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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权与工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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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4 19:00 |显示全部帖子

法律维权与工人斗争


作者:王晓林(wangxiaolin2011@gmail.com



“你有本事去告我!看谁拖得起!!”
“我宁愿拿五十万、一百万给律师,也不给你一分钱!!”
“我找六个律师告倒你!”
“我所里有人,不行搞死你”

老板们的这类雷人警句绝非简单的吓唬,工人因维权而被报复的事比比皆是。除了上述对个人的人身威胁之外,老板还有很多办法对付工人,例如制造工人维权“黑名单”。或许读者要说,这些都是极端情况,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善,工人维权已经比许多年前要简单多了。君不见,08年颁布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作出了很多“有利”于工人维权的规定:仲裁不收费,仲裁时效由2个月延长到一年,仲裁时间由60日缩减为45日,等等。似乎这些规定大大方便了劳动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事实真是如此吗?这些法律是否真正起到了有效的改良作用,让工人在被挖掉肉之后,好歹拿回一点补在伤口上?

据笔者跟工人接触的经验,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例如被管理无理谩骂),通常只是忍气吞声,或者无力地辩解几句。其次,如果涉及到自身利益(例如罚款、不给加班,调岗等),就会找老板或管理协商。如果涉及的利益较大,协商不成又无法忍气吞声的时候,才会选择走法律途径。也就是说,法律维权是被侵权的情况下,工人最无奈的一种选择。

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遵循“一调、一裁、两审”的原则,亦即老板跟工人发生矛盾时先调解,不行再仲裁,仲裁不行还可以到法院一审、二审。但具体到每一次劳动纠纷——以深圳为例——程序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之前曾听说深圳市劳动部门开会,宝安区某镇很自豪地声称该镇的劳动纠纷处理是最得力的,其标准,是劳动争议立案的数量最少。这是否意味着该镇就真的是劳资和谐呢?当然不是。据笔者的了解,该镇在处理劳动争议方面有以下特色:尽量让劳动争议消灭在调解阶段,从而减少立案数量。具体怎么做呢?虽然《仲裁法》规定如果当事人(员工或老板)不愿调解,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 ,但该镇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完全拒绝工人在接受村级调解之前申请劳动仲裁。村级调解的妙用,一是增加劳动争议处理的时间,令许多工友“知难而退”。二是通过非正式的调解过程中,老板的谩骂、威胁,调解人员连哄带骗,迫使工友接受老板给出的较低条件,甚至放弃维权。这样一来,工人还没走到仲裁部门,就给吓跑了。当然这绝非该镇的特色,08年笔者在龙岗某工业区打工,跟厂方发生纠纷,他们的处理方法跟前述模范镇差不多。

法律维权的出路?

法律维权的困难在于,并非只要知道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就万事大吉了。且不说走法律程序耗时耗财耗力,并且给工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事实上,在法律维权的过程中,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困难:你永远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每走完一步都让你感觉在历险,简直比玩“蹦极”还要挑战人的承受能力。下面以本人08年的一次维权经历为例谈谈。

08年底,我与同厂8位对工厂不满的工友在劳动站的门口偶然相遇,相约一起前去投诉。直接立案仲裁自然是行不通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当我们到信访办投诉时,他们并不直接处理,而是让我们先去村委进行调解。我们坐车到村委后,村委亲亲热热给厂方打了个电话,让厂方派人过来。很快,厂方派了两位高管过来。他们直接把我们训了一通,大意是说我们不识大体,有问题应该先主动找厂方协商,不应该到处闹事,老板也不容易等。我们的要求都是立即离职、补发欠薪,这两位高管一口回绝,只让我们回去继续上班,然后自顾自走了。调解无效,我们再上劳动站,却因为我们对相关程序不熟,村委故意没给我们“调解意见书”,我们不得不多跑一趟。好不容易拿来了“调解意见书”,劳动站又用一句“你们先回去等消息”打发了我们。回去后,所有工人被厂方各个击破,有的被批准“辞快工”,扣掉一个月工资走了;有的继续上班;有的被老板威胁而自离了。只有我坚持依法维权,申请了仲裁。就这样,相关部门为厂方成功争取到了时间,减少了工厂的麻烦;而劳动部门也因此成功减少了8个仲裁案件,在当地劳资和谐的成绩单上又加了几分。后来劳动站自然没联系我们,估计厂方已经通知他们事情解决了。

