行家里塞尔[23],他是汉莎同盟主席;银行家库诺[24],他在巴林[25]自杀之后接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一职;最重要的是施特莱斯曼,他曾担任过萨克森工业家协会秘书长。他们也能在情报和宣传工作上调动大量资源。

  在议会中,支持谢德曼与鲍威尔政府的多数派,首先是德国民主党,这个党得到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它的领袖不是梅尔希奥尔[26]和多恩贝格(Dornberg)那样的银行家和商人,就是电气工业两大强权的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27]。其次是已经改名为基督教人民党的中央党,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党,它开始鼓吹阶级合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共同体”摇旗呐喊,它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天主教工会内扮演的角色来这么做的。它在科隆出版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人民新闻》(Völkische Zeitung),这两种报纸的读者遍布各个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它的领袖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约瑟夫·维特[28]和费伦巴赫[29]都是中产阶级出身。

  这个新联盟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由于战时的封锁,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一战期间,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绷紧到了极致,结果绷断了。停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工业再也不能靠军事订单来维持了,与此同时,大批复员军人又加入了失业大军。设备资产已经损耗殆尽。资本开始离开德国,同时沉重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变得难以承担。工业集中到了疯狂的程度——战争期间,蒂森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增加了四倍。施蒂内斯的财产从三千万马克增加到了十亿马克。大资本的“大王”们是德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向议会联盟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称臣。急剧的通货膨胀,很快就破坏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实行的各项社会措施,激增的失业使之彻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人民群众正在为战争支付高昂的代价。革命仍然留在议事日程上,尽管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路将有多么艰难困苦。


革命只得推迟


  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德国革命只得推迟。一九一九年,他们继续支持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30]。 ”

  拿列宁的这个观点,来同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九年对其做的分析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保尔·列维指出,尽管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消极的,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已深度激进化,他还特别指出了那些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客观环境驱使德国无产阶级以铁一般的决心投身革命,尽管他们准备得很差,并且只有微弱的革命倾向[31]。”他分析了一番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中的得失,并解释说:

  世界革命的命运将在德国决定,这不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拥有一些假想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十一月九日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因其组织才能、力量及野蛮性,仍然跟以前一样危险,……也因为它穿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件迷惑人的新外衣后而变得更加危险……还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德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的战场[32]。

   但是,托洛茨基在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试图解释(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称作的)德国革命的“延迟”。他拒绝拿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类比,并强调指出:造成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被推迟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辩证的矛盾之一:正是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把它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自给自足的组织建设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它转向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时,在组织上却表现得极端无助[33]。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样,都认为德国革命的特殊性,可以用缺少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这个理由来解释:

  它(即德国工人阶级)不仅被迫为夺取政权而战,还被迫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组织、训练未来的领袖。在革命时期的环境当中,这个教育工作确实是要以急切的节奏来进行的,然而完成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时间的。在缺乏一个有着为劳动群众广为接受的战斗的领导层的、集中的革命党,缺乏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中心和地区经过行动的考验和经验之检验的、起领导作用的战斗的核心与领袖的时候,这个在街头突然爆发出来的运动,必然带有间歇、混沌和缓慢前行的特征。目前,这些突发的罢工、起义和战斗展示出了唯一一种能公开动员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让德国无产阶级挣脱旧党束缚的可行形式;与此同时,在当前条件下,它们也展示出了唯一一种教育新领袖、建设新党的手段[34]。

  他强调,党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收获、无产阶级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依然存在。新党将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成立:“德国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他们的组织习惯与能力都是最高最好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正在觉醒,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最高水平上升[35]。”

  将在未来胜利的革命,它的主力部队是大批的先进工人,这些先进工人会被独立社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争取过去,至于独立社民党,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说考茨基—哈阿兹的独立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在执政党的普通党员当中散播优柔寡断的情绪、以及为执政党中陷入恐惧、绝望或愤怒的各种成分提供避难所的话,那么反过来,作为其影响之一,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我们的斯巴达克派战友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英勇的角色)将从独立社民党的左翼引发无法阻挡的爆炸,独立社民党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成分正在被共产主义运动吸引过去[36]。

  完成了这个争取过程,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场顽强的、毫不减弱的、不断爆发的、缓慢前进的革命正确实地向那个关键时刻逼近,到了那一刻,它的全部经过训练的力量都被发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它就能向阶级敌人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37]。”


工人阶级中的深层运动


  一月十九日大选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素材,从中我们可以估量德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当中的意见变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让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是极左派对大选的抵制(德共[斯]成立大会支持这种做法)遭到了全面失败。参加投票的有差不多三千六百万人,大约是参加了一九一二年大选的三分之二。这三千六百万人里,有大概三分之二是第一次投票。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的选民是妇女。在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三参加了大选,投票率之高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38]。

  第二件惊人的事,是艾伯特的支持者在大选之前、也就是他们在进行号召召开立宪会议的活动期间作出的预测,被事实驳倒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张票,少于资产阶级政党总共拿到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张。当然,这次大选是在“社会主义者”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府都是让人失望的。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获胜的真正理由,正是那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早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就已经揭示过了。从一九零八年开始,资本家的大企业就开始在大选中投入大笔金钱。光是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就给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高达三千万马克的竞选资金。另外,大选是在当局宣布戒严、加紧镇压的气氛中进行的。诺斯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副富有深意的景象:在星期天那天,诺伊科伦的工人区在投票时,广场上架着机枪,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39]。

