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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纵横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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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2 |显示全部帖子
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刘宇凡 1994年2月
企业承包制与大锅饭问题………………………………………………向 青 1988年8月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刘宇凡 1989年2月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刘宇凡 1986年8月
挂羊头卖狗肉的股份制改革……………………………………………刘宇凡 1994年11月
关于毛子毛孙的怨言:“工人阶级被走资派用一块糖卖给资本家”
我党把中国私有化………………………………………………………刘宇凡 1997年4月
厂长负责制的愿望与实际——中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陈 东 1986年5月1日
“批邓反右”的分析(摘)……………………………………………向 青 1976年10月25日
崇洋媚外的外资政策……………………………………………………陈 东 1993年12月
官僚层与国有经济的矛盾………………………………………………刘宇凡 1987年3月




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
——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刘宇凡
1994年2月



  追求一个平等社会,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然而,几十年来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似乎证明平等社会只是乌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从经济学家到政客,都差不多这样看。人们认为,我党坚持了几十年平等主义,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将之抛弃,改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似乎就是有力证据。

  我党口头上虽然还没有正式向平等主义宣战,但是,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向“平均主义”宣战,指责平均主义要为中国企业效益低劣负责。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工资分配中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这在城市经济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不分经营好坏,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职工不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吃企业的‘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和集体组织缺少搞好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创造性,职工个人缺乏生产积极性。”(注一)

  所以,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党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义。一九八五年开始实行结构工资制,工人所领工资,要同劳动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规定完不成劳动定额的要扣一半工资。这种制度据说可以拉开工资档次,达到奖勤罚懒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越到后来,尤其自邓某某九二南巡之后,那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面具终于撕开了;一种赤裸的资产阶级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密锣紧鼓地进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干部的铁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铁工资与铁饭碗却是货真价实的。有些官员公开宣称,为了推行破三铁,一定要实行“新三铁”──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使工人“上岗有危机感,下岗有饥饿感”。(注二)很明显,打破“平均主义”,最后归结为针对工人阶级。

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平均主义”


  但事实是:我党治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什么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完全谈不上要拿平均主义当作是企业效益差的原因。

  什么是平均主义?大陆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告诉我们:“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表现为对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享受同样待遇;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不管经营管理好坏,经济活动成果大小,要求给予同等的物质利益”。(注三)

  关于企业之间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谈,而主要谈工资问题。

  我党建国以来,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消费品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采取“绝对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资制度的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实际不遑多让。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工资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大概相差三倍左右。这个差距不算高,但也绝不是“绝对平均”,而是按照技术高低而给予不同报酬。何况,我们不应把目光只集中在工人的八级工资制上面。中国的工资概念从来都涵盖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以致事业单位的职员等等的工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收入差距是惊人的。“把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朝鲜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2.4,南斯拉夫是1:4,罗马尼亚是1:5.5),我国现在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13.5,显然差距偏大。”(注四)这里所指的大陆工资差距,大概是包括党委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与工人。事实上,一谈到工资,就一定要包括官员工资;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至少根据官方哲学,应当作如是观),而且更因为在大陆,企业内也有为数众多的官僚──党、政、工、青、妇等办公室一应俱全,官僚众多。至于企业内的技术干部──例如工程师──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党委到政工干部,虽然他们对生产的作用消极多于积极(而且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谈到工资的时候,一定要包括他们。

  行政干部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最厉害的时候(五十年代)相差31倍(注五),最小的时候(尤其文革以后),也达到14至19倍(注六)。这不仅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差距大,而且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遑多让了──香港现在的公务员,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大概二十多倍(不要忘记,香港工资差距,要比欧美资本主义的为高)。工人阶级虽然被宣布为社会主人翁,是“领导”阶级,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最高级的官僚工资是404元,而一个最低级工人是30元,二者相差12.5倍(注七);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一个厂长与最低级的练习生的工资,相差8.5倍(注八)。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超过500人的工厂(在香港已算大厂),厂长与练习生(最低一级)的工资差距只是7.5倍(注九)。

  当然,这种数字比较总有欠准确的地方,因为两种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职务性质太不相同。但总之,至少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工资分配上的“绝对平均”,相反,它的工资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再把福利差距一并考虑,那么,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还更大些。干部级别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连许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国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资用于生活,而普通工人则连一套房子也不易获得,全部工资仅足糊口。

  另一个“平均主义”的“罪证”,是奖金。虽然我党发放奖金的目的,总是为了表扬先进,奖勤罚懒,但结果总是平均发放,人人有份。这本身大概是事实。然而,要知道,这个事实顶多只说明奖金是平均发放,却不说明整个工资制度是平均主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共就没发放过多少次奖金,而且数目只占工资一个很小份额。至于“改革开放”后,奖金发放的次数多了,但是,由于要反对“平均主义”,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再是平均发放──尤其近一两年。改革的早期虽有平均发放的现象,但不能将之夸大为整个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且那个现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制或奖金制(下详)。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有人认为,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整个前改革时代(四九至七八)都实行平均主义,但至少应当说,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时代,的确实行过平均主义,或至少朝这个方向发展。毛泽东,或毛派,在这个时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资制度差距太大,认为要大大缩小,甚至开始恢复推行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平均主义。