开庭过程,仲裁员多次要求我调解。我表示同意,但厂方必须按照法定最低标准支付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其实总共也才几百块钱,但厂方一口咬定标准过高,仲裁员就帮厂方讨价还价,想让我少算一点,我当然不同意。开完庭,仲裁员又多次打电话要求我调解,并声称可以“帮我”争取到多一些赔偿,这样就不用下裁决了。看来这个调解案件数可能是相关部门的重要考核标准。好不容易裁决书下来了,我多次打电话找厂方要钱(区区346元!),他们都不愿意给,还说在考虑是否上诉。没办法,我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向劳动站索取厂方的“送达证明”(只有对方收到裁决书,既不执行也不上诉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也受到百般刁难:本人好说歹说,他们却只知道忽悠,说什么档案员不在,无法复印。万般无奈之下,本人通过“耍无赖”(扬言要住在他们办公室)的方式,才拿到“送达证明”。就这样,扣除各种费用,到手的还有296元。这次纠纷,从08年12月中旬第一次投诉到09年4月中旬拿到钱,历时五个月之久。当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懂一点劳动法律,毕竟脸皮够厚,毕竟还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毕竟不是等着那二百多块钱开伙……

通过上面的故事,相信读者大致能够想象,对于普通工人来讲,个体法律维权是多么的无奈而又希望渺茫的选择。大部分工人,要么及早放弃,要么在各种碰壁中心灰意冷,以致于影响工作、生活。09年笔者认识了一位工伤工友,他的经历更为悲惨。他受工伤后,厂方不承认劳动关系,一口咬定他不是该厂的工人。无奈之下,他从仲裁打到二审,以确认劳动关系,因为只有确认了劳动关系才能认定工伤。该工友利用仲裁裁决对劳动关系的认定,申请了工伤认定,老板又反过来向社保站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推翻工伤认定。老板设法“证明”该厂没有录用过该工友,而公司也没有开设过工友受伤的那个部门。其中有一份工友目击他在该厂工伤的证言证词,厂方的说辞是:“证人XXX的证言只是证明第三人受伤的经过,不能证明他与本公司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不存在,自然就不能做工伤认定,然后又经过一审、二审……以工人失败告终。这次失败对工人的打击非常大。首先,他受了工伤,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造成了残疾;其次,残疾后就没办法进待遇相对较好的大厂,只能到处打点零工,捡塑料瓶卖钱。他14岁的女儿因此辍学,又进不了工厂,在出租屋里呆了两年,我们见到她的时候,神情十分木讷。

我也认识好些法律维权“成功”的工友(成功是指结果总算达到了法律最低标准),他们多半是社会经验十分丰富,善于在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中吸取教训。他们成功的“秘诀”,两个字足以概括:纠缠。例如很多工友在职能部门互相推诿、拖延时间的时候,抓住一个职员,一纠缠就是半天、一天,最后他们烦得不行了,才做一点事情。这对于很多老实、胆小、没有“混社会”经历的工友,是多大的挑战啊!

找律师如何?

看到这里,可能读者又要发问了,工友自己打官司的确很麻烦,但也不是没办法解决的啊!找律师就可以了嘛!律师精通法律,熟悉程序,又擅长和各路人马打交道。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工友的案例。珠三角某机械厂女工李大姐因工伤赔偿、工资、加班费等问题与厂方发生纠纷。她因文化程度低,不识字,向劳动部门申请了一位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可是这位律师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材料准备、找相关部门,都是大姐自己在跑,律师就像个“遥控器”。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处的话,用这位大姐的话说就是:“律师的长处是认字,可以帮我写材料和念材料,其它都是自己跑下来的。”这还算好的,毕竟法律援助律师不收费,就算不尽力办事,也就罢了。工友自己花钱请律师的情况,更为恶劣。

许多律师的手法是:吹牛拉人,到手就宰。为了尽快拉到客户,律师通常会算出一个“天价”赔偿来,并且信誓旦旦说只要请他打官司,就一定可以拿到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算出那么高的赔偿金额来呢?一方面,想说服工人请他办案;另一方面,律师通常拿提成,标的金额越高,自己拿的钱也越多。只要委托合同一签,他们就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工人如同砧板上的肉,就只有挨宰的份。很多律师办案不用心,什么事情都让工人自己跑,还不给工人解释相应的法律、程序;在开庭的时候,不顾工人的意见和感受,直接要求工人降低标准,以便更快地与厂方达成和解。更有甚者,勾结老板,两头通吃。

