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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点点滴滴(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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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1 14:06 |显示全部帖子

● “如果你自己当了老板,你也一样会千方百计剥削你的员工。”



  类似的说法还有:如果你自己做了官,一样要贪污腐败。
  这些说法当中有一半真理:人的思想行为是受他的社会角色、地位和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老板或腐败官员并不是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些大坏蛋,而是因为他们若要继续当官,当老板,就要靠榨取、窃取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期望出现“清官”、“好老板”,或期望高高在上者的“良心发现”,只是被压迫者的一厢情愿罢了。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真正的意思是:“你说老板剥削工人不合理,那是因为你自己没当上老板”,或者是:“既然你自己当老板的话也要压榨工人,那么你现在作为工人被老板压榨,就不应该抱怨、反抗……”
  这种人如果不是准备要当老板,就是沾染了太多奴性。照这么说,如果你是强盗,你一样要杀人越货。强盗打劫跟老板剥削、官员贪污一样,天经地义嘛。那么,被打劫的人呢?他们反抗、杀死强盗,就不“天经地义”了吗?你能对受害者说:有一天你自己当上了强盗,也会杀人越货,所以,你现在应当乖乖听人家摆布?




  ● 你是工人,还是农民?



  要是你问那些从农村来的工友:你认为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也许工友自己也讲不清,要么根本没想过。那些被迫出来打工的失地农民,算是农民吗?流水线上那么多没种过地也不会种地的年轻工友,算农民吗?那些虽然在农村有一块地,但一直撂荒,或留给老人家去种,自己在外打工多年的工友,也算是农民吗?
  “可是,我们户口在农村,我们没有城市居留权,要办暂住证……”
  但这只是说明,我国被有意地划分成两个“国家”:农村和城市;中西部和东部。就像出国打工要办护照或偷渡一样。但没有居留权、或者要被警察查护照的移民工,仍是工人。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工作的人”,和农民一样都是劳动者。但他受雇于老板,为雇主提供劳务或创造财富(也就是“打工”)。
  你靠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生,那你就是农民。
  你在流水线、矿井、工地上干活拿工资,那你就是产业工人。
  你在商场当服务员,在市政公司做环卫工作,你就是服务行业工人。
  你可能是一个办公室文员,每天重复着单调、机械的文件处理流程,就像银行里输入数据的员工那样,那么,你也是工人,广义的工人。
  你到某个农场里打工,虽然干的可能是种地、采棉花之类的活儿,但也不算农民,而是农业工人。
  “是工人又怎么样呢?”
  工人是和农民不同的谋生方式,面对不同的人和环境,有着与农民不同的利益和权益。我们需要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处境,和相应的权益。




  ● 中国是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只能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



  类似说法还有:“要大量吸引投资,保持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提供更多就业。”许多人就这样利用和制造各种偏见,来维护老板的利益。
  现实恰恰相反:老板要来投资,看中的就是包括廉价劳动力在内的各种优惠条件。也就是说,吸引投资的前提是:低工资、没福利,听话、“敬业”的劳工,要你加多久的班,要怎么处罚你,打你骂你炒你鱿鱼,你都要认命。政府部门则要懂得建设和谐社会,在劳资纠纷中尽可能地帮老板撑腰,替老板们省心。否则,老板为什么要来中国投资,去越南、菲律宾、泰国不行吗?
  中国就这样成了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许多人抱着传统观念,以为靠勤俭老实,个人奋斗,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其实呢,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工作越勤奋,能力越强,老板就越能够使用更少的人手,炒掉“多余”的工人,再拿失业工人威胁大家:“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你想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荒唐逻辑:每个工人越努力,全体工人的处境越坏;一部分人没命地干,一个顶仨,另一部分工人则找不到工作。
  “提供就业”只是借口,否则,把工作日缩短到八小时或以下,并且缩短每月、每年的工作时间,不就能空出很多岗位?工人之间的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更能提高工资待遇了。中国的实际情形是:低工资,低就业。整个90年代,经济增长8%,就业才增长1%。可这样的“好日子”也已经过去。前两年起,中国制造业的日子就开始越来越难过。金融风暴之下,不知多少人要失业了。




  ● 生意难做,工厂不景气,老板克扣、拖欠工人的工资情有可原?



  有一位工友说:上面太腐败了,只有在我们底层,才有“真善美”。这话说得很对。但还有句俗话说:人善被人欺。很多工人太善良又太顺从,尤其是女工。老板说什么都听,都信。直到自己的工资实在少得过不下去了,才怯生生地找老板要,还觉得欠了老板什么似的。
  “勤劳善良是劳动人民的美德”,这不是空话套话,但光是勤劳善良还不够,还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提出自己的要求。现实中,工人的职责只是完成一定量的劳动,工人的权利则是要求合格的劳动条件,和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至于企业是赚是亏,跟工人没有直接关系。工人不拥有企业财产,也没有经营决策权和管理权,当然没有相应的责任。只要工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就该理直气壮地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
  有人说:“可是,如果企业亏本、破产了,工人不也没有活路了?”
  前面已经说过,企业的盈亏并不取决于工人。市场竞争,必然导致部分资本,特别是小企业要陷入破产。但恰恰是很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企业,更苛刻地剥削工人,克扣工资来填补利润。工人没有义务去同情这些企业,或给它们输血。地球没有老板照样转,但假如没有劳动者,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
  在近一两年的破产潮中,很多企业只是因为利润下降,而把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或允许它们任意污染的其它省市去,有的搬迁到东南亚其它国家。老板们不一定要等到企业的财产都耗完了才“破产”。在破产、关闭、搬厂之前,他们早已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能转移的财产都尽量转移走了。工人呢?则应当提高警觉,维护自己的工作权、工资、补偿金等各项权益,以免被杀个措手不及。




  ● 谈谈“经济危机”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
  资本家跟地主、奴隶主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市场上把产品卖出,才能得到利润。资本家都希望工人越卖力越好,生产得越多越好,给工人的报酬呢,越少越好。结果,商品不断累积,群众则因为贫困而无力消费。卖不出产品的企业就陷入破产,工人的收入和消费更加缩减,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所谓“内需乏力”,就是劳动人民太穷了,不是不需要,而是没钱买。同时,整个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过剩”。90年代的中国就已经是这样。现在,更多的老板在抱怨:“不管哪一行有钱赚,大家都一拥而上,结果弄得都没钱赚!”拿“创业机遇”最多的上海来说,每年注册的公司,能存活下来的只有10%。
  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过剩越严重,找不到投资渠道的过剩资本就纷纷涌入股市,楼市,或者搞其它投机。一旦泡沫破裂,危机就接踵而来。
  可是,中国有大量企业的产品是供出口的,所以人民再穷也关系不大,只要外国人能把产品买走就行了。但现在,全世界都深陷危机,到处盛行裁员和减薪,出口模式遭到重创。
  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破产的不只是中小企业,还有一连串的大公司、大银行。但是各国的劳动人民,却要被迫背负这个资本主义的祸害。




劳动光荣不光荣?



  你听过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歌《打工打工最光荣》吗?有工友说她讨厌这首歌,说有一次火车上正好播放这支歌,车里的打工者纷纷发牢骚:“打工有什么光荣啊?打工者就是被别人瞧不起……”
  艺术团的第二张唱片《为劳动者歌唱》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劳动最光荣》。一些工友听过,还挺感动。那么,劳动到底光荣不光荣?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的



  劳动,就是利用自然界的资源生产出人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人类的所有财富,来自劳动和自然界。而没有劳动,多数资源就不能变成人类所能享用的财富。粮食等农作物需要播种、浇水、施肥、收割或采摘。鱼虾需要捕捞或养殖,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劳动加工成食品。泥土通过烧制变成砖头,用来建筑。没有劳动,煤就会留在地底,毫无用处;没有劳动,生米不会煮成熟饭,供我们食用……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地制造各种工具用来劳动,生产自己所需的东西。有了工具,人就可以超越自己的生理限制,扩大利用自然界的范围。人类不断地改良生产工具,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
  不论在大家共同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原始社会,还是在大量生产资料被少数人独占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没有劳动,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所以我们说:劳动创造世界。也因此:劳动者是光荣的。


可是在现实中,劳动不光荣



  这也是真的:劳动不光荣,劳动者也不光荣。现实中,最光荣的是不劳而获的人,是有钱有势的人,是雇佣别人为他劳动的人,指挥别人、甚至用鞭子驱赶别人去劳动的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老话并不确切。事实是:有钱有权者治人,无钱无势者治于人。治人者高高在上,光荣极了。被治的奴隶、农奴、农民、工人……这些统称为“生产者阶级”的人,只有做牛做马、忍气吞声的份,劳动只是为贫穷所迫,劳动的结果是有钱人更有钱。普通劳动者拿到的报酬呢?只够生活,甚至不够生活……哪里谈得上“光荣”?
  是否多数劳动者只能“打工”?从历史上看,不是这样。比如农民、小生产者都是用自己的工具从事劳动的。只有古代的奴隶和现在的工人是使用别人的工具来劳动,为别人增加财富的。因为大工业在当代占优势,其它生产方式要么被淘汰,要么变得很次要。但是,工厂机器都掌握在一小部份人手上,其他人就注定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
  劳动被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虽然不是绝对的——体力劳动者也多多少少需要文化,需要动脑子掌握技术、技巧;脑力劳动也要消耗体能。过去的国营企业工人曾经被动员搞了很多发明创造、献计献策、改良机器和工艺,还一定程度地参与了生产管理。不过,在当前的社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还是明显的:一边是直接生产财富的人,另一边是创造“文化”、维护秩序、负责管理的人。通常,后者比前者“光荣”得多,地位高,钱赚得多,或者工作要“干净”些——这才是当今社会衡量“光荣不光荣”的标准。被评为“劳模”的多数就是这些人,甚至是经理、老板,而不是在机器旁、工地上或矿井里干活的工人。
  看来真的,劳动或劳动者一点都不光荣。


劳动,到底光荣不光荣?



  劳动创造世界,所以劳动者最光荣。但劳动者多数是“打工者”,受雇劳动者,付出很多,得到的很少,整天被老板或管理层呼来喝去,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甚至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劳动者不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的歌曲作者也说过:他到工厂、工地去演唱这首歌,很多工友不理解,纷纷议论道:“打工有什么光荣啊?又没钱,又没地位,只有干活的命”……他说:但工友们一定会慢慢理解到,劳动者才是这个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人。
  是的,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心,大胆要求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就像国际歌唱的,合理的社会,应该“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劳动者赞歌

曲:韩国歌谣  词及演唱:孙恒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
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
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
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
汗也撒泪也流,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
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
劳动者最光荣!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
劳动者最光荣!