  这是大错特错的结论。把供给制当作是平均主义,可算是我党一大发明。所谓供给制,就是我党在未夺得全国政权前,向军政人员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它最多只发放少量零用钱,基本上不实行货币工资。然而,至少从延安时代起,供给制就分为“小灶”和“大灶”,二者有相当差别,包括伙食、日用品、个人服务。高级官员有厨子、保姆,而下级完全没有。这种差别,以今天看来尚不算很严重,但以当时经济之极度匮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实味都曾经批评过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实味更指责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斗,王实味更因此被枪毙(或杀头?)。以后,到了一九四五年,这种差距又因增设“中灶”而进一步拉大。所以,供给制并非平均主义。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我们稍为仔细分析一下毛派的理论,就不难发现,它既非主张平均主义,更非站在工农立场上去维护平等原则和反对官僚特权。

“政治挂帅”、“精神刺激”是什么货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张春桥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责按劳分配既是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在一片反按劳分配,反差别过大的口号下,计件工资制被废除。但是,仔细读读下面几句话吧:“工人不计个人得失,为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计件工资制度,实行更合理的工资制度。这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为,正是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表现”。(注十)“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加强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应强调物质刺激。”“强调物质利益等等的‘钞票挂帅’,是把人们培养成为‘按酬付劳’的、孜孜为利的庸人”。(注十一)结论就是,要工农阶级“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其实,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过高收入的攻击,对特权的攻击,统统不过是幌子。他们所反对的,主要的还是工农本身,工资本身,按劳取酬本身。他们要工农只问拼命劳动,不问报酬;最好人人都学那些劳动模范那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公而忘私,即使过劳而健康崩溃(例如,一九五一年,在192个劳模中,有76个因过劳而崩溃,90个有其它问题──注十二),也不会计较工资多少。

  当时一位海外托派这样评论道:“现在我国许多工厂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不是嫌这种制度驱使工人工作过度紧张,或者干得太多而工资太少,而是嫌它让工人在紧张地劳动了(这算是它的好处)之后,还得到比较多的工资(这点才被认为是害处)。这个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样紧张或者更加紧张地工作了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得一些工资。正因为这个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与它同时,又实行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许多工厂改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加班不要报酬。”这就是所谓“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毛泽东集团……在农村实行公社化,主要为的是在农业增产的时候尽量限制农民收入的随之增加,特别是限制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同样,在工业中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且准备实行供给制,目的就是在增加产量和增加投资的时候尽量限制工资基金的随之增加,减轻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力。换句话说,这一切新政策,都无非是为了摆脱那种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的群众压力,让统治集团在分配社会生产品的时候享有绝对的自由权,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可以完全不顾群众的要求而独断独行。”(注十三)

  表面上,毛刘之争,好像一个要政治挂帅,一个要物质刺激挂帅;因此一个要实行平均主义,反对特权,一个要照搬苏式那极不平等的工资制(甚而过之);其实,这种描述是肤浅而又片面的。刘少奇那一套虽然明显代表官僚(特别是技术官僚)特权;但毛泽东那一套也同样代表官僚特权(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只是前者比较实际一点,在骑在工农群众的头上之余,比较愿意承认工农群众的某种消费选择权,承认市场关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则要把国家主义发挥到极致,取消市场关系,实行供给制,把工农群众像养牛养羊一样养起来,不许他们有一点经济自由(这银币的另一面就是官僚的绝对自由,以及享尽特权)。这样一种把人民降到奴隶地位,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而又给什么吃什么的极权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平均主义,更不能称之为“乌托邦”吧?──除非你把空想而又丑恶至极的这样一种社会也称之为乌托邦吧。

  文革时期虽然也大肆攻击八级工资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一直没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资改革,更没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权,连文革中被扣发的一部分官僚薪水,文革后也补发了。不过,对官僚而言,反特权虽是空话,但是,对于工人而言,那种铺天盖地的“政治挂帅”,却别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钳制方法。政工干部往往根据政治表现(开会时有没有发言,有没有向党交心……)而非工作表现来评定工资(注十四)。在这个情况下,谁还敢不紧跟毛主席?

借“脑体倒挂”做档箭牌


  附带一提的还有“脑体倒挂”的问题。中共的御用文人总是把“脑体倒挂”(脑力劳动的报酬少于体力劳动)现象当作是平均主义的罪证之一。这当然不值一驳。既然是“倒挂”,既然是脑力劳动报酬高于体力劳动,哪里还是“绝对平均”呢??