几年前,岭南某厂职业病工人聘请“在网上名气很大”的A律师,为65名工人代理官司。虽然此人靠“农民工维权律师”的头衔一度大出风头,但也多次不顾体面,骂“狗日的农民工”不讲诚信。大律师标的金额一千多万,收律师费10万。钱收了后,这位名律师并没打算好好给工人打官司。他对涉及较多专业知识的职业病了解并不多,并且从始到终,都没有认真听取工人对案情的意见。但是他很善于舆论造势,找来了各方媒体对此事进行报导,加之一审第一次开庭表现尚好,一开始就让工人们抱着胜券在握的希望。经媒体一报道,该律师又亮了一回相,免费给自己打了一回广告。往后的开庭,这位律师就耍起了大牌,都不亲自出面了,输了官司,却赢了律师费。这位大名人骂“狗日的农民工”不讲“诚信”的声音犹在耳畔,可是他的诚信去哪里了?或许道德只是用来约束无产的穷鬼们,到了名流那儿,就可以随意变通了。

他的另一位同行,北京某高校教授,著名律师,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为二百多名受职业伤害的工人代理了官司,收取了二十四万的高额律师费用。这位律师办事不认真,脾气却很大,什么事情都让工人自己去做,工人向他咨询问题,他不仅不回答,还说工人笨。虽说收了巨额律师费,他还总说在“帮”工人。这位名流热爱高尔夫球,每次来岭南,都带着一大堆球具,毫不客气地让职业病工人帮他搬;另外,还要吃大餐、住大酒店。当然,这些都由受了职业伤害,困苦交加的工人来付费。

法律维权与工人斗争

也许有的人要说:这不是法律的问题啊!中国的劳动法律比多数国家都“完善”,许多条文对工人也比较有利,问题在于某些部门的不作为而已。的确,看起来有利于工人的法律和政策,总是得不到实施。以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例,里面规定了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还有对于妇女、未成年工的保护,职业安全保障等,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工人看来,也只是一个传说。这是多年来,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国家也并不是只出台“好法律”、“好政策”。那些限制、剥夺劳动人民利益的法规政策,不仅执行得很好,而且总是被变本加厉地执行,从没听说过“行政不作为”。比如说,法律并未规定“罢工非法”,但罢工者总要被官员和老板威胁为“犯法”,或以破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整肃。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们惯于唠叨“法制不完善”、某些部门“不作为”,这无非是在掩人耳目罢了。

因此,有必要认清一点:国家出台各种法律(包括“好法律”),强调“依法维权”,并不是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给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设置种种限制。

法律是有产阶级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国家机器来保障它。该规则规定了工人应享有的“权利”(例如迁徙自由、最低工资、强制社保),目的在于保证向市场经济提供充足合格的劳力。但法定最低标准只保证基本生存;想养家糊口、稍微改善生活,唯有拿高强度的持续工作换取加班费。所以完善法律,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有利于老板阶级可持续剥削。理论上讲,老板不遵守这个规则,工人是有“权利”去追索自己的利益的。但在工运水平低下、工人的觉悟和斗争性尚低的情况下,“游戏”的输赢,个别或部份工人能够争取到多少局部利益,要看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定。

日常维权中,工人怎么办?如果不可避免需要用法律来维权,首先,要尽量掌握法定的工人权利(例如最低工资标准、休息日双倍加班费、辞职和经济补偿金,相关法律程序),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在面对老板的蛮横嘴脸和公务员的连哄带吓时,更有底气。其次,决不可死抠法律字眼,自缚手脚。有心的工友应多观察相关人员(律师、职能部门职员、老板等)的表现,及早打破“劳资平等”、“人民政府为人民”、“纳税人的权利”等幻想。要在不给抓住“违法”把柄的前提下,多多总结维权“土办法”,帮助自己和其他工人采用时间短、见效快的办法维护自身利益。总之,法律维权绝不应取代集体斗争,成为改善阶级生存的首选办法。



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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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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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9 14:46 |显示全部帖子
这个文读起来比“媒体”文更过瘾些