为利润而生产?为需要而生产?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设备的改进,现在生产同样多的物质财富,比过去更快了,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更少;或者在同样时间里能够生产出更多财富。
  这意味着,假如维持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数量是一定的,那么,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只要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就能够满足生存所需了。
  也就是说,生产力越发达,工作日越要缩短才对。当然,人类的生活水平应当不断提高。而当代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也足以保证人类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缩短劳动时间。如果生产力控制在全体劳动者手中,劳动者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决定:如何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按什么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如何保证和改善劳动条件,如何一步步缩短工作日,从而把更多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学习,以及从事各种创造性的活动。但现实正相反:大量超时工作、裁员、减薪成了世界潮流;全球有10多亿贫困人口,9亿人陷于饥饿;联合国粮农组织说,随着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2007年和2008年全球的饥饿人口总数分别增加了7500万和4000万,达到10亿多人;就连美国这样最发达的国家,还有两千多万人吃不饱饭,占国内一成人口。而为了推销商品,老板们费尽心思大做广告,尽力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即使这些商品对顾客来说本来并不需要。巨大的广告开销则造成了财富大浪费!
  饥荒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让大量的良田休耕,由政府给予补贴。为什么呢?因为粮食生产“过剩”,继续生产无利可图,还会促使粮价下跌!
  我们常常会看到学者教授撰文、或者管理层和老板在裁员和逼迫国企工人下岗时说:“现在生产信息化、自动化,技术设备日益先进,不要这么多员工!”为此需要“优化组合”、裁减“冗员”……他们决不会说“生产力这么发达,现在你们每天可以少干几个钟头的活了”。为什么呢?
  因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量生产工具,为利润而生产;他们迫使工人为他们劳动,骑在劳动者的头上彼此竞争。不管黑猫白猫,能捞到钱的就是好猫。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增加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削减工资福利,都可以使老板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扩大资本。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对老板来说,也是服务于同样目的:生产更便宜的商品,打败竞争对手,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超额利润。工人不仅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反而会被先进的机器所淘汰。1970年代以前,美国西岸原有9万名码头工人,自从大量引入货柜技术,码头工人的人数已减至1万。2002年,资方试图把码头工作外包,以削减工人和削弱工会,最后触发美国西岸29个港口上万名工人实行大罢-工和封港,震撼全球。
  为利润而生产还带来其它可怕的结果:漠视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大量使用可致癌的激素或其它有害物质来养殖水产和畜禽;把各种有毒化学品添加在食品里……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生产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利润,而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 竞争——好事还是坏事?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好事。”看到这标题,也许你心里会这样嘀咕。有竞争,才有活力呀;没有竞争的社会一定死气沉沉,每个人都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哪有干活的积极性,又哪来效率呢?最后大家落得一样穷——报纸、电视、专家教授和老板都这样对你说。这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如果你的成绩比别人优异,如果你的能力表现得比别人强,如果你的技术比别人熟练……这难道不是件能带给你满足的事吗?换句话说:难道我们不是都有竞争的本能吗?
  而且,不管你怎么想,这个社会是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奉行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你不去竞争,不能适应竞争,你就可能被淘汰,也许会吃不饱饭,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不过,还是让我们先仔细看看,所谓的“竞争”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后果吧?
  上期通讯里写到:
  “我们常常会看到学者教授撰文、或者管理层和老板在裁员和逼迫国企工人下岗时说:‘现在生产信息化、自动化,技术设备日益先进,不要这么多员工!’为此需要裁员……他们决不会说“生产力这么发达,现在你们每天可以少干几个钟头的活了”。为什么呢?”
  我们谈到:这是因为老板们控制了绝大部份生产工具,从而控制了工人的生活源泉,迫使工人只有为他们劳动才能生存。他们骑在劳动者的头上彼此竞争——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工具被少数人占有)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这种竞争,带有巨大的强制性,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外部压力。它不理会个人的意愿和需求,相反,它牺牲人的各种能力、兴趣和需求,去服从它限定的目标。它把弱者、失败者踩在脚底或置之死地。在这种竞争法则下,一个人的胜利意味着其他人的失败,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它和“人性”或人的本能无关。
  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无所不在的竞争压力,使得即便是很赚钱的老板,都要想方设法控制甚至减少工人的工资福利。这能够使他在竞争中占优势。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资本增殖,是为了维护和赚取更多的利润。老板通过竞争积累起财富(一部分老板破产)。结果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人呢?则成了竞争的牺牲品,是老板们在商场上彼此厮杀时的座下马匹。
  当然,一部分老板也要被竞争所淘汰。现实中,不少善良的工友对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老板(尤其是小老板)很同情。不过,恰恰是这些老板,对工人压榨得最厉害,因为竞争的劣势往往迫使他们加倍地剥削工人,来维持自己的利润。他们并不同情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工友(当然,即使同情也没有用)。对这样的老板,工人没有同情的义务。
  工人能够跟谁竞争?拿什么来竞争?工人能跟老板竞争吗?不可能。他们只有跟其他工人竞争。但是,工人之间的竞争只对老板有利,而不利于工人自己。就像卖方竞相杀价会导致彼此元气大伤,让买家获益一样。工人就是自己的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受雇劳动者),假如他们不能联合起来,而是彼此竞争,那么老板将渔翁得利,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占据绝对优势。工人要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不再做“弱势群体”,就只能用联合来代替彼此竞争。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团结就是力量。




● 建设新农村?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几年,政府取消农业税,又搞了“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减免学费等改良。2005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到现在,4年时间就快过去了。工友们,你们的家乡各方面有什么变化呢?
  在我看来,单单“生活宽裕”这一条能不能做到,就很可疑了。工友们在外打工,都非常辛苦,遇事常常要忍气吞声。多数工友都会想家,一到春节就急着订车票,因为家乡才有亲情和温暖啊。让我们想像一下,如果工友们都能在农村找到出路,能够创业,生活得有保障(就算不那么“宽裕”吧),不一定非要外出打工不可……结果会怎样?
  我相信会有大批工友要返乡(不是像去年底那样因为经济危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既然在家乡有出路,能够生活得好,为什么非要在血汗工厂里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剥削呢?结果,一场真正的“民工荒”将会席卷城市和各地的工业区、开发区。老板们将叫苦不迭:“这工厂开不下去了啊!”因为找不到工人给他做工,就算找得到工人,也不再是过去那样廉价的劳动力,老板们将不得不支付比以前高得多的工资。各地政府呢?一定都心急火燎……
  这就是我不看好“新农村建设”的原因。




小议童工




  第23期《通讯》转载了《四川凉山逾千童工“批发”东莞》的消息。事件骇人听闻,令人痛心。各方评论也不少。可惜绝大多数评论不能让人信服,不管是关于童工泛滥的原因,还是根治童工的办法。


是因为穷吗?



  说到穷,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不然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出来打工。穷就是那根驱赶着我们的鞭子,也是抽在童工身上的鞭子。
  农民进城打工,是因为穷,在农村又没有活路。凉山的农民更穷,父母也希望子女出来打工。有些父母甚至穷到把孩子卖给工头:“孩子留在身边可能饿死,跟工头出去说不准还能闯出个样子来;卖孩子换来的钱可以给家庭带来一点帮助。”难怪一名被解救出来的童工哭着说:“我不想回家,爸妈把我卖了!”
  但也有人问道:80年代以前不是也很穷吗,怎么那时就没有童工?也没有满街的妓女?……


因为“无法无天”?



  这年头,一出什么坏事,报纸就异口同声地喊:法制……有人说:法律不健全。有人说:法律是颁布了,可有法不依。工友们确实深受其害:如果职能部门都能够负起责任,如果法官能公正断案,那多好啊。可惜现实中到处“行政不作为”……但愿有一天工友们不必再为维-权跑断腿,连带吞下一堆白眼和怨气。但脑筋还是要转转弯:为什么职能部门一碰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事就“行政不作为”,对别的事——比如查暂住证、计生证——可就积极得很呢?


皆因劳动密集型?



  南方都市报在报导东莞童工事件的同时,发了篇妙文,叫《有民工荒就会有童工潮》,说“童工潮”源于企业主的利益驱动。童工便宜,听话,肯吃苦,每月能工作300小时以上,无需休假福利劳保。民工呢?工资低了不干,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工资逐年上涨,还搞出个民工荒。人工成本高了,企业主就找童工代替,童工不够用了,“只能动用奴工”。
  童工的那些“优点”,以前一向被当作“农民工”的美德。莫非这年头人心不古,农民工的美德一年年丧失,企业主们非常痛心,于是找童工,甚至奴工,来拯救传统美德?
  文章像在指责企业主,因为“利益驱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农民工那点工资他嫌太高,要用童工;还不够,就“动用”奴工。真可怕呀,难怪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东西!怎么办?是不是该狠狠打击?……
  才不呢!作者接着说:老板赚多了,工人工资才能高些,所以企业主们应该努力赚得更多!要升级,转型,做利润更高的产品;别再劳动密集型了,要高科技,“当童工无法站在操作台上操控复杂的机器,处理变化多端的流程时,他们自然会从劳动力市场上退出”,并且认识到“上学比打工更有用”呢。
  这位信口开河的作者平时一定不读报,不上网,所以连“大学生就业难”这样老掉牙的新闻都没听说,只会拿“产业升级”当万金油。其实,《劳动合同法》施行,舆论称它有助升级时,很多老板就叫苦:你说 “升级”就能升级吗?是不是要完全淘汰劳动密集型企业?全国都高精尖,大伙上哪儿打工去?……让我们再读一读最新报导:“广东斥资400亿帮助港企省内迁移”。原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是要关闭,政府在帮忙它们搬到省内其它地方去呢。我们还不清楚童工是不是也要跟着搬过去。


发展的阵痛?



  还有别的许多怪论,比如“这是改革的阵痛,发展的阵痛”。有个律师甚至说:童工问题不是中国特色,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各阶段,都出现过。这等于在暗示——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结束以后,“痛”过以后,这些不愉快的问题自然都会消失。
  没人否认美国是最发达国家和法治国家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中情局1999年报告,美国每年输入5万名妇女儿童,作为娼妓、受虐待的劳工或佣人,最小仅9岁。
  1998年,美国儿童贫困率达18.7%。目前,美国有13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比1979年多300万。15.2%家庭的儿童忍饥挨饿,有16.3%的家庭6岁以下儿童没有足够食物。上百万儿童到处流浪,处境险恶,其中40%不到5岁;20%挨饿;25%的流浪儿经历过家庭暴力。
  在美国,至少29万儿童受雇于环境危险和条件恶劣的工厂、矿山和农场。其中8%是农场童工,经常一天工作20小时,并冒杀虫剂中毒、受伤和终生残疾的危险,职业死亡人数占40%。每年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童工侵权案件估计有100万件。
  

我们是活在一个文明社会,


还是一个野蛮社会?