  其实,这些人的潜台词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要说的其实是:过去讲人人平等讲得太多了,搞过了头,以致让工人骑到知识分子头上去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拨乱反正,使知识分子工资超过工人。

  这个见解的最后结论不一定错,然而,问题根本不在脑体关系。我们姑且不说,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个概念,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与工人,本身是多么错误(难道现代企业中,没有从事脑力的工人吗?)这里只限于指出:专门突出脑体倒挂这个不合理现象,而避而不谈另一个不合理十倍的现象,即官僚特权问题,客观上不过是有意挑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以便转移二者对官僚特权的视线罢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一时以重酬收买知识分子,一时又以工人名义去打击知识分子及其高收入。到了工人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的时候,又拿“经济主义”的大帽子扣到工人头上。总之耍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过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权势。

  有些人说,平均主义不应只限于工资级差有无的现象,而应当将之联系到劳动本身。中国工人多年来都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至少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平均主义。

  这种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义往往与另一个名词──大锅饭──通用。什么是大锅饭?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吃大锅饭就是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责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拯救的办法,就是:破除平均主义!“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注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们自然要承认一个事实,即今天工厂工人的劳动纪律很差,也承认有需要实行某种奖惩工资的制度。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至少在国营企业里面,我党对工人实行再严厉制度,也不会使国营企业起死回生。因为,劳动纪律差的根本原因,本来就不是惩罚制度之缺如,不在什么子虚乌有的平均主义,不在工资制本身。我们认为,企业管理,尤其是劳动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这首先因为管理混乱,官僚无能。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官方报纸告诉我们:“有七成企业的标准化、计量、定额等基础工作不健全,有一成半至二成是没有这些基础工作的(!)(注十六)工人其实并非不想工作,而是因为企业官僚管理颟顸无能:

  “在一个长时期中,企业一直没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定额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统计、监督、检查、验收、考核等基础工作,因而造成了职工升级无考核、奖励无标准,只好按‘年头’升级,按‘人头发奖’。”(注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责归咎于“养懒工人”呢?

  不过,企业管理混乱,本身也不过是我党对全国经济的宏观管理混乱无能的反映罢了。在传统的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企业的投入产出完全由中央统收统支,几十万个企业只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盘算珠,拨一拨,动一动。企业全部的人、财、物,产、供、销都受中央计划支配。然而,由于中央无法真正做到把各个企业的投入的各种比例计算无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无数混乱现象,不是短了电力,就是缺了钢材。再加上中共长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积累,所以实际上总是无法供应足够生产要素给企业,“三八制”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三八制”,就是物资局按企业申请数只供八成,订货会议中又再按供应数只供八成。到领货时又再打八折。在这情况下,企业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炊”,总是停工待料,停工侍电。这才是劳动纪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陈子明告诉我们:

  人们“偶然到工厂里去走一走,看到工人不干活、打扑克、织毛衣、聊大天,就认为工人缺乏劳动干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大多数场合,并不是工人不愿意干活,而是无活可干。……我国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首先决定于宏观经济计划,其次决定于企业生产管理,至于工人劳动干劲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视为生产涵数中的一个常数。当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或者企业中最起码的管理制度(例如质量检查、劳动定额等)遭到人为的破坏时,工人的劳动表现更多地是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业生产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人是不公平的。”(注十八)

  全国经济由中央级和地方级官僚瞎指挥,而各个企业内部则由企业党委及厂长瞎指挥,这,才是工业搞不上去,劳动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工人,实际上是推卸责任。

毛刘之争的后果


  企业混乱的第三个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责刘邓派在企业内实行的“白专”路线是卡压工人,批评一长制是搞独裁。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捏造。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业管理体制都是照抄苏联那种高度压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虽然满口革命,但实际上是在打倒原有规章制度的口号下,建立另一种无法无天,人人动辄得咎的企业专制。在文革时期,不少工人连学技术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毛派这种路线真正是搞乱天下,乱中夺权,以便毛在打倒刘邓之后,由一人专全国人民之政。不过,毛(以及人民)毕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企业的内部从此元气大伤,管理混乱,漫无标准,无数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夤缘而上,当上党委、政工干部,使企业在他们瞎指挥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还可以说,由于长期实行党委与厂长的双头领导(有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时又是“党委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总之名目不断变而实质不变),不像苏联那样长期实行一长制,所以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出现两个“领导”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时期毛派对规章制度的扫荡,凡事“政治挂帅”,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所以中国企业之管理混乱已经成为死症。可耻的是现在我党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负上罪责。

专无产阶级的政


  干与不干一个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企业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倒是最为贴切的。他们实事不干,专以整人为乐,而薪水津贴外加特权,却大拿特拿。至于厂长,由于中共长期强调“德才兼备”(实际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实际上往往要看听话与否来委任厂长(至于任人唯亲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工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尤其因为,干部与工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终身身份,一旦荣升干部则鸡犬升天,所以工人对于这些寄生虫怀有义愤。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就只有消极怠工。这就是劳动效率低的第四个原因。

  “一个调查表明,有一半以上职工说,倘若条件具备,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再提高一至三倍。职工不满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中的不公平。个人在企业中成功的第一位因素是与厂长个人的关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会关系,而很少依赖个人的努力程度。”(注十九)