不过,有组织的工人起而干预立法和执法,这也是值得一写的部份……虽然在现今吾国没个影
http://www.laborpoetry.com/
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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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4 09:22 |显示全部帖子

“十二道关”挡住农民工维权路


发布时间:2011-8-24 11:38:00  来源:中工网



  核心提示

  劳动神圣,劳动者是有尊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那些在打工过程中遭遇意外状况而面临困境的民工弟兄。更让人揪心的是,与他们的困境比起来,法律层面的民工维权“门槛过多、过高”现象更引人关注。沧州市一直关注着人身损害、工伤赔偿法律事务的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汉礼,总结出民工维权需要面对的“十二道关”。

  两位农民工的维权遭遇

  8月6日,本报报道了来自四川巴中的农民工苟元定在献县一家轧钢厂打工时左手受伤,为维权四处奔波的消息。8月11日,苟元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事情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几乎就在同时,又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民工李宗健找到记者,称打工期间左眼受伤致残,虽然他请了律师进入法律程序,却至今仍在讨说法。

  李宗健来自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今年40岁。去年4月24日,他在泊头市郝村镇一家砖瓦厂切坯时左眼受伤。因赔偿问题与厂方发生争议,他向泊头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最后裁决他与厂方存在劳动关系。厂方不服,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9月,泊头法院驳回了厂方的诉讼请求,确认厂方与李宗健存在劳动关系。厂方上诉,2010年12月,沧州中院裁定本案按撤回上诉处理。

  请了律师,打了官司,但李宗健的维权之路并非就此到头儿。2011年4月,他又做了工伤认定,认定其左眼球穿通伤修复术后左眼眼内炎属于工伤。李宗健说,接下来他还要评残。这样一步步走下来,他感觉有些吃不消了。而就在此过程中,厂子老板换了人。靠着法律最后能不能要来钱,李宗健说他也不知道。

  记者了解到,两位民工都承担着巨大的家庭压力。苟元定家里有90多岁的爷爷、奶奶,有70多岁的父亲、母亲,他是家中独子,老人全靠他赡养,而且他还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全靠他在外打工维持。现在手受了伤,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而李宗健说到家庭时不禁哭了起来,他说,他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难度太大了。无奈,74岁的母亲外出拾破烂儿增加收入,哪知今年正月初三时老人掉到河里淹死了。

  律师列数“十二道关”

  多年来,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汉礼一直关注着人身损害、工伤赔偿领域的案件,也接触过许多有着不幸遭遇的民工弟兄。黄骅市村民程某,因工致伤,由于用人单位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其维权艰难,孙汉礼数次与用人单位交涉,才使得此案以调解形式结案,历时近一年,就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了。现年67岁的黄骅市滕庄子乡夏庄子村村民翟金普却没有这么幸运,其于2004年7月24日在用人单位工作发生工伤,拿到终结本案的沧州中院的民事判决书时已是2007年11月,历时3年多。另外,由于诉讼过程中没有就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待遇如何落实,其于2008年3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10年11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到今天也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孙汉礼说,从律师的专业角度而言,他认为如今法律在维护民工权益方面“门槛过多、过高”,他称之为“十二道关”。这“十二道关”是:劳动关系确认的劳动仲裁程序,劳动关系确认的民事一、二审两审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行政复议程序,工伤认定的行政一、二审两审程序,劳动能力鉴定程序(需要护理的,还要进行护理依赖等级鉴定),工伤赔偿仲裁程序,工伤赔偿民事一、二审两审程序,强制执行程序。走完这些程序,正常周期需要30个月,比起一般民事诉讼更加复杂、繁琐,但又缺少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必要措施。这不但严重影响了案件处理的效率,而且难以保障司法救济目的的最终实现。可以说,劳动案件的程序复杂性和缺乏保障性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一大障碍。

  孙汉礼说,我国劳动立法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是,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保证我国良好的劳动环境与劳动秩序。但在实践中,由于部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缺失,更甚的是部分用人单位未能体会法律对其的“良苦用心”而与法律打“擦边球”,根本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出现举证难、举证不能等对劳动者不利的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滥施诉权”、“恶意诉讼”的方式拖垮劳动者,利用我国劳动立法的这一特点,采取时间战、持久战、经济战、精力战的方式,使得劳动者在维权的道路上经受不起“诉累”而“知难而退”,导致维权无望。