  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估计,全球约有2.18亿童工,其中5~14岁童工至少1.65亿。如果把1.4亿15~17岁从事“经济活动”的青少年计算在内,童工和童佣总数超过3.5亿。他们绝大多数从事条件差、报酬低、风险大的脏、苦、累活。此外,估计全球有1亿儿童流落街头;840万儿童被拐卖、充当奴隶或被迫从事色情服务;每年有2.2万名童工死于各类工伤事故。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漫谈



  “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这是曾经流行的顺口溜,但现在,博士生找工作也未必容易。2002年,145万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4.7%;2006年毕业的四百万大学生半数失业;去年的大学毕业生,至少有百来万人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甚至使大学生找工作更难了,因为以前很多企业任意设置很长的试用期,低薪雇佣大学生,新法则收窄了这个空间。
  我国高校从1999年起扩招,已留下2000亿债务,教育质量却落后而且滑坡,不论教学内容或手段都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同时,教育越来越产业化,成为赚钱事业,学杂费则成了学生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有父母亲因为没钱交纳孩子读清华大学的学费而自杀,事件震惊社会。此外,近两年还因为文凭问题发生多起大规模的学生闹事。社会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在大学当中也有鲜明的反映。马加爵就是典型的、勤工俭学的贫困生。于是,“助学贷款”、“贫困生缓交学费”等救急膏药纷纷出笼。
  不论在新旧体制下,也不论中外,读大学都是底层人民努力使其后代改变境遇、侪身社会中上层的狭窄通道之一。这个通道今天更窄了。大学生求职难,薪酬则逐年下滑。结果“大学生争聘搓澡工”、“大学生、农民工与下岗工人抢饭碗”的报导纷至沓来。有调查称:六成以上的大学生对就业现状不满,主要是待遇太低,此外还有专业不对口等问题。
  现在,大学生就业成了每年两会关注的议题。政府对此也很头痛。中央14个部曾经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拿得出手的措施有:用财政拨款帮大学生购买失业保险,交纳失业保障金;劳动就业机构免费登记和介绍职业;组织参加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等等。此外就是鼓吹“创业”。至于组织大学生到乡镇甚至村委会任职,或到内地工作,则被学生讥为“下乡”、“开发大西部”。
  许多舆论劝导大学生破除“精英意识”,不应期待过高,先找工作再说。更有高官发话:大学不是培养贵族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反对精英意识、或“天之骄子”意识,但必须指出:在当前,供养大学生的费用并非由社会承担,而是主要由个人家庭承担,因此,大学生想找到报酬较高的“好工作”,是合情合理的。假如社会不能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及工作,毛病应归咎于社会,而不是学生。何况学生的教育水平和思想问题本来就跟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但“毕业即失业”正如童工现象,都不是本土特色。随着农村破产、韩资外移,经济低迷,韩国大学生失业率攀升到40~50%。许多人害怕沦为无业者,结果跟中国一些大学生一样,延长在校就读时间。在美国,尽管程度轻些,但经济衰退也冲击着大学生就业率,薪酬也在降低,许多大学生慨叹“找工作比我想像的要难得多”。而在海峡对岸,从1995年至今,台湾教育改革的十多年里,大学生失业人数飙升了三倍多。老板们和媒体则讥笑他们是“草莓族”,不像大陆工人那样“听使唤,肯吃苦”……




你还敢狂?——“末位淘汰制”风暴



一、末位淘汰制进入各行各业



  大约从1999年开始,“末位淘汰制”开始在各行各业盛行,据说它能在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故为许多企业所采用。
  1999年8月20日,北京市房地产大腕“现代城”的销售部门有4名销售副总监带领手下数十名员工集体跳槽。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公司评定销售业绩的“末位淘汰制”令员工感到压力太大,人人自危——每三个月,“现代城”就对所有销售人员做一次业绩评定,据以调整职位。业绩最差的销售副总监自动下降为普通业务员,业绩最好的业务员则自动上升为副总监。
  该制度也被引入政府机关,运用在公务员身上。不少报纸鼓吹该制度“打破铁饭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各级领导纷纷召开“末位淘汰动员大会”。媒体上报导了很多成绩和进步事例,但也出现不少问题:考核标准不一,领导的意见至关重要,结果阿谀奉承之风更加盛行;为免遭淘汰而极力排挤别人,彼此猜疑、防备,毒化了人际关系;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山东某工商局被淘汰而停职的人员因为不服,最后揣上钢刀找局长算帐,砍死了两个办公室人员。
  末位淘汰制还被引进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成绩不好的本科生要转读专科;班级成绩排在末位的教师要辞退;等等。兰州市某中学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新任教师因此精神恍惚,最后发病住院。2004年,北京大学硬性规定每年淘汰2%的学生,引起社会强烈争议。之后,该校又把教师纳入“末位淘汰制”,淘汰率20%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务员(或政府部门)不宜实行“末位淘汰制”,但普遍赞成在企业实施。
  2001年底,IT大公司掀起裁员风暴,以“末位淘汰制”与减薪方式进行。联想集团与FM365网站曾就人员优化工作发表声明。联想集团称每年都进行末位淘汰和人员优化,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规工作要求。据 说,人员淘汰率达5%左右。
  如果你不能体会到藏在这些数字和文字背后的冷酷,那么接下来,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末位淘汰制”是怎样摧残人性的吧!


二、我与末位淘汰制结缘之感



  进入这家上市公司才几个月,但“老大”却已换了好几任。估计是看不到快速的成效,上头就想通过换领导来冲击一下。俗话说新官上任要点三把火。这次我们几个职员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又要如何被折磨了。唉!早就听闻这个老大多么多么会折腾员工,然后再“改朝换代”。
  果然,一上任就宣布我们部门要实行末位淘汰制。绩效排在尾巴的那位,请自动离职,因为你的能力不行。很快,我们部门原先那种友善、欢快的气氛就被紧张和猜忌的阴影深深笼罩住了。谁都不愿成为末位,谁都害怕被淘汰。半个月后,总体成效很快出来了。但谁会知道,那是我们部门每个人加班加点熬出来的啊!大家每天都是熬到凌晨一两点,实在太累了,整个身心都疲惫。想着家里经济的压力,就死死的撑住吧。到月底了,总有一个人要出局,虽然结果不是我,但是,真看到熟悉的朋友黯然离去,留下的人不免都有些罪恶感。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我们无意之中排挤了她!静下来想想,这罪恶之源在哪?其实我们都被“老大”的所谓“二八”理论(只要1~2个关键人可以完成任务,其他人以她们为榜样,一样可以做好)给忽悠了。我们拼死给他做,有了成绩,老大就可以往上调了。我们队伍呢?人数却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我毅然离开了这家没有人性的公司。


三、末位淘汰制——非法行为



  《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注意:末位淘汰制已成非法行为!新法对目前用工制度有四个方面的明显冲击:
  1、企业招聘工人时,要如实讲明各种待遇。首先要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随意用工是非法的。
  2、“末位”不能成为“淘汰”的理由!《劳动合同法》已删去“双方当事人可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这一条。用人单位要终止劳动合同,只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所列举的如下情形:
  ㈠ 劳动合同期满的;
  ㈡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㈢ 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㈣ 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㈤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㈥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劳工待遇不能是企业单方面制定,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
  4、涉及到劳动派遣的,派遣方和用人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小 资 料——



  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考绩法》规定,公务员每年考核一次(年考);每三年综合考核一次(综考)。年考列为差等的,解除职务,人数不得少于一个机关公务员总数的2%。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这类法令来改良官僚制度,但毫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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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13:47 |显示全部帖子

祸害工人的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是一种先进的剥削方式,目的是让受雇劳动者陷入低工资、无保障而又难以反抗的状态。工人与派遣公司确立雇佣关系,而被派去企业(实际用工单位)从事劳动。这种“有劳动没关系,有关系没劳动”的情形往往使工人受侵害时难以“维权”。用人单位和劳务公司很容易相互扯皮,推托责任。但老板们很受用。学者们则美其名曰“劳动弹性化”、“灵活用工”,也就是说,老板们要雇人、炒人都很方便。

  传统的雇佣形式是直接雇佣、全职工作。假如工人跟古代的奴隶一样本来就没有任何保障及权利,那么派不派遣都无所谓——反正一个样。但各国工人(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经过艰苦斗争得到一定保障及法定权利,各国政府为了维稳也多少做些改良。苏东国家及中国工人在旧体制下也有各种保障。而在19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老板及其国家为了恢复利润需要进一步压榨工人,剥夺工人的权利和保障。劳务派遣也因其“灵活”、“富于弹性”而风行全球。

  劳务派遣有助于老板分化工人。在正式工眼里,派遣工是外来“抢饭碗”的;派遣工则自感低人一等:“我干的活不比你少,工资却不到一半”!——劳动者彼此敌视和竞争,老板坐收渔翁之利。

  日本于1985年制订派遣法,派遣工从1994年的58万急增至2004年的1555万人(占全部雇工的32%),没有福利和保险,平均工资仅为正式工人的一半。蓝领产业工人以至白领和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多加入了派遣劳动队伍。这给自主工会带来很大困难。保守工会或工会官僚不愿组织派遣工,则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力量。

  中国很早就开始流行劳务派遣。国企改制就包括大量逼迫工人下岗,再以临时工、劳务工、派遣工的形式低薪返聘一部份。企、事业单位和银行都是如此。据报:“一些大型国企甚至1/3~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中央电视台在2007年夏天的‘大清退’前,曾是中国最大的实行劳务派遣制度的事业单位,其派遣员工至少5000人,是有正式编制员工的两倍多。”老板和老总们需要工人干活,但讨厌工人有保障或拿一份不错的工资——就压榨工人的“本性”来说,市场经济下的国企私企同样利字当头。

  老板们还发明出多种派遣方式。有的“自设劳务公司”,有的成立空壳子公司来“寄存员工的劳动关系”。剥削工人的创新能力真是超英赶美。不过,蛇咬人,狼吃人,天经地义。报纸电视不是天天在提醒我们:企业的逐利本性无可厚非……

  2007年,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25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各地劳动部门借助跟企业关系的便利搞创收,或为劳务公司牵线搭桥从中牟利。早在2005年底,国内劳务派遣公司已达2.6万家,约70%是由劳动部门经办或审批的。由于缺乏培训和保护,在因工死亡事故中,派遣工占80%左右。不难想像,出了这类事情,劳动部门会维护谁的权益。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老板们纷纷赶在2007年底用劳务工代替正式工,以规避新法。到了今年2月,全总提交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称:全国劳务派遣人员已达6000多万,占职工总人数20%。官员表示:现在的劳务派遣基本上都是用工单位招工后再把工人挂靠到劳务派遣公司。据说2009年人保部着手制定《劳务派遣条例》,以弥补《劳动合同法》之“不足”,但在大型国企为首的多方利益集团压力下“泡汤”了。

  热衷于维护“民间”老板利益的专家记者们至今还在炒作“电力公司一个抄表工年薪十万多”之类的奇闻,有意不谈“垄断企业”和私企外资中同样惊人的收入差距:好处主要为上层所得,多数工人当牛做马暗无天日。指责“体制内”劳动者待遇太高,而不是努力改善“体制外”工人的待遇处境,这无非是想让劳动者“公平地比贱”。不过,当“国企成劳务派遣重灾区”的消息传出,他们又幸灾乐祸地吵嚷起来:“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大型垄断国企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获取企业高额利润……使得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底层百姓处境越发艰难,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全然忘掉了自己昨天还在抨击“垄断企业福利工资畸高”!