  “领导可以加一级两级(工资),而有的工人加半级工资还得求人情。奖金分配,许多企业行政领导不论贡献大小,月奖、季奖比工人多拿,年终还要拿承包奖励上千万;反之,企业亏损,职工工资打折扣,行政领导却毫无损失。……工作失职,最多调个单位,易地做官。”而“工人违反纪律,行政领导可以给工人以各种处分。”(注二十)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本身并不错。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吗?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过是苏联的斯大林,为了把官僚特权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为的是丑化列宁时代的平等原则)。在俄国革命早期,虽然很重视而且实际贯彻平等精神(例如规定公职人员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斯大林后来将规定废除),但是却同样重视和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政府规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额完成工作,会减扣工资(最多减三分一)。大陆要实行类似奖惩制度,原则上也并不错。然而,从头起要记住,这种奖惩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仅牵涉工资分配问题,而且首先牵涉工厂管理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定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工人是否有监督权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集体工人(不仅是企业集体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工人)的监督,就难保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不会变成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厂长可以一人说了算,把劳动定额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只有确保工人的监督权,确保劳动定额合理,才真正谈得上多劳多得。俄国革命时期,就是这样规定的。工人不仅有民主权利,而且可以监督工厂管理。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官僚化是二十年代之后才广泛出现的),工人对一切切身问题,从劳动定额、劳动管理到工资福利、劳动纪律,雇佣与解雇等,都有权监督,而且参与决定,也有权罢工。只有承认工人这些权利,才能一面奖勤罚懒,一面防止工人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反观我党,只晓得大谈如何加强劳动纪律,如何惩罚工人(在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却完全不谈如何保障工人作为主人翁(!)的起码政治及经济权利,甚至连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缺如,厂长和党委皆可随意提高定额,克扣工资和开除工人,在这个情况下,所谓“奖勤罚懒”,拉开差距,实际上同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没有分别。事实上,我党对待工人的态度,从来就不见得比资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计件工资制时期,还是大批计件工资时期;不管是工资差距大为拉开时期,还是相对缩小(但从来没有缩小到像列宁时代那样小,更不用说绝对平均)时期,我党对待工人的态度始终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劳动。所分别者,只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劳动之余,最好少拿报酬,而邓现在则完全同资本家看齐,拿小恩小惠再加铁的纪律来迫使工人拼命劳动。邓派这些东西决不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是按资分配,工人多劳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传一句话:“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说,既不能罢工,但也不努力干。这是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抗议,是对一种把工人视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议。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我党都视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为属于国家所有。正是根据这种“劳动力公有说”,我党建立了一种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工人完全听任官僚分配工作,绝无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企业的权利,更不能自由脱离单位。这就是“人才单位所有制”。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人变为工奴。古时候的奴隶为了抗议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劳动时总是拿工具出气。现代中国的工奴,也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而经常消极怠工和破坏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们像古时的奴隶一样,用这种办法告诉现代奴隶主:他们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人。

  虽然从八十年代起,这种工奴制度开始随计划经济之瓦解而稍有松动,可是,起而代之的,却是工人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可以随意被开除、被扣减人工。官僚的一切罪责都说成是工人的罪责。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铁”变成“砸民不砸官”,“只动身子不动头”(注二十一)。怪不得近两年发生无数自发罢工,以及工人谋杀厂长的故事。工人这些行动,其实是要告诉官僚:他们不是资本的增殖机器,不是物,而是人。


注释:

注一:《新中国工资史稿》,庄启东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注二:《九二──九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P.168-P.169。
注三:《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人民出版社,下卌,一九八一年,P.170。
注四:《工资改革与结构工资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P.15。
注五:同注一,P.58。
注六:The Chinese Economy,by Jan S.Prybyl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P.120。14倍一说与注四所言大致吻合。但 The Chinese Economy 一书谓,一级行政干部工资,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有谓是400元,有谓是540元。若是后者,则相差19倍。未知孰是。
注七:同注一,P.121。
注八:同注一,P.69-P.73。
注九:Salary Trends & Fringe Benefits,1981,Productivity Council,HK.P.35-6.这个数字同大陆一样,不包括奖金、花红。
注十:上海《解放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转引自《新中国工资史稿》P.86-P.87。
注十一:《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解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皆转引自《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经济研究及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P.314 -P.315。
注十二:Wage Pattern & Policy in China, 1919 - 72, by Christopher Howe,Cambridge,1973,P.133。
注十三:《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向青著,新苗出版社,香港,一九九○年,P.120及P.126。
注十四:同注十二,P.112。
注十五: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
注十六:《新华月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98。
注十七:同注一,P.16。
注十八:《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陈子明著,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P.118-P.119。
注十九:《新华文摘》九二年二月,P.44。
注二十:《工人日报》,九三年九月六日。
注二十一:《破三铁:问题、背景与政策》,王晓明著,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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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2 |显示全部帖子

企业承包制与大锅饭问题




向 青
1988年8月



  今年ZG已经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据说,这种制度大大有助于解决中国国营经济的两个非常严重的根本毛病,就是政企不分和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原先那种绝对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不过是政府机关的分支,而且是毫无决策权力的分支。除了日常生产运作中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以外,一切都要听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挥,一切都要等待政府主管决定。而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设备更新、员工任免等等,也统统由国家包下来。赚钱就上缴(有时企业可以保留一个很小的部分,叫做留成),亏本也全归国家承担。在那种制度下,企业既不能有所作为,也不需要有所作为(反正有国家的大锅饭吃);而政府主管官员(尤其是有关的党委)则可以对企业瞎指挥,事实上也一直在瞎指挥。即使有个别官员尽忠职守,很想把国营企业管好,由于他不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对任何一个企业的实际情况都隔膜重大,更不可能对属下每个企业都了解清楚,照顾周到,所以也无法把事情办好。更不用说那些以权谋私的了。总而言之,原先的集权制度造成了人所共见的后果: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得出奇,浪费惊人。