  说到底,在那种环境下,跟战前的大选相比,一月十九日的投票结果仍然显示出了强烈的左倾倾向。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共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而在统一的社民党成绩最好的一九一二年大选中,社民党也才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选票。如果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来对比的话,结果就更有意思了。

  雅·萨·德拉布金对大选统计数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首先,跟一九一二年大选相比,社民党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社民党在东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五十点一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在这里只得了百分之十四点八;在西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二,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九点七;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里,艾伯特的党损失惨重。在哈勒—梅塞堡(Halle-Merseburg),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赢得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它只得了百分之十六点三,独立社民党则在这里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在莱比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而独立社民党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在杜塞尔多夫,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图林根,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得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选票,在一九一九年则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这些工业地区,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的票数加起来超过了过半多数,但大多数时候,独立社民党在工人中获得票数要比社民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选举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柏林,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三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而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在维丁(Wedding)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的工人区,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实际上得到了同样多的票数。德拉布金强调了社民党得票的两方面变化——它在农业地区得票增加,在工业地区则因独立社民党的有力竞争而减少了。他的结论是:在一九一九年投了社民党的票的小资产阶级要比一九一二年多[40]。

  即使这个结论可能有充分根据,但仍有部分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艾伯特的党,特别是在小城镇。在大型工业中心,独立社民党开始赢得当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并攻入了他们的对手的最坚固的一些阵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当然其特点是不确定的稳定化),共产党正处于地下,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显然无法同另外两个工人政党竞争。




[1] 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2] 爱德华·弗赫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3日),出身于店员家庭,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入狱。一战爆发后反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政策。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8年参与建立德共(斯)。1928年退出德共,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 R·斯托利亚诺娃(R.Stolyranova),《举行共产国际一大的号召》(Der Aufruf Zum 1 Kongress der KI),《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wissenschaft),第11期,1968年,第1397页。这封信上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0日,发表于1919年2月2日的《真理报》。

[4] 弗·伊·列宁,《致格·瓦·契切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38—441页。

[5] 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III Internationale),《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6] 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Der Deutsche Kommunismus.Dokumente),科隆,1963年,第198页,n.54。

[7] 根据传统的说法,德共(斯)派了两名代表:埃贝莱因和列维涅。据列维涅的遗孀所述,列维涅是去了莫斯科,但不是作为德共(斯)的代表去的,而是作为罗斯塔通讯社的代表去的(赫·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0页)。

[8] 《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5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1920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27页。

[9] 《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in Moskau vom 2 bis 19 März 1919),汉堡,1921年,第76页。

[10] 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11] 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当过印刷工人,1891年参加奥地利社民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45年至1949年被选为维也纳市议员,1945年至1946年任维也纳副市长。——中译者注

[12] 《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第134页。

[13] 《消息报》(Izvestia),1919年5月1日。

[14] 阿尔冯斯·帕凯特(Alfons Paquet,1881年1月26日——1944年2月8日),德国作家、诗人,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5] 这封信的全文收录于阿·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Der Geist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莱比锡,1919年)的序言部分,第vii页。

[16] 同上,第viii页。

[17] 同上,第vii—第ix页。

[18] 同上,第ix页。

[19] 同上,第x-xi页。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诺斯克正在血腥镇压进行三月罢工的柏林无产阶级。

[20] 转引自皮埃尔·贝奈尔(Pierre Benaerts),《统一的德国,1806—1938》(L' unité allemande 1806-1938),第158页。

[21] 根据魏玛宪法,国家参议院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国会在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也可以驳回国家参议院的否决。——中译者注

[22]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曾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后来在法律事务所工作,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191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9年2月任劳动部长,6月谢德曼辞职后接任总理一职,1920年3月卡普暴乱失败后辞职。——中译者注

[23] 雅科布·里塞尔(Jakob Riesser,1853年11月17日——1932年5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1903年起被选为民族自由党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德国人民党。1916年至191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8年任国会副议长。——中译者注

[24] 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为德国军队提供食品的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线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1922年至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中译者注

[25] 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年8月15日——1918年11月9日),德国犹太商人,1886年受雇于汉堡—美洲航线公司,1899年出任总经理。德国投降后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26] 卡尔·梅尔希奥尔(Carl Melchior,1871年10月31日——1933年12月30日),德国银行家,原为律师,1900年任大型私人投资银行M. M. Warburg & Co.的法律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任德国政府的财经顾问。1926年任德国驻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的代表,1930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董事。1933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27]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年9月5日——1941年9月9日),1899年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1901年至1908年任英国分公司经理,1908年至1912年任西门子公司海外活动负责人。1920年至1924年被选为德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4年任德国国营铁路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管理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28] 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乱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29]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中译者注

[30] 弗·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1页。

[31] 《革命在德国的进展》(La march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2期,1920年4月2日,第142页。

[32] 同上。

[33] 列·达·托洛茨基,《缓慢前进的革命》(A Creeping Revolutio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卷,伦敦,1973年,第69页。

[34] 同上,第70页。

[35] 同上,第71页。

[36] 同上。

[37] 同上。

[38]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3页。

[39]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5页。

[40]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6—547页。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12-2 00:52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1-15 21:16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1-15 22:44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1-15 22:46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吴季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5-9 13:13 |显示全部帖子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你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註册

Archiver|工人诗歌联盟

GMT+8, 2017-10-17 09:42 , Processed in 0.365113 second(s), 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1.5

© 2001-2010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