  全总建议抓紧制定“劳务派遣条例”,专家学者律师们纷纷把“劳务派遣的‘非正常繁荣’”归咎于法律(《劳动合同法》颁布时,某些专家、律师、官员还宣称新法对劳务派遣的限定非常严格呢!),以及主张规范劳务派遣市场云云。但老板们对劳务派遣情有独钟,正因为它有助于剥夺工人的权利和保障,最大程度地压榨工人。因此对工人来说,问题不是要“完善法律”,而是要反抗剥削,包括废除这个祸害工人的劳务派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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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 23:43 |显示全部帖子
关于“环境污染/工业污染”的几段节录


  说起环境污染,也许大家都不陌生。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酸雨,土壤的侵蚀,江河湖海的污染,地下水的减少与污染,有毒废物和垃圾,杀虫剂和除草剂……
  总之,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受到严重威胁。关于环境污染的报导已数不胜数。2009年,较大的污染事件就有砷污染、化工厂污染、自来水污染、镉污染、“药厂怪味”……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政府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治理污染,还采取了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措施,然而,大型污染事件前赴后继,愈演愈烈,环境破坏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治理的速度。
  环境危机根源于人类目前的制度,根源于整个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当它日益危及多数人口,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害者,我们就越来越难以把它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这里我们主要谈一谈工业环境污染。它发生在工厂内外,不仅给缺乏防护的工人带来职业病,而且通过排出“三废”给无数的居民、村民们造成祸害,包括可怜的孩童和老人。
  所谓工业环境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未经加工处理而随意排放的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水以及噪声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这是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其危害有:

(中间介绍“三废”的部份,略)

该如何防止工业环境污染?

  靠企业和老板的“良心”或“自觉”吗?资本只倾心于利润,而“加强管理”和“科学处理”是要花钱的——良心会增加企业成本。在无情的市场竞争制度下,有良心的老板很容易败给黑心老板。
  靠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吗?但归根到底,他们也要靠企业为生,靠这些企业里的工人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为生,因而不能违背企业的利益。甚至许多地方政府会告诉你:加强管理会使老板不愿前来投资,本地的经济就发展不上去。
  提倡“节能减排”的“绿色经济”吗?但这个“科学理念”其实是在暗示“企业和环境可以双赢”,企业将从节能减排中获利,环境也将受惠。这不过是在讨好企业而已。如果节能减排能增加利润,强于实干的老板们根本不需要你来倡仪,早就去做了。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节能一直是资本家节省成本的手段之一,但每一种节能新技术付诸运用之后,紧跟着的却是生产规模的巨大扩张——能源的总消耗量有增无减。
  教育居民们加强环保意识固然有益,但前面已经说过:社会的体制,生产和消费的模式,都不是由普通居民决定和控制的。他们对此能够施加的影响是很小的。
  因此,要阻止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要修复地球,就必须抛弃“消费社会”,中止这种以竞争、追逐利润、资本积累和扩张为核心的制度。

加班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能力有限,任务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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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4 00:06 |显示全部帖子
老板、官员和劳动保护


  老话说:“资本家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1900年的美国有个故事。某煤矿老板告诫矿工说:“不要把骡子放在会使它受到伤害的地方。”矿工反问道:“那我呢?”老板答:“我可以再雇用另外一个人,但我不得不再买一头骡子。”

  机器坏了,会影响老板赚钱,要花钱修理或重新购买。至于工人嘛,用“坏”了另雇一个就行……开销并没有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老板们的“本性”总是漠视工人的劳动保护。

  官员跟资本家就有所不同。解放后到80年代,中国的劳动保护有了很大进步,但问题仍旧很多。1981年某高官谈到“伤亡事故多,职业病、职业中毒严重”的现状时,引用工人的话说:“过去资本家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现在有些领导既不重视机器也不重视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的“领导”还不是真正的老板,工厂还没有被他吞掉,不能直接从剥削工人中获利。他最关心的就是上级订的“指标”——主要是生产任务——完成指标就保住了官位,甚至还能升迁。工人和机器仅仅是他完成指标的工具。结果,为了完成指标,他们不顾机器,也不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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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6 22:24 |显示全部帖子

“日本企管分化工人的案例”读后感




  有一个日本企管写了篇名叫《加薪要求迅速升温,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日本咨询师的劳资交涉心得》的文章,对工人来讲,可以算是不错的反面教材。文章的大意是说:
  目前外资企业中劳资纠纷频发,许多工人因为对工资不满而罢工。多数在华日企的工人工资高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也高于当地企业,“待遇按说不错”。但员工仍会拿日方派来的职员工资做对比,要求“同工同酬”。工人成功争得加薪,并引发其他企业工人的效仿,很让资方头疼。作者在中国工厂中就多次遇到工人要求加薪,有的“圆满解决”,有的“谈判破裂员工辞职而去”。他抱怨多数中国员工“感情用事”,不能客观看待自己的工资,讲不通。最后,他写下一个案例“供大家分享”,谈到他如何对付要求加薪的员工。
  总务负责人为了跟员工续签合同而搞得胃痛,因为许多员工要求加薪。某月有6名员工拒绝重签劳动合同,提出“薪金过低,希望一律提高15%”。资方怕其他工人效法,不肯答应,结果双方僵持。于是这位日本企管出手,决定将他们各个击破。
  他把这6人按能力分成3组,对认为能力较高的“绝对必需的员工”承诺过几个月事情平息之后私下给他们加薪,对其他人则摆出“不同意就辞职”的严厉姿态。
  然后,他搞了一份特制的“离职书”,与另2组“并非必需的员工”、“希望能留下的员工”分别交涉,对他们说:“首先,公司已经知道你的要求了。但是,如果现在满足你的要求,那就必须提高全体员工的薪金。很遗憾,如果你不能续签合同的话,那就只好请你辞职了。请你考虑一下”,同时向他们出示那份离职书。他发现员工已感受到压力。
  到了傍晚,他找其中一位优秀员工,赞赏他的能力,但希望他先按旧的条件续签合同,过一段时间后会单独给他加薪(但要保密),从而诱使他续签了合同。
  这样,“绝望的员工一个两个地不断增加,原来的同盟就此崩溃了”。

读后感①:团结和力量



  这位日本企管引用中国俗话做总结:“中国人一个人是龙,两个人是猫,三个人以上是乌合之众”,意思是中国人单打独斗很勇猛,但不能团结共进。他还举例说,如果你在一对一说话时伤害了中国工人的自尊,对方会“千方百计维护自己尊严”。人一多,意见杂,就闹矛盾。
  可惜他总结错了。事实正好相反。在出手对付这6名员工之前,他这样考虑过:“将对方招集在一处进行交涉,他们会团结一致坚持要求加薪。如果某个人被公司方面说动、或者接受减少加薪幅度的公司提案,就会被其他员工视为叛徒。”可见这6名员工聚在一起争取加薪的话,力量明显大得多,团结得多,态度一致和坚决得多。而他最后成功击溃员工的手段,恰恰就是将他们分开,变成“员工与资方(管理层)单打独斗”,然后加以分化

读后感②:工资问题



  日资管理层“对中国员工为什么对薪金感到不满而感到不可思议”,理由是他们一般来说付给工人的工资都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由于其它多数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或只是踩在标准边缘,所以在他们看来,员工理应满意于这个“相对较高的”工资。这反映出几个问题:

  一、现实中,恰恰是“好厂、大厂”(尤其是利润较好的工厂)的工人更容易看到资方的加薪空间,看到资方巨大的利益跟自己相对微薄的劳动所得的差距并激发不满。
  二、去年5月发生停工事件之前,南海本田普工的工资是难以应付生活的,有的人甚至每月要背债。最低工资标准越来越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更何况物价上涨对工人往往是进攻性的,比如工资刚涨或刚宣布要涨,甚至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刚出来,房租等费用就立刻跟着涨起来。
  三、日企工人要求加薪的理由,一是日本职员的高薪,二是“同行业工资水平”,三是收入和生活费用的比较,比如有工人说:“一个月千把块钱除了吃住等日常基本生活开销还剩下个毛,我们怎样报答父母?怎样找老婆?怎样养育下一代?我们不是天生的廉价劳动力……”

  但资方的视角完全不同。工人的收入够不够生活,他们是不操心的,重要的是资方已经按照等于或略高于“市场价”给了。这已足够让资方理直气壮,对自己的慷慨大为感动了。至于老板赚多少,这关员工什么事呢?难道还要让员工分享利润不成?一点点额外的安抚也许可以,但原则上不是老板“必须担负的责任”……可是话说回来,当老板的利润上不去,甚至亏钱的时候,以冻结工资、减薪来“共渡难关”简直是天经地义——难道不论单个老板还是学者记者官员们没有这样循循善诱过大家吗?
  这位日本企管就是那样抱怨的。他希望员工不要只看自己的“业绩及能力”,还要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薪金的市场行情”,而不是随便跟谁比较。可惜他认定的“真理”在“不理性、感情用事”的工人面前一再碰钉子……

读后感③:工人利益一致



  资方之所以不肯给这6名员工加薪,是因为“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而提薪的话,那么‘火’就会烧到其他员工哪里去,变得不可收拾。”作者在劝诱和分化员工时则说道:“首先,公司已经知道你的要求了。但是,如果现在满足你的要求,那就必须提高全体员工的薪金。很遗憾……”
  资方这么想有他的道理,也就是说:要给你们几个人加薪的话,全体员工都得加,否则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只给他们加不给我们加,“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吗?那我们也来“大哭”或大闹一场……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这表现出资方对“工人利益一致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刻的认识,这种利益一致性就是工人团结意识的客观基础。重签合同时要求加薪的6位工人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初的团结仅限于6人的团结,未必想到假如他们“得逞”的话,资方受伤之处不是给6人加了15%工资,而是被迫要应付“全体工人要求加薪15%”的局面。
  因此,如果个别工人去要求加工资,力量自然就弱。资方即使答应,增幅也小。资方只能在较多或全体工人开始斗争(或面临这个威胁)的情况下,通过有意给部份工人加薪来分化他们——这对部份工人(包括带头人)来说当然是收买,并且始终是一个诱惑。而事实上,资方给予这些“部份工人的高薪”正是要利用他们来瓦解工人的团结,保持其他工人工资冻结、微涨,从而把“人工费的增加控制在最小限度”。换言之,被收买的工人所得到的高薪,是利用并破坏了其他工人的斗争。因此对全体工人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叛卖。当然这么说不是要孤立地指责“某些工人立场不坚定”,而是分析资方的策略,以对付资方惯用的分化工人、“从最弱的防线突破”之类的伎俩。


原文链接:日本企管谈如何对要求加薪的员工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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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8 22:24 |显示全部帖子
●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低,是因为老板的利润率低?