  承包制就是针对上述病症所下的一剂药。所谓承包制,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同所属企业的厂长签订承包合同,在一定期限内(一般是几年)把企业的经营权交给承包人,政府主管(发包人)在期内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而承包人要完成合同内所规定的指标(包括上缴利润指标,技术改造指标,固定资产增殖指标等)。如果承包人经营得法,盈利超过指标,超出的部分可以让企业留用几分之几,承包人还可以领得若干奖金。如果达不到指标,甚至亏本,所造成的损失也由企业本身和承包人承担,甚至还要受罚,国家不再替他们负责。ZG认为,实行承包制,企业就得到了经营自主权,不受行政当局牵制,增加活力,能够到市场上去大显身手,同时又自负盈亏,再不能(也不需要)吃国家的大锅饭了。

  在决定全面推行之前,承包制已经在中国局部试行好几年了。而在这几年的试行中表现得怎样?能解决问题吗?我们现在来初步讨论一下。为了行文便利,我们就用对话的形式来表达。
  
  甲:承包制经过几年的局部试行之后,又在全国普遍推行了,这大概表示试行的成绩很令人满意吧?

  乙:在内地出版物上,我们看到许多关乎“一包就灵”的报导。我相信,大体上,承包制提高了国营企业的活力和效率,这点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实行承包制只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内地许多人认为,国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原因,不只是过去的管理体制不妥,还有企业国有制也是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内地发表许多文章谈论改革所有制的问题。有人主张国营企业不再单纯归国家所有,要改为股份制,至少让企业本身享有一部分所有权。这样,他们认为,企业的经营者才能够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充分投入市场,采取最有效的经营方针,彻底抛弃吃国家大锅饭的态度。

  甲:看来,代表厂长阶层向国家争取分权的倾向越来越大胆了。起初要求把企业经营权交给厂长,现在又进一步要求企业分享所有权的一部分了。

  乙:正是这样。不过,如果看看他们的理论根据,却好像是从一种立场转到了相反的立场。当初要求把经营权交给厂长的时候,人们极力鼓吹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他们说,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分开以后,企业所有权仍旧是国家的,但经营权交给厂长,这样会经营得更好。实行承包制,正是为了保证经营权充分独立,不受所有权干预。现在,主张改革所有制的理由却是说,经营者完全不掌握所有权是经营得不好的。

  甲:企业经营者如果同时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对企业的关心会更周到,而企业国有制则助长吃大锅饭的倾向,这种见解我觉得合理,而且相当明显。

  乙:我可以同意说企业的主人对企业最关心,但不同意说国有制一定助长大锅饭倾向。除了国有制之外还要加上其它情况(一些不良的情况),才会助长大锅饭的倾向。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如果这个国家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全体劳动人民真正是国家的主人翁,那么,每个企业的全体员工也都是本企业的主人了(当然还有许多别人也是主人),所以,企业的全体员工(包括厂长在内)也会(虽然不是一定)很关心自己的企业,也会很关心国家的利益,而不采取吃大锅饭的态度。

  甲:我觉得你忽视了私有的主人和国有的主人在处境上的不同。一个人单独(或者少数几个人共同)拥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对他(或他们)个人利益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一定十分关心这企业的业务,也容易亲自去料理。但是全国经济上的得失以及每一个国营企业的盈亏对于每个人民的影响就不那么直接,而且分摊起来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一般人民不会那么关心。即使关心,他们也没办法去直接料理,只能委托代表(政府官员和厂长等等)去料理。但这些代表每人只是国家和企业的十亿分之一的主人,所有权很小,对于得失分摊的承受也很小,经营管理权却很大,他们自然容易拿大家的财产去冒险乱搞,或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总而言之,就是吃国家的大锅饭。

  乙:你那种见解就是现在一般人的见解,看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不证自明,其实经不起严格的考察,站不住的。你们那种见解等于说,只有企业主人亲自去经营,才办得好;一委托给别人代理,就很容易搞坏了。你们忘记了,当代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经理阶层,他们专门受聘代表那些最大的公司的股东去主持经营吗?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不是最成功,最发财的吗?为什么资本家有办法去考核所聘用的经理的工作,不让经理拿公司的财产乱搞,人民(作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主人)就没有办法考核和监督国家官员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继续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吗?现在中国试行承包制以及其它新的管理体制和方法,目的不正是妥善划清权责并且确立考核监督的办法吗?