  企盼法律“亮剑”捍卫弱者尊严

  据孙汉礼介绍,在国外,部分国家采取“裁审分轨”、“两裁终局”、“一裁一监管”等制度,从程序上对劳动维权进行了简化,降低了维权成本,更好地保护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孙汉礼说,当民工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所能依靠的最有力武器就是法律。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面对这“十二道关”,民工需要付出十分巨大的“维权成本”。他认为,国家、地方立法部门需要对已经滞后的、不合理的劳动法律条文进行梳理修订,简化劳动维权程序,尽快完善、健全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消除程序繁琐、环节多、周期冗长、时效性差、易致滥用诉权、增加维权成本、缺乏司法效率、仲裁诉讼衔接难、适用法律不一致等弊端,立法者应尽快对劳动实体法空白领域加以规范,对不尽适合现状的、不够明确的地方,加以修改、完善,以利于行政机关实施执法,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处理,利于劳动者依法维权。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行政,加大执法力度,积极协调,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同时,作为劳动者个人,应当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对于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尽量避免劳资纠纷,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罔顾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对于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而言,要确保劳动案件的正确、公正处理。(本报驻沧州记者 李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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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4 09:25 |显示全部帖子

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九方法曝光



发布时间:2011-8-29 14:41:00  来源:《湖南工人报》



  《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以来,大量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故意使劳动关系复杂化,消减了立法本意,扭曲了原本简单的劳动关系,常常形成三方、四方甚至更多牵连的复杂关系。

  规避方法一:滥用劳务派遣

  较多的情况是“假劳务派遣”,也就是劳动者在某个单位工作,双方已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却强迫劳动者(或在劳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然后再以“派遣工”的身份继续在单位工作。如此一来,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关系转给派遣公司,不必再担心与工作满10年的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可以随时辞退劳动者而不必承担任何成本;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可以借此“切断”劳动关系,劳动者由于不知情、不懂法或者不想得罪单位,往往不会根据其先前的工作年限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而日后一旦发生纠纷再想回头要补偿,一般都已超过时效而无法得到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矿等危险行业中目前并没有限制劳务派遣。由于派遣业属于服务业范围,因此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率较低,而矿山企业危险性高,费率也高,如果矿山企业使用派遣工,降低其工伤保险的费率,也就可能放松对工作场所安全的监督。一旦矿工发生危险事故,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公司很可能没有经济实力来赔偿,最终受害的还是劳动者。

  规避方法二:隐蔽用工

  隐蔽用工的情形,在超市(商场)促销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从表面来看,促销员一般是由供应商招聘并派驻到超市(商场)推销其产品,是供应商的员工。但实际上促销员在工作期间主要受超市(商场)的管理,身着超市(商场)的统一工作服,佩戴超市(商场)的销售人员工牌,对外也是以超市(商场)销售人员介绍。

  由于促销员是与供应商签订的劳动合同,裁判机关往往按照合同来确定劳动关系,这就使得超市(商场)享受用工的权利却不必承担用工的责任,劳动者只能向供应商主张权利。但有些工作是超市(商场)安排的,比如促销工作之外的加班等,劳动者就很难向供应商主张权利。

  规避方法三:利用关联公司

  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安排员工在不同的关联企业工作,或者将员工的劳动关系与实际用工分割在不同的关联企业中,以此降低用工成本,混淆劳动关系,逃避法律责任。发生劳动争议后,几家单位互相推诿,造成劳动者维权困难。

  这其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张冠李戴”:劳动者明明是在甲公司工作,签订的协议或合同上盖的却是乙公司的印章;二是利用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来混淆劳动关系;三是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阻断劳动关系;四是一套人马、几套牌子,让劳动者也无从知晓自己是哪个公司的员工。

  无论通过以上哪种形式,结果都是劳动者权利被损害。损害之一是无法与真正的用工单位确认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推卸了责任,而伪装成用人单位的关联公司的资质、经济状况都不明了,甚至已经被注销,根本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损害之二是工作年限缩水,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或者承包关系,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被分割成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几段”,即使连续工作10年以上,也无法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一旦被辞退,经济补偿的数额也大大减少。