  总有些专家学者记者官员甚至“维权人士”忽悠我们说:在包括玩具制造在内的全球生产链中,跨国公司和品牌商拿走了最大头的利润,制造商∕供应商只分到很小一块面包,所以工人就只能拿这点面包屑了。
  大公司把部门或生产工序外包,只保留核心技术或核心部件的生产,让其他制造商去执行大力压榨工人的任务。这种做法风行全球。这些大公司在本国就是这么做的(中国的大企业也纷纷效仿)。但就中国来说,为什么十几二十年间这么多洋老板和土老板纷纷前来开办玩具厂或其它三来一补工厂,争抢这块可怜的小面包呢?他们是一群热衷于解决工人就业问题的慈善家或大笨蛋吗?
  当然不是。老板办厂就是为了发财。除非预计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利润率,否则他们不会办厂。虽然据说“他们只是收点可怜的加工费”,跟跨国公司相比利润或许不高,但他们的资本通常也小得多,所以早年的时候,利润率未必很低(1000块钱的资本得到100块钱的利润,跟100钱的资本得到10块钱的利润相比,利润率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打工者看到玩具行业利润率高,于是自己筹资开厂。再以富士康为例,1988年它刚到深圳时,开设的厂仅有百来人,正是靠着从事低端代工行业而发了大财,发展成现在雇工数十万人的代工帝国,跻身世界500强之列。3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从较小的一级跃居世界前列,富翁层出不穷,级别越来越高。这说明,在中国投资的土、洋老板们从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中占取的比例,至少不比其它多数国家来得低。直到工厂增多,竞争加剧,生产过剩加剧(也就是劳动人民太穷,消费能力跟不上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利润率才不断降低,最后引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与工人无关。
  总之,以“利润低”为由来为老板开出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开脱,事实上只是在帮助老板欺骗工人,转移工人的视线罢了。不论大老板还是小老板,他们越能够剥削工人,赚取的利润就越多。因此,工人的恶劣处境首先不是因为老板的利润太少,而是源于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生产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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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9 10:34 |显示全部帖子

“劳务派遣”的舆论陷阱




  劳务派遣是劳资纠纷的新焦点,也是媒体舆论的热门话题。有识之士纷纷对派遣工“大表同情”。但假如深究下去,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劳务派遣制度,许多人还声称“应当大力发展劳务派遣”,虽然也会稍带不痛不痒地谴责两句“当前有些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侵害派遣工利益,需要整顿、规范”云云。总之,同情的背后,是为工人挖下的一个个舆论陷阱。兹列举如下:

  ● 劳务派遣可以促进就业。

  这是弥天大谎。劳务派遣对就业的贡献,仅限于派遣公司自己招聘的人员罢了。此外并不增加任何岗位。按照全总估算,中国的派遣工已达6000多万,占职工总人数20%。日本的劳务派遣工也达到雇工总数的30%以上。你不需要是诸葛亮也能猜到:假如没有劳务派遣制度,这些岗位照样需要招聘工人来干活。

  ● 劳务派遣好,但法律有漏洞。

  劳务派遣制度的先行者是美、日和欧洲各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和法规早就有了……2008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称:“最终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之前五版讨论稿相比,被业界称为‘180度大转弯’,其中劳务派遣一章,删繁就简,由5条缩减为3条……第五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劳务派遣一般适用于临时性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非主营业务岗位,以及临时顶岗的岗位,同一劳务派遣岗位连续工作超过24个月,不得使用劳务派遣形式等,但在正式条例中,这些全部被取消。”《经济观察报》于2011年2月报导:“早在2009年上半年,人保部就开始着手制定《劳务派遣条例》,以弥补《劳动合同法》此方面内容的‘不足’,但来自多方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压力,使得本已经过多次修改、征求意见的“成型”《条例》,至去年年底基本‘泡汤’。”同样,“酝酿三年有余的《工资条例》,已经再次陷入僵局”,也是全国工商联等机构代表“各方利益集团”发力所致。
  可见,这些“漏洞”是按照雇主(即用人单位)的利益和意愿留下的。因为“规范劳务派遣”也好,同工同酬也好,都会“增加企业负担”。

  ● 劳务派遣有利企业发展,问题是派遣工待遇低,缺乏归属感。

  有管理层训话时,会骂工人“没有主人翁责任感”。这实在很可笑。员工本来就不是企业或单位的主人,也从没有什么“主人翁权利”或权力,哪来的“主人翁责任感”?至于“归属感”就低级多了,意思无非是“以厂为家,爱厂如家”。如果说老板对正式工还可以装出家长模样,这么来洗脑的话,劳务派遣就把这层薄薄的面纱也撕掉了。它不客气地告诉工人:“你是奴隶,但不是我家的奴隶!”希望给派遣工制造“归属感”的有识之士担心的是:派遣工恐怕因此不会尽心尽力地为主人着想和卖命。

  ● 劳务派遣泛滥,国企责任最大。

  在中国,劳务派遣的泛滥,始于国企改制迫使大量工人下岗,再以劳务工形式低薪聘回。接着是国企、私企和外企共同抵制《劳动合同法》,抵制对工人处境的改良,也就是规避订立长期合同、降低待遇、少交社保。
  媒体舆论热衷于拿国企、央企(经常被称为“垄断企业”)来开涮。在“终于发现”国企是使用派遣工的大户以后,劳务派遣问题几乎被说成国企的专利,外企私企则被悄悄放过。这些人真正的意思是:“应当把国企资产和市场统统交给私人老板。”不过,后者使用的派遣工并不少,而且越来越多。早在2007年,江苏无锡市的外企员工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16%,使用的派遣工就占了全市派遣工总数的18%。目前上海的外企、私企、国企分别有35%、23%和21%的员工是派遣工。而国企大量使用派遣工的原因,其实跟外企、私企一样,是为了谋求最大利润,因此需要压制工人改善处境的愿望。

  ● 劳务派遣在国外不是主流用工方式,它在中国被滥用,失去本意。

  我们曾经介绍过日本的劳务派遣情况。中外老板们钟爱这个制度,动机是一样的:它有助于剥夺工人的权益,给老板省钱,想雇就雇想炒就炒。各国政府为了满足老板们的这个需要,不断放宽对劳务派遣的法律限制,越来越使它成为主流用工方式。它在中国之所以发展到超英赶美的地步,不只是因为在中国的资本有更强烈的“逐利本性”,而且因为工人更无力量去反抗它。
  这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劳务派遣及外包情况:

  派遣工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受到相应保护,但要组织他们难度很大,因为派遣工都是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后就被派遣到别处去,也可以随时解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随企业“转型”而大量产生的派遣工和临时工,主要是年青人。
  派遣工的待遇比正式员工差很多。例如福特汽车供货商的厂里,有1/3至60%的工人都是派遣工,时薪仅7欧元,月收入900~1000欧元。以三口之家来算,每月房租要700欧元,占了大半,生活相当拮据。这是德国几十来没见过的。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呼吁“派遣工与正式工应同工同酬”,似乎还未被五金工会采纳。
  德国的失业者大多在就业市场里觅职,此外还有中介公司、劳务派遣什么的,但工资都比较低。失业者当中,年纪大的通常退休。有些人找不到长期工作,只能做兼职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做几份工维生。政府削减失业金的政策出台后,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增多。政府宣传说危机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对工人来说,真正发生的变化只是劳务派遣大大增加。
  德国3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60%从未做过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签短期合同。现在德国的五金行业中,80%的工人是劳务派遣。

  除了派遣工、临时工不断取代正式工之外,“外包”也成为大企业削减工人工资福利的重要法门。例如:

  科隆的福特汽车厂像其它许多大公司一样,不断地把部分生产工序(即配件的生产)外包,或变成独立公司,自己只生产车身价值的18%。
  拜耳公司从1976年的5万名员工裁到现在的1万人。从1995年起,它陆续卖掉一些车间和产品。在拜耳公司原址上,目前已有了50家公司。
  2000年,波鸿市的欧宝汽车厂想把某车间(连同工人)卖给其它公司,这样一来工人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该车间员工占全厂总数的三分之一。于是1万多名工人罢工了两天,虽然没有制止外包,但达成新的协定:外包员工的待遇必须和欧宝本厂一致,这个协议至今有效。那时五金行业工会对罢工一点也不支持,只送来一些可乐、香肠和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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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8 21:56 |显示全部帖子
这篇漏发上来了。补发一下:

劳务派遣制度下的工人




  记者、专家和官员总爱说“劳务派遣在发达国家是非主流就业方式,派遣工占就业人口比例很低。在我国,劳务派遣失去本意,成为不少企业、单位降低工资福利、规避法律的一种手段”。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的派遣事业同样越来越红火。并且不论在哪个国家,劳务派遣的“本意”或“本来面目”都是为了剥夺工人的权益,为了给老板省钱,为了让企业在雇人和炒人时更方便,更省心。


日本的“派遣村”



  资本主义世界仍未从2008年开启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日本同样不曾走出漫长的经济衰退。裁员、减薪的风潮下,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劳务派遣工。本田、三菱和丰田结束与所有派遣工的合同。索尼裁掉8000名正式员工和8000名派遣工。失业的派遣工生活无着。2009年元旦,东京某公园里组织了名为“过年派遣村”的民间活动,为500名失业者提供帐篷和饮食。之后,日本多地设立了“派遣村”。
  日本最通行的派遣方式是“登记式派遣”,劳动者在派遣公司登记,但不是其正式员工,企业需要人的时候才被派去。制造业的派遣员工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到今天,一切都明明白白:“派遣制度就是为了方便解雇而设立的”。铃木公司更是劳资“共度时艰”的典范:一面大力解雇派遣工,一面增加股东的分红……