  甲:但是国家这么大,一般人民每个都会觉得“我哪里管得了这些,而且我不过占很小的一份而已”。事实上人人都不关心,都管不了。

  乙:现在和过去一般人都不大关心,这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国家的利害同个人利害之间的关联很难了解,而是因为事实上人民一直并没有得到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名义上,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称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人民对于国家大事全无权过问,执政者也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事实上并不是主人,所以他们对国家和国营企业也缺乏主人式的关心。人民根本没有主人的权力,当然一切都管不了。但是一旦人民争取到了真正的主权,就毫无理由说他们仍旧没办法去管了。国家虽大,但人民也多,人人有份,人人都会来管。建立一整套全民参与、分工合作、权责分明的制度,绝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有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供参考,人民的智慧大可发挥。每个厂长和每个官员在一切工作和生活活动中都免不了要同一些人民接触,因而随时随地都在主人的耳目之下,人民只要真正成了主人,要监督他们其实比资本家监督公司经理更容易,可以更周到许多。专制统治者通过一两千万官僚、警察、特务和街坊组长都可以把十亿人民监视到动辄得咎,为什么反过来十亿人民没办法正正当当地监督住全国的公务员和企业主管,不让他们为非作歹或者尸位素餐呢?总而言之,今天中国的毛病不是真正工农国家的国有制的毛病,而是一党专政和官僚专制的毛病。

  甲:讲道理我承认你有一套,我驳不倒你,可是,你们的道理实行得了吗?“人民,人民”!人民哪一年才拿得到权力呢?况且,人民本身那么美好吗?今天的中国,不光是官僚和厂长他们以权谋私,一般人民,连工人农民在内,只要有机会,谁不是“大家拿,拿大家”,谁不想少做多拿?人民有什么理想,有什么公德心?道德沦亡到连“人情薄过纸,笑贫不笑娼”的香港人见了都摇头叹息。这样的人民能够做国家的主人,创造新社会?也许等到一千年、一万年以后吧!在此之前,恐怕先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补课”若干年,等人民衣食足了,然后知礼仪,然后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乙:我们越谈越远了,不过这也难怪。每一方面的问题本来就都关联到根本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实在是很坏,可以说人民很腐化堕落。在腐化堕落的时代,腐化堕落的统治下,一般人民怎能够不腐化堕落呢?我们姑且不谈那些并不腐化堕落反而奋斗争取进步的少数人,也不谈稍有进步的另一方面的现像——这些毕竟只是很小的少数,毕竟远远没有占优势。我只想指出,一般人民的腐化堕落和统治者的腐化堕落不一样。统治者的腐化行为是加紧剥削人民,无限度地增加自己的享乐和特权,人民的腐化只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暂时减轻自己生活的恶化。人民的腐化行为是尚未找到真正出路之前暂时的私人自卫手段。这是不能持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全体人民都少做多享,不久就会发现,消费品越来越难以拿到,简直没得可享了。人民再要拿,只能拿整个社会的分配大权,拿政权,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拿经济管理权。客观上,劳动人民只有这条出路,所以迟早人民会看出这条路。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不但充满曲折,而且有时逆转。古语说,“物极必反”,“穷则变,变则通”。社会在大转变、大突破的前夕,显得非常腐败,这并不是例外,反倒是常规。一旦普罗大众被迫起来用集体奋斗的手段打开出路,那时大众的行为和思想就迅速猛烈地转变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大不相同了。

  至于中国会不会回头去重新经历一番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我不能谈。我只想简单地说,这是有可能的,今天ZG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但未必一定走到底。如果以为回到资本主义是最好或者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那就大错了。如果中国恢复资本主义,那景象决不是最自由、最民主、最先进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而是类似菲律宾或南韩那样的专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每个国家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然后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曲解,是谬论。像中国这样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劳动人民的政权之下,暂时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是可以的,必要的。但若整个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对劳动人民不利,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

  甲:中国应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回头来谈企业承包制吧。你是不是认为企业承包制切合中国当前的需要,是个好制度呢?

  乙:实行承包制表示划分政府机关和企业,让企业享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是一种分权的办法,在这方面,我认为承包制是好的,是一种进步改革。承包以后,企业有兴趣于提高效益,寻求发展,不再满足于完成上级交来的任务,就是因为企业得到了经营自主权。另方面,承包制是私人承包制,一般由厂长个人承包,有的由一个小组的人承包,或者由整个企业全体员工集体承包。不论有多少人,他们都是作为私人的组合来包的,而不是以国营企业的一个单位的身份来掌握经济权。所以,我认为,现行的承包制的精神是把企业的经营权交给私人,这样,也就是模仿资本主义的方式,走私人经营的道路。加以现在ZG宣布整个社会主义经济都属于商品经济,要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每个国营企业都应该努力投入市场,这就更令承包者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倾向了。这方面我认为是不好的。

  甲:不好在哪里呢?所谓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倾向又指什么呢?

  乙:那些承包者会倾向于唯利是图,只要有市场,好赚钱,就不考虑其它方面的利害关系。对本企业员工的政策也是全看怎样能让企业多赚钱,可能尽量压低工资,不顾工业安全,或者收买员工来欺骗国家,诸如此类。这些统统是损害全体人民,也妨碍国民经济发展的。

  甲:那么,你究竟赞成还是反对全面推行承包制呢?