  规避方法四:租赁承包

  单位将某个部门或者整体承包租赁出去,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种经营方式在目前非常普遍,但是其招用的劳动者是与发包方还是承包方建立劳动关系,却在实践中引发很多纠纷。

  在我们收集的案例中,有的是企业承包给其他企业的,有的是承包租赁给个人经营的,有的是企业内部承包经营的。不论是哪种承包方式,发生纠纷后,发包的企业都拒绝承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么将劳动者推给承包承租的公司或个人,要么认为劳动者是“独立承包人”。

  最容易混淆劳动关系的是第一种承包形式,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都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认定与哪个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从法律上来讲都说得通。用人单位就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实际上仍然在使用劳动者,但却改变了劳动关系,逃避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规避方法五:

  签合同、上保险一分为二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有义务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上社会保险。现在出现一种情况,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却将员工的社保“外包”给人力资源公司。目前劳动部门的相关条文比较模糊,允许一些相关机构协助企业或者个人办理社会保险,但是社保关系到底是办到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单位,还是可以直接办到代办公司名下,并不明确,所以给这种用工和保险分两家的现象开了口子。而一旦劳动者的权利被侵害,就遇到了劳动关系不明的难题。

  规避方法六:包工头违法承包工程

  建筑行业中的包工头是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建设工程资质的包工头根本不能承包工程;而另一方面,几乎任何一个工地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由包工头牵头组成的劳务队伍在建筑劳务市场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而包工头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包工头——建筑公司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农民工究竟是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与包工头存在雇佣关系,并不清楚。

  由于现行多个规范性文件发布的主体不同,效力也有不同,因此在实践中,对于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后,农民工究竟该找谁要工资或赔偿,裁判机关处理的结果也不同。有的认定农民工与发包企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有的则认定为与包工头之间的雇佣关系。

  规避方法七:私人车主挂靠经营

  “挂靠”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当时因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经营范围和享受的待遇不同,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挂靠其他单位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大量存在。私人车辆挂靠公司运营,同样也是由于公共交通运营的管制。而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就会出现劳动者与挂靠人、被挂靠单位三方权利义务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果认定司机只是车主的雇员,一旦发生事故,运输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从私人的车主获得赔偿显然要面临很大风险。

  规避方法八:以劳务雇佣关系

  否认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如何区分,一直是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混乱的。

  由于劳动关系受到劳动法律规范的特别保护,劳动者享有的权利相对于劳务雇佣关系中劳务提供者来说要更多、更周密,比如,劳动者被拖欠工资的,不仅可以要求单位支付工资,还有权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而劳务雇佣关系中,拖欠劳务费的,只能要求对方支付拖欠期间的劳务费和利息。一旦建立劳动关系,没有法定理由,用人单位不得解除;而劳务雇佣关系中,合同届满或者工作事项完成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当然结束。正是由于这些特殊保护,使一些用人单位在发生纠纷后,极力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规避方法九:假借注销或吊销

  据《劳动合同法》,公司主动解散或者被动终止营业资格,那么劳动合同终止。有些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主动注销公司,或者故意利用法律上的空子,使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由于劳动者对此往往不知情,无法及时主张权利,其权利就有被侵害的可能。

  有的公司注销或被吊销后继续营业,公司与劳动者在注销或吊销之前是劳动关系,之后却变成非法用工的雇佣关系。有的公司被注销或吊销后,换个名称重新注册,变成另一个公司,这样就切断了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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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4 09:35 |显示全部帖子
这段也很经典,应该加粗才是:

孙汉礼说,我国劳动立法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是,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保证我国良好的劳动环境与劳动秩序。但在实践中,由于部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缺失,更甚的是部分用人单位未能体会法律对其的“良苦用心”而与法律打“擦边球”,根本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出现举证难、举证不能等对劳动者不利的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滥施诉权”、“恶意诉讼”的方式拖垮劳动者,利用我国劳动立法的这一特点,采取时间战、持久战、经济战、精力战的方式,使得劳动者在维权的道路上经受不起“诉累”而“知难而退”,导致维权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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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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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4 09:44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王晓林 于 2011-9-4 09:49 编辑

6月24日,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王玉普(中)在广汽集团调研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时,兴奋地说:工会维权,企业赚钱。


来源:http://www.nfgb.com.cn/NewsContent.aspx?id=1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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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工人诗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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