劳务派遣的“好处”



  在当下以“劳务派遣”为题的调查、研究、报导和宣传中,不管是“劳务派遣事业前途无量”,还是大力批评“滥用劳务派遣”,甚至对派遣工状况大表“担忧”,一脸同情状,但总的基调要么是“劳务派遣好!”,要么“本来是好的,可惜……”。而所有的“好”处,归根结柢无非是:用工更灵活;降低了用工成本。换言之,支付给工人的报酬更少了。
  一位鼓吹“劳务派遣好,就是好”的作者抄录了另外一套数字:“美国的派遣工作员工占总的就业人口的50%,西欧超过了30%,日本也达到了就业人口的20%。而我国作为一个劳动力极度过剩的人口大国派遣员工只占就业人口的1%左右,我国劳务派遣的就业潜力要远超过一般国家。”一副恨不得把所有的工资奴隶(除了他自己)都变成派遣工的架式。
  另一位“著名教授”声称:“如何用工人,现在有三种现象:一是养人用人,二是养人不用人,三是不养人而用人。对用工单位来说‘工人不养而用’是上上之策,追求工人‘为我所用’要比‘为我所有’有利得多。”也就是说,对老板来讲,租用、借用奴隶比自己“养”着奴隶要有利得多(如果拿机器做比较,通常就相反——买机器的总开销要比租用来得便宜)。老板要省钱,劳务派遣公司要赚钱,工人呢,当然是连吃两重亏。不过,你不能指望教授、专业人士、官员和老板们把这笔帐算给你听。


中国的劳务派遣现状



  但“劳务派遣的‘非正常繁荣’”带来的“不和谐”隐患,包括相关劳资纠纷的迅速增多,很让官员和“有识之士”们担忧。为此,中华全总牵头,各地官方工会和政府部门展开调研。兹摘录广州市的调研报告。其中谈到的情形,普遍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


  自2006年以来,国企、私企、外资合资企业和事业单位纷纷使用劳务派遣工(简称“劳务工”),《劳动合同法》颁布后更是大幅增加,集中于公交、建筑、港务、钢铁、金融、电信、邮电等行业。劳务派遣公司已达687家。广船集团有劳务工7700人,占职工总数55%;广药集团6319人(42%);珠江钢琴集团1403人(49%);中移动广州公司2700多人(72%);广钢集团3400人(24%)。“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的规定普遍不被遵守。邮电、电信、银行等行业一线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劳务工。一些企业将原正式职工转入劳务派遣公司再派回原单位工作,劳动报酬随之降低。建筑、港务、船舶等行业将工程整体外包,工人则成为劳务工。
  劳务工往往在生产一线岗位从事一些最脏最累的工作,劳动报酬却比正式工低得多,尤其是“五险一金”和福利待遇。劳务派遣公司可选择费用标准低的地方买社保。有的企业只给劳务工买1-2个险种,还不必支付住房公积金和提取公益金,由此节省的费用远高于付给派遣公司的费用;劳务协议多为1至2年,较易终止,可随时退回而无需经济补偿。
  国企的工资总额受到政策限制。劳务工的工资可计入其它费用。账面上人工成本比例下降,管理层的年薪就上去了。此外,国企领导还可免于负责治安、计生“一票否决”等责任。
  2009年源于劳务派遣的纠纷在全市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占很大比重,在个别法院甚至占了3成。由于劳动部门撤销了对劳务派遣公司的前置审批,之后又放松监管,企业即使明显违法,也得不到及时干预。
  报告者担忧,长此以往,劳务工将累积巨大的不满。2009年10月,因劳动报酬补偿问题,某啤酒厂有10多位劳务工在海珠桥上演“跳桥秀”。劳务工有可能谋求一些团体进行维权(如同乡会等),进而催生“第二工会”。


  此外,像家乐福等各大超市也大肆使用派遣工(包括代销员)。以实习为名,把“学生工”变成派遣工,也是越来越常见的捞钱门道。广州市开发区里的外资大企业已不再聘请合同制员工,而改与劳务公司签约,使用劳务工,从而“省去了为员工购买社保等福利,也省去为员工加薪的烦恼”。
  现实中,有许多员工甚至不清楚自己事实上是派遣工,因为资方把持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员工既不知道自己是在和派遣公司签合同,也看不到资方和派遣公司之间的协议。
  不过,并非所有的老板都热衷于劳务派遣。很多企业(尤其在不发达地区)工资待遇本来就差,并且压根就不给员工交社保,如果采用劳务派遣的话,就得交社保,所以对此很不积极……

  各方人士提出的“对策”,基本上限于“修订法律”和“规范劳务派遣市场”,应该承认,这两个方面都导致了派遣工被剥削程度的“最大化”,这也是“多方利益集团”力阻修订《劳务派遣条例》的原因:
  1、修订法律。比如“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规定,何谓“短期”并不清楚,资方有太多办法可以“规避”。所谓“同工同酬”,在现实中则是“不具可操作性”的空话,资方可以拿出几十种理由来为派遣工的低工资辩护(诸如学历、工龄、经验、综合素质、职称、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关于“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在2008年9月发布之前,对“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本有解释,但公布时已删去,这为老板们滥用劳务派遣工大开了方便之门。
  2、提高劳务派遣公司的准入门槛,要有足够的资金、人员和保证金,要有严格的审批与日常监督。此处涉及的问题是:派遣公司易于成立而缺乏监管,加剧了对劳动者的侵害;一旦发生纠纷,或劳动者受到伤害需要赔偿,派遣公司可以轻易逃之夭夭。



劳务派遣制度下的工人



  “一等工人正式工,二等工人农民工,三等工人派遣工”。派遣工受着用人单位和派遣公司的双重盘剥,成了“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在对派遣工的采访中,有记者“时时感到他们的无奈、不满甚至愤恨”。
  调查者们大多这样谈到派遣工:“没有成长机会和成就感;对用工单位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缺失,忠诚度低,劳动效率下降。”天津港某集装箱码头企业的派遣工“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不好,工作责任感不强,随意缺勤和消极怠工的概率比正式员工高,离职率高”。
  所谓“没有成长机会和成就感”,指的是缺乏培训(多数安全事故因此落到派遣工头上)和得不到职位的提升。对资方来说,派遣工随时可能“遣返”,流动性也高,当然不会费心去“栽培、提拔”。但话说回来,派遣工只是升迁机会特别低罢了,就算正式工,大多数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出头之日”。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里,中上层的比例终究太有限了……
  “对用工单位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缺失,忠诚度低”……到底正式工对资方多么“认同”、“忠诚”,多么有“归属感”,我们不得而知。但劳务派遣制度连这层假面也撕破了,阶级对立表现得更加赤裸:既然我并不是“本公司员工”,哪来的“认同感”甚至“归属感”?
  真正令有识之士操心的,是“劳动效率下降、工作责任感不强、消极怠工”等等——这意味着,至少有相当比例的派遣工把不满付诸行动,或付诸“不行动”。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可是,老板会因此遭受损失的呀!”有识之士说。
  为此他们提出种种“对策”,种种“改进措施”,可归纳如下:“适当提高派遣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确立晋升机制,把表现优秀的派遣工转为正式工;消除歧视;等等”。
  否定劳务派遣制度?同工同酬?他们当然知道:老板才不干呢!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老板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把派遣工可怜的待遇稍微提高些,给些“刺激”,老板虽然出点血,但可通过减少问题及“消极影响”达到利益最大化……


派遣工和工会



  有报告称:“不少工会干部担心劳务派遣工一旦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会出事’。”
  还有工会干部说:“我们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让劳务派遣工行使民主参与权利是不可能的。一是劳务派遣工与我们没有劳动关系,不是我们的职工。我们怎么维护?二是工会的定位决定了这种状态。说到底,我们现在的工会就是搞活动、弄福利的,本单位合同工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劳务派遣工就更不可能得到维护了。”
  资方和基层工会干部谨慎地抵制派遣工加入工会的案例还有不少,例如:
  “有些工会干部已经考虑并关注到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在劳务派遣单位参加工会的劳务派遣工,他们在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非常严密、团结的组织体系,有自己的工会小组长,自己的工会委员会,自己的工会主席,那么,用工单位、用工单位工会如何协调好与其关系,将面临极大挑战,……某一大型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有这一个担忧,而不愿意劳务派遣工参加任何一个工会,由于利益问题不愿意让劳务派遣工参加用工单位工会;由于担心劳务派遣工在劳务派遣单位形成组织力量,而不愿意让他们参加劳务派遣单位工会。这一国有企业采取了在几个不同劳务派遣单位分散招用劳务派遣工的办法来阻止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
  另一份调查谈道:“有劳务工……要求参加用工单位工会,但被用工单位拒绝。……在另一个国有大企业访谈时,还了解到,由于劳务派遣工没有工会可以参加,而提出自己要建立工会,最终在用工单位工会的劝说下,不了了之。”
  这样看来,广州市官员的忧虑——“劳务工有可能谋求一些团体进行维权(如同乡会等),进而催生‘第二工会’”——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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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3 09:07 |显示全部帖子

食品安全危机——现状与根源




  记得十几年前,也就是90年代末,听一位在欧洲生活了多年的老前辈说起:医生告诫他,现在所有的食物都有毒,所以你不能偏食,因为同样的毒素在身体里累积起来,会死得更快;你应当什么食物都吃……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不要偏食”是为了让吸收的毒素均衡,而不是为了吸收营养均衡。这也是第一次,我意识到“食品安全危机”这回事儿。
  更早前,即1998年,香港发生禽流感,死了6人,150万只家禽被屠。后来,2008年和2011年又发生了两次,而且因为病毒出现变种而更为棘手。90年代至今,英国发生了多次致人死命的疯牛症。2001年2月英国又发生口蹄疫。尽管口蹄疫被认为只会在猪、牛、羊之间传染,对人类威胁极小,但政府为了保持“无病菌”形象,维护出口地位,不肯使用注射疫苗的办法,惊慌失措之下,以补贴为代价杀死600万头牲口,损失约171亿美元。2002年,信报引用一位香港医生的话说:“猪肉含哮喘药,牛肉有疯牛症因子,蟹含抗生素,鸡只有流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安全的食物?”
  中国近几年有关食品问题的报导越来越多,跟环境破坏的速度一样超英赶美,达到了“不知道哪种食品没有毒”的境界。媒体的第一反应总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确,发达国家做过相当多的补救,有不少可借鉴的具体经验。但它们和中国有更多相同的问题,根源也一样。
  各国政府及媒体尽力隐瞒一点:食品问题首先源于农业、养殖业采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营方式——即集约化养殖、运输、加工和销售。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农业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同时破坏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资本主义农业、养殖业的危害