  乙:我不赞成全面推行。我认为应该全面推行工人自治,就是承认每一个国营企业单位都在全国的经济计划范围内有经营自主权,企业的全体员工都有权参与管理,监督厂长。厂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员工同意之下由国家任命,员工代表大会有权将他罢免。当然,同时要在全国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和自由,经济计划也要在全国人民的监督和参与之下制定和执行。总而言之,我主张实行真正工人阶级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管理。我认为这样才能够充分发动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单位的活力,定出最好的经济计划并保证它的执行(包括必要时的修改),把经济管理体制逐渐修改到最妥善,达到国民经济最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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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3 |显示全部帖子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
——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刘宇凡
1989年2月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ZG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并不能真正剌激生产效益,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倒退已经非常可怕了。这场被称为一次“革命”的大改革,实际上不过使越来越多的ZG官僚变成官僚资本家,不过使新生资产阶级日益兴旺,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说,改革越来越意味着连过去所获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将丧失。妇女,又尤其是农村妇女,其社会地位随着改革深化而不断下降;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压迫上稍为“宽松宽松”,但是棍子还是要打;何况,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简直没有任何真正改善。至于工人阶级——它在宪法上号称为中国的领导阶级——现在也终于到了全面丧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后关头了。前几年所进行的工资改革,固然早就已经走向极端,早就已经把一种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移植到中国。到了一九八八年,改革又进了一步,这次就是要打破充分就业的原则,大规模地制造失业了。几十年来宣称社会主义不会有失业的ZG,现在又承认,毕竟失业是有用的、是初级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了。

工人的悲惨命运


  其实,从经济改革开始以来,对于那九百万农村乡镇企业的工人,一千万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几百万为港澳及外资工作的工人——对于这加起来为数达二千多万的工人来说,不仅完全没有就业保障,而且没有任何年资、福利、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条件、工时等等任何保障。对于为数近千万的合同工人来说,虽然还有福利津贴,但也早就失掉了就业保障。一直享有就业权的,就只是占了国营企业工人的多数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开除了。在“优化组合”的名义下(ZG从来都是爱发明新名词的),越来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国,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在资本主义大许多倍。要知道,在中国,工资一直非常低,只勉强够吃穿,其余全部物质生活,都是由他所属的单位所负责。他住的是工厂盖的廉价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种种票子,往往都由工厂发;他的医疗费、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经假、子女津贴,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厂所负责。甚至在一些大企业,理发、育婴、儿女上学等等,都是由厂办的理发店、育婴院、学校等等负责。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权也是由所属单位来赋予。一个人离开了所属的单位,就简直无法生存。而对于工人来说,这尤其如此。他一旦被开除,不仅意味没有收入,而且意味着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没有意外保障,甚至儿子没有书读。

  “上海一家纺织厂一名被组合下来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预交五千元钱,她厂里拿不出,……她原来的工厂说,按规定,她失业后已经和厂里断绝了联系,我们管不着;劳动保险部门说,她不属于终止合同或被辞退者,不在我们救济之列;民政部门说,她不是孤寡残废,我们管不到;市总工会说,她是工会会员,也许我们该管。可是拿出很多钱,我们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病情一天天恶化。”(注一)

  这种绝望情况使许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一个被开除的工人“闯到厂长办公室,把刀架到厂长脖子上,叫着:‘你凭什么砸我的饭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饭!’”(注二)这种事例在中国并不属例外。ZG现在打算向那一千五百万工业冗员开刀,所以今后失业人数(其中多数是女工)将会很大。因此,今后的冲突也同样会不断增加。

  一位工人说:“共产-党从一开始闹革命就许了诺言,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怎么现在又变了卦?”

社会主义应当否定全民就业?


  ZG自然有许多文胆文棍为它作解释。一年来瞭望周刊就经常撰文宣传制造失业的好处。中国工业企业有冗员一千五百万,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充分就业的原则所造成。“失业现象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经济不发达,期望给每一个进入劳动年龄的公民都安置一个‘铁饭碗’,消灭失业现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建国后为此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结果是以企业内大量的隐形失业代替社会上的显形失业外,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百分之二的‘待业率’。”(注三)“企业不再是职工的‘安全岛’、‘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今也遇到挑战——社会主义不再养懒汉。”(注四)

  我们可以把上述引文简化为四个结论:

  1. 社会主义根本不包括充分就业的原则;
  2. 充分就业等于养懒汉;
  3. 目前的企业冗员是由于实行充分就业所造成;
  4. 目前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做到充分就业。

  我们现在逐点作评论。先谈第一点。

  “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充分就业的原则”——这句话不一定错。要看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李光耀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北欧式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包括真正的充分就业的原则。可是,ZG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李光耀或别的什么的社会主义吗?不是。宪法上明文规定ZG要坚持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就坚持: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失业现象。马克思那部《资本论》,就充分说明过,失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才成为纯粹的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旦资本由于市场不景而不能增殖,资本就不需要劳动,就需要开除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劳动是为统治者增殖财富而非资本,劳动力越多财富就越多,所以那时不会有资本主义式的失业;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统治,劳动再次成为纯粹增殖财富的因素(只是财富都归劳动者支配而非归剥削者支配),所以同样不会产生结构性失业。

  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统统是空想!”朋友,你自然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这样说也毫不稀奇。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为社会主义辩护。我们要指出的只是:你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一面在宪法上声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本不主张充分就业。这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事实,违反宪法!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ZG一面经常拿“四项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校者注)来压人,另一面它自己却加速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加紧违反宪法,这难道不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毫无原则的自相矛盾吗?或许,你们会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所以是不同的!”可怜!不管你叫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中级、初级还是幼儿园级,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就应当具有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正如小孩虽然幼稚,但毕竟也是人一样。你顶多只能说,初级社会主义,要落实全民就业需要一段时间,而不能说社会主义根本要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现在谈第二点。

全民就业等于铁饭碗?