  为了尽快获取最大利润,资本主义农业倾向于耗尽地力。过度使用化肥,损害了土壤中的有机物,破坏环境(进入水源后可杀死鱼类)。农业和养殖业因专业化而分离,割断了两者之间的物质循环。人畜粪便等天然有机肥料不再使用,往往未经处理就排入江河,成为又一个重要污染源。农药的滥用更是环境污染和食品问题的一大祸根。
  捕捞和养殖业也是如此。渔业公司捕鱼贪多求快。假如生物链因此断裂,它可不管!畜禽鱼的养殖普遍使用了可致癌的激素(欧洲已禁用),以便使它们长得快些,多产肉、产奶。今天,大型的畜禽养殖场已不是带着温馨田园风味的家庭农场了。成千上万畜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吃喝拉撒睡,缺乏运动,体质差易生病,在拥挤的空间里又易于传染,于是需要喂下大量的抗生素。这种种毒素最终都通过餐桌进入我们体内。如果肉质变差,没味道,那也没关系,香料工业可以用各种化学品模仿出各种香味来。这些化学品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呀?……那是“商业秘密”!
  饲料生产也工业化了,为此消耗了大量玉米和谷物(要知道,全球约有10亿的饥饿人口),而如今,死猫死狗、大量动物内脏、骨头,甚至粪便垃圾都磨碎掺到了饲料里。病原体就在不同动物之间传播开来。比如“海绵体脑病”本来只存在羊的身上,人吃到这种病羊肉关系不大。但(素食的!)牛吃到含有带病羊肉的饲料,却引发了疯牛症。养殖场里畜禽的粪便则成了有害且难处理的垃圾。最后,集中和长途运输、集中屠宰和加工,大量畜禽肉集中制成肉饼,都使疾病传染的机会大大增加。中国养殖业的创新之处,是在饲料里掺进了大量三聚氰胺(“假蛋白”)。
  水果方面,为了早上市早挣钱,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催长素、催红素、膨大素被尽情使用。加工储存时则滥用防腐剂、着色剂、打蜡、漂白染色等。个体农民也不再是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小农,早已陷进市场经济和竞争的泥坑里。你“身上流着道德的血”,不肯那么干,成本就比别人高,赚不到钱,还可能亏钱,背债,破产。
  麦当劳式快餐则有垃圾食品之称。它缺乏营养,导致肥胖,肉类中的荷尔蒙会影响男性发育。有人曾“自愿献身”做实验,每天只吃麦当劳快餐,不到一个月就百病丛生。

假冒伪劣和老板的发家史



  不管报纸杂志、专家学者怎样鼓吹私营企业的“活力”和“贡献”,总的来说,和当代中国老板的发家史相伴的,是一系列灾难和罪恶:对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工人)的残酷剥削和欺辱;劳动保护方面的大倒退;勾结官员盗取国有资产或强迫拆迁;大肆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假冒伪劣产品(包括食品)泛滥成灾。80年代中期就发生过轰动全国的晋江假药案。一直到90年代,消费品市场简直是假冒伪劣之天下。它和豆腐渣工程一起,是中国老板“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只有进口货和外销货的质量才可靠。于是很多厂家在电视上打广告时,都自称是“出口转内销”。
  先富人士的增多形成了重要市场,许多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因此大有改进。在城市的商场里买到质优的真货已不难了。但同时,农村和中西部沦为伪劣产品倾销地,结果在污染源不多的农村,农民竟也大量致癌。

不同阶级的反应



  有毒食品是“平等的天使”,官员老板也好,贫民也好,它都眷顾。它对下层群众“更平等些”——他们的生活条件最坏,吃下的有毒有害食品最多,对问题了解得最少。在发达国家,食用汉堡包和廉价肉饼的,主要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工业区里的工人大概是地沟油的最大消费者。
  富裕阶层则热衷于“绿色食品”、“健康食品”,追求健康简直达到病态的程度。所谓“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拿命扛”。某些政府部门、公司企业干脆买块地自己种菜搞特供。
  我们的社会生活,仍然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假如中上层人士也吃下不少毒物,那不奇怪。有毒食品的制售者关心的是钱财到手,至于谁吃下它,谁受害,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再拿地沟油来说,工业区的饭馆和摊点固然少不了它,市区里的中高档餐厅同样有它的踪影。何况,不少粗加工过的地沟油卖给了大品牌的公司,深加工后再掺进食用油(搞过地沟油生意的人都会自己买猪肉来熬油)。媒体舆论纷纷指责监管部门,似乎执法者廉洁、严格(且无所不能)的话,“坏现象”就能绝迹。可惜大部分食品都是用不安全的方法生产、加工的,更不要说环境污染了(多少粮食作物是用工业污水灌溉的!多少鱼虾生活在污染日益严重的江河湖海中!)。真要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控制经济各环节的运行,甚至把整个商品经济的根子挖掉了。
  事实上,执法者在有毒有害食品的汪洋大海中也自身难保,他们向记者诉苦:“都一样,大家都是消费者,谁家不天天炒菜吃饭,每天加工十几吨,这么多毒油流向社会,想一想都觉得可怕。谁能保证自己吃不到泔水炼出来的食用油?”这是可信的。假如中上层人士没有身受其害,恐怕也不会有“雷厉风行专项整治地沟油”之类的行动吧。但结果呢?据报纸引述某专家的估计:“彻底禁绝地沟油,可能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出路在哪里?



  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与食品危机,有人“向前看”,有人“向后看”。
  有人希望回到30年前。那时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中没有那么多烟尘和废气,森林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被滥砍滥伐,或可笑地种上同一品种的树。那时鱼肉菜蛋和水果都是安全的,蒸馒头的时候不用拿硫磺来熏白,油条里不会加进洗衣粉……
  有人则声称,不应当“反对现代化、城市化,反对市场经济,甚至反对高速公路,反对汽车”,相反,一切问题都是“现代化不彻底的结果”。要说明一下,这些人口中的所谓“现代化”,通常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具体来说,就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资本主义农业、养殖业的祸害。事实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病入膏肓,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结局要悲惨得多!
  “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吃穿住行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生产为了本人及家庭消费”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今天,大工业已占据支配地位,生产者和生产所用的材料来自全社会,产品则供应全社会(全球)的消费。这一点我们都同意。马克思百年前就一再说过。他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大工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老板手中,并成为他们个人发财的工具。追逐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促使他们努力“降低成本”,假冒伪劣和提高质量都是竞争的重要手段,只不过针对着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消费群体而已。
  个别平民百姓利用阳台或空地自己种点蔬菜。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它的确包含着“合理因素”,也就是直接为消费而生产,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动力。但要每家每户都自己种菜和养殖,等于倒退到小生产时代,在今天根本就不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历史的教训是:……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兼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养殖业也是如此。要彻底根绝食品问题,我们确实只能“向前看”,但不是朝向“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是——劳动者集体掌握全部的生产工具、流通手段和分配手段,直接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而生产。



资本主义的嘴脸

资本主义的嘴脸


画中文字:我就是要你买垃圾!——资本主义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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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1 23:14 |显示全部帖子

劳务派遣与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刚成立时,在《国际劳工公约》中信誓旦旦地宣告:“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把劳动者当作货物或商品来对待。在工人大量失业的年代,它倡议由国家设立免费的专营职业介绍所,取代对工人肆意剥削、欺诈、强迫劳动的私营职介所。此后几十年,它的立场不断软化:1933年改为对私营职介所 “一般禁止,特殊例外”,1949年又改为“公营与私营职介所并存”,到了1997年干脆“鼓励私营职业介绍所的发展”。话说回来,不管国际劳工组织怎么说,各国的私营职介所该干啥还是干啥,活跃得很,并不因为一纸公约就被废除或限制了。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国为了让老板们多一条财路,甚至拒不批准有关公约。

  60年代后,劳务派遣在各个发达国家风行起来。这对“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原则是更公然的挑战。一些国家先后宣布废弃原来批准过的公约,不再受它拘束。会员国的纷纷退出让国际劳工组织的脸皮很受伤,只得考虑“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8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又是调查又是讨论,终于发现:新时代老板们的盈利冲动早就把“劳动力不是商品”变成了笑柄。几番反省之后,它决定不再坚持维护直接雇佣、全职工作的“传统雇佣关系”,而开始承认各国日益流行的各种“非正规就业”,即老板们新发明的各种剥削方式,和在福利国家时代原已扫进垃圾堆的“原始”的剥削方式。1994年它通过《非全日制工作公约》(第175号),1997年又通过了《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181号),放松对私营职介所乃至劳务派遣的管制,承认其“合法性”,退而设立某些条款来“克服被派遣的劳动者弱势且边缘的地位”。但因为各国老板吵吵嚷嚷,所以对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到底谁是真老板,谁该对派遣工负责这个问题上,国际劳工组织只好含糊其辞。

  总之,从劳务派遣史的角度可以看到,国际劳工组织是从一个相当软弱无能的改良机构变成了一个完全迎合老板利益的机构。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既不是维护工人权利的衙门,更不是站在工人立场上、为全体工人的利益和前途奋斗的组织,而是由资本家控制、为剥削秩序服务的机构。它是根据巴黎和会(即“一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它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结果激起中国的民愤,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订下的《凡尔赛和约》成立的。当时俄国工农推翻了老板和地主,夺取了政权,欧洲人民也充满了革命情绪,各国剥削阶级面临着被工人推翻的危险,光靠枪弹镇压已不可能,因此不得不着手做点改良。这种改良先是雷声大、雨点小,到今天,在老板们认为改良已不必要、只会挡着自己财路的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就只剩一件事可做:随波逐流。


说明:此文主要取材于某牛鬼蛇神之论文《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派遣放松管制的趋势

另附:

  全国人大就劳务派遣问题推出《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大网于7月6日公布《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8月5日。草案针对“劳务派遣”,重点是:遏制把劳务派遣变成用工主渠道的现象;保障同工同酬;对劳务派遣单位加强监管及惩罚力度。主要内容:
  1、界定“三性”——临时性(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辅助性(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替代性(用工单位的职工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该工作岗位上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由派遣工替代)。
  2、劳务派遣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100万元,且要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设立时先向劳动部门办理行政许可,之后再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
  3、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工订立的劳动合同以及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所载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同工同酬的规定。
  全总还提出“要把劳务派遣工工资纳入国企工资总额”,以解决同工不同酬问题。这根本没有抓到痛处。国家规定了“工资总额”,但老总们既然能够把派遣工的工资福利列为“劳务费”,就意味着他们对派遣工待遇有很大的处置权。真想改善派遣工待遇的话,他们早就去做了。至于提议每年把“优秀”派遣工转正,只能意味着这些转正机会将留给领导们的关系户或走后门的。问题的根子在于:不管在国企或私企,老板和老总们对工人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工人则总是被动挨打。草案出台前后,部分单位已开始着手辞退派遣工,把相关岗位外包。还有哪些手段将被用来对付工人,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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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3 00:13 |显示全部帖子

品牌商·代工厂·工人



  现在的媒体都很热衷于强调“劳动条件恶劣”或“发生了劳资纠纷”的某某中国工厂是某跨国公司的代工厂。言下之意,这些品牌商或采购商需要对供应商的劳动条件负责。这是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怎么负责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查厂”,即要求它们派专人监督和检查代工厂里的劳动条件,或者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劳工组织等)来监督。二是要求它提高采购价格,这样代工厂老板就能多给工人一点工资,或改善劳动环境。
  “查厂”本身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工厂跟应付劳动部门检查一样,事先给工人压力,要他们按厂方安排好的一套说词回答检查员。工人往往把它视为一种讨厌的骚扰和负担。
  认证机构之类的第三方并不是什么公正无私的法官或天使。它们一样冲着钞票而来,未必真把工人的权益和劳动条件放在眼里。它们不可能长期驻厂,老板也不会乐意。总之,这类监督检查即使对工人处境有改善作用,也是极有限的。
  是否代工厂里工人的劳动条件比别的企业更恶劣?显然是不一定的。工人的待遇取决于“市场行情”,跟工厂是否“代工”没什么关系。
  至于拿代工厂问题来要求品牌商提高采购价格,说到底,这首先是在掩饰代工厂老板的剥削行径(即,他们剥削工人不是因为他们是老板,而是因为他们还只是代工厂老板),其次是把工人的恶劣处境变成老板之间讨价还价的工具。表面上同情工人,其实只是为代工厂老板争好处。
  跨国公司凭借自己的品牌(即市场影响力)、技术获取高额利润,这是事实。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规则。难道媒体没有一再叫喊中国也要搞自己的品牌与核心技术吗?
  归根到底,争取权益要靠工人自己。工人不需要也不应当去为老板的利润操心,否则就只能永世为奴了。




“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



  有个流行说法:中国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官员不择手段地贪腐,老板拼命压榨工人,无节制地挥霍资源并制造严重污染,各地城市和开发区的“圈地运动”,房地产行业对市民的掠夺,以至贫富的两极分化,都被说成是“原始积累”。
  最近,工会某高官又说:“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越过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企业进入平稳发展期”,因此在工人“争取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的形势下,老板也“愿意让步”。
  可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那么多跨国企业,它们的“原始资本”几十年上百年前就形成了,哪要等今天才搞“原始资本积累”?大概这些人还记得马克思批判过所谓“原始积累”(比如英国新兴土地贵族如何圈地养羊,赶走农民,迫使他们进工厂打工),痛骂“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批判过英国早期工厂主对工人的疯狂剥削。不过,他们把这两者——原始积累资本积累——混为一谈了。
  这就要先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和奴隶制、封建制、小农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必须有可以用来剥削工人的资本,同时需要有可供剥削的工人(即受雇劳动者),才能够进行正常的资本积累或增殖。
  但资本和受雇劳动者都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是通过“原始积累”产生的。因此,原始积累的意思是:工厂老板和工人这两个阶级是怎么形成的,即,如何取得这“最初的资本”,和得到为资本家干活的工人。
  资本积累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正常的”剥削,不管这种剥削是温和的还是严酷的。
  那么,官员侵吞国有企业,自己变成老板,这可以说是“原始积累”。它不是靠每天剥削工人来积累的。
  如果老板通过与官员合谋盗窃国有财产、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等起家,这也算“原始积累”,也就是先取得资本,然后开始剥削工人。
  但“老板严酷地剥削工人”本身,可不是“原始积累”,而是正常的资本积累。因为,在他能够剥削工人之前,他必须已经拥有原始资本,用它办厂,买机器、材料,雇佣工人。
  那些说现在是“原始积累阶段”的人,往往还暗示说:“等这个阶段结束后,就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搞点社会保障和福利了”。劳动人民只能先委屈一下,但“前途是光明的”。
  这也是糊弄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早就发展为帝国主义,只是面对着工人斗争的强大威胁,才开始引进养老金、健康和失业保险,来缓解市场经济对工人的伤害。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革命浪潮以后,发达国家才被迫建立起像样的福利体系,以防奴隶造反。可是从80年代至今,各国老板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赚更多钱,早就到处在拿劳动人民的福利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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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6 18:50 |显示全部帖子
补一则:

● 奴隶社会好,还是市场经济好?



  别以为我在故弄玄虚,吸引你的眼球。我这么问,是认真的。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劳动的成果除了养活自己,还要有剩余,就像工人要创造出剩余价值,否则奴隶主没好处,对奴隶劳动也不感兴趣了。
  另一方面,奴隶主不会随意把奴隶杀掉、抛弃,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他自己还要靠强迫奴隶劳动来生活。
  可在市场经济中,就不一样了。旺季的时候,老板可能需要你为他累死累活,淡季的时候可能把你炒掉。你会不会失业饿死,不关他的事。
  去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有一则报导说:“到了当年冬天,砖窑停工,窑主用摩托车把我扔到荒郊野外,当夜大雪,我的双脚被冻坏,我就一路乞讨,一路爬着回到老家。”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砖窑可能因为缺少利润、市场而停工(就像工厂关门或进入淡季),窑主就把奴工丢掉了事——否则还要花钱养他们,不划算。
  这是市场经济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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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1 18:17 |显示全部帖子

被浪费的劳动:来料加工



  东莞有一家开办多年的韩资厂,制作背包。该厂原材料质量要求高,绝大部分从韩国运来,制成品有40%销往日本,其余销往欧洲。
  福建某地有一家德资巧克力厂。巧克力原料在德国制成后,通过集装箱运到这里,切割、熔化,做成各种造型,包装后,再运回德国销售。
  也许你会说:这不就是“来料加工企业”吗?中国沿海工业区到处都有这类厂子啊,有啥稀奇的?……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见过世面,所以见怪不怪了。至于专家学者们,多半会拿这些例子来证明“全球生产分工”的好处。分工提高效率啊!
  但假如把德国、韩国及中国工人的劳动看作同样的人类劳动,那么你会发现,这种“分工提高效率”的说法是荒唐的。从原料到制成品到销售,周期延长了,增加了不必要的往返运送,装卸和长途运输甚至可能造成原料和成品的无谓的损耗。至于中国工人从事的“加工”环节的劳动,韩国、德国工人本来一样能做。
  那为什么韩国、德国老板要这么干?聪明的你一定会马上答道: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呗!
  说得对。可见,这种全球分工模式不是追求效率的结果——同新技术的运用无关;劳动生产率不会有任何提高——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所以正确的说法是:老板们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增加利润,不惜大量浪费资源和人类劳动





被浪费的劳动:广告营销



  资本主义早期,在销售市场上,价格竞争是主要的武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告、推销所占的份量越来越重,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也无孔不入。走到哪里,你都很难避开它。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关于全球广告开支的数字也不尽相同,但趋势都一样,即飞跃增长,从1970年的720亿美元窜升至1994年的3120亿美元,2008年达到4988亿美元。另一个统计数字称:2009年全球广告费7022亿美元,名列前茅的,是汽车和通讯业——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
  广告和推销的目的,是刺激你的购买欲,让你出钱去买特定的产品。它推崇和炫耀“新”产品,催促或诱使你“跟上潮流时尚”,尽管所谓新产品往往只是换了款式和包装——汽车业就是典型:每年必须推出新车型,才能在市场上立足。至于车子的构造、功能,未必有什么改进。
  广告还起着强大的洗脑作用,推销一整套剥削社会价值观:消费主义,对财富和地位的崇拜,盲从(即放弃思考被动接受),装酷……
  有一个流行偏见:人的物质欲望是无穷尽的。但广告和促销的泛滥及其作用表明,人的欲望其实受制于社会环境,在当今社会,则受着资本的大力操纵。举一个广告业津津乐道的例子来说吧:某牙膏推销员想出一个点子,把牙膏的口子开大一些,这样人们刷牙时不知不觉用多了,于是该牙膏销量大升。不难看出,谁也不会认为刷牙时牙膏用得越多越好,牙膏公司老板和推销员才恨不得你每天用掉一大罐牙膏,就像药业巨头希望大家都天天害病一样。他们不在乎你的真实需要,相反,它力图扭曲你的需求,为你制造出你本来并不需要的需要,并带给你虚假的满足。
  广告、营销不创造社会财富,相反,是财富大浪费——这对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一切都过剩了”的年代,同等条件下,你买一部三星手机,仅仅意味着诺基亚或摩托罗拉少卖了一部,对整个社会来说并无不同(同样,A公司销量扩大,等于B公司萎缩甚至破产)。但是A、B公司为了竞争,不得不花费日益高额的广告营销支出。
  资本家必须把产品卖出去,他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利润才能到手。广告和营销的泛滥表明:相比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把产品卖出已变得日益困难——这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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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1 22:32 |显示全部帖子

工人“创业”谈




  “工字不出头”是全社会的共识。××、××和××三位工友在文章里都写到打工的苦和迷茫,没钱而被人瞧不起,希望通过“改变自己”,或通过学技术、创业找到前途。这也是很大一部分工人的遭遇和想法。
  有朋友曾经想说服另一位工友:所谓创业只是白日梦,底层工人没可能成功,因为缺乏各种条件。
  这个道理对工人显然没有说服力。二十多年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持续多年的繁荣,让不少原先的下层人物变身为大小老板。现在的“黑心老板”中,不乏早年洗脚上田的农民,下海的公务员、教师、工人。工友的同事、同乡中,恐怕多少也有些“创业成功”的榜样。这一切给工人的印象和影响,比所有的“真理”更有力。也有不少工人只是想着攒点钱之后,回家开小店,解决将来的生计。
  不过,我们确确实实活在“一切都过剩了的年代”,到处市场饱和。经济危机已把越来越多的老板拉下马。钱多的人还愁着没地方投资赚更多钱,没钱或只有小钱的工人还能有多少机会?鼓吹“创业”,不过是上层阶级喂给底层劳动者的迷魂药。
  但鼓吹“创业”过了头,对老板也不利。因为员工可能“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看不上现在那点工资。所以也有大老板在给大学生演讲时宣称:“我坚决反对大学生创业。大学生毕业后也要先就业,从基层踏实干起,才能真正成才。”
  少数工人或许有幸“成功创业”,只是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多数工人要改变命运,靠的只能是集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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