  我们承认,过去那种工厂不能辞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励懒惰和冗员的。如果就把这个制度称为“铁饭碗”,那么我们也并不赞成所谓“铁饭碗”制。可是,这种制度同充分就业的原则根本是两回事,是不能把它们混淆一起的。“铁饭碗”本身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反过来,充分就业也不一定等于“铁饭碗”。“人人有工做”——不过是说国家应当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保障一切愿意做工的人,都一定有工可做而已。它并没有说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并不一定包括“工厂不能辞退工人”这个原则。人人有工做,这是一个大原则,是计划经济的其中一个目标。至于这些工是怎样做的,是按照奖勤罚懒的标准还是按照“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标准去做;是按照工厂有权辞退工人的原则还是按照“铁饭碗”的原则,这是经济管理的具体方式问题,与全民就业这个经济目标并没有一定关系。可以采取“铁饭碗”的手段来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这种手段,根本采取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应让工厂有权辞退工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经济计划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训练,让那些暂时失业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业(这种临时失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业。临时性失业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全民就业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容许个别人失业。单是技术革新这个因素,就一定会造成临时失业)。在一个经济资源和生产手段都已经收归全民集体所有的国家,要做到这点并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造成今天企业的种种问题?


  其实,今天中国的工业危机(冗员太多,劳动纪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业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机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铁饭碗”在内的一种最落后、最野蛮的劳动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可以称为现代工奴制度。说全民就业造成懒惰固然荒唐;单单说“铁饭碗”造成懒惰也同样是不合理的。毕竟,“铁饭碗”只是整个工奴制度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按照这种制度,工厂固然不能开除工人,反过来工人也绝对无权辞职,绝对无权选择职业、选择工作单位。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工厂,他就永远属于工厂,永远受工厂的“领导”统治。农奴受束缚于土地;同样,工奴则受束缚于工厂。这样一种制度,连ZG也承认是一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其实也同全民就业毫无关系)。这样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当然绝对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许多工人用非所学,根本对分配的工作全无兴趣。这样,工人那会有生产积极性呢?所以,今天中国企业的危机,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责任——他们几十年来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而是制定这种工奴制度的ZG的责任。

  这样一种荒唐的制度为什么居然维持了几十年呢?一方面,固然因为ZG早就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党,它根本无视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工奴制最符合ZG那种绝对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头起就强调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强调的却是官僚集权。到了毛就更登峰造极。按照ZG模式,“一枝竹杆插到底”,全国一切单位,全国所有工人,都应当属于中央的计划范围以内,都要服从中央的分配。因为,在ZG眼中,不仅全国工厂,甚至全国工人都属国家所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劳动力公有论”。(关于这种理论,读者可参阅本文集《就业自由与社会主义》一文)如果说“铁饭碗”不过是工奴制的一个部分,那么,工奴制(或“劳动力公有”制)就是整个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这种制度,每间工厂和每个工人都原则上由中央控制。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会有效率。所以,造成企业的积弊,原因不在于毫无选择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这种官僚集权的经济制度。

  今天ZG把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负起管理不善的重担,是最卑劣的官僚统治者的表现。这样做固然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提高效益产生真正作用。面对失业的威胁,工人会被迫卖命工作;从这方面看可能会提高个别工人的劳动效率。可是,提高个别工人的效率,不等于就能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更不用说就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如果企业仍然由官僚管理,开除再多工人也绝不会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现在ZG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吗?不是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吗?如果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又进行放权改革,不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这样仍很难根本解决问题。要知道,不论现在的改革幅度怎样大,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始终不曾触动过。这就是国有财产发生了官僚寄生的问题。全国绝大部分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可是ZG篡夺了国有财产的控制权,变成了ZG的禁脔。而问题在于,ZG还没有连财产权也正式夺去,所以ZG所支配的,完全是别人的、全民的财产,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它们绝不关心,浪费最大也无动于衷。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效益奇低,固然不仅是由于“铁饭碗”,也不仅由于工奴制,也不仅在于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也更在于官僚寄生在国有财产上面。几十万个国营企业,一亿三千万工人,都由ZG官僚控制和指挥,但官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权力,但官僚对国有财产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更为尖锐。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官僚拿谁的钱经商呢?拿国有财产。在企业方面,情况也一样。企业财产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无主”的财产。企业经理对它也根本不像一个资本家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关心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化改革,开除工人制造失业等等,除了为经理带来奖金外,不会真正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谁若以为,只要牺牲工人利益,中国经济就能解决其危机了,这纯粹是幻想。

国有财产要物归原主


  ZG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了解到非触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当然不是把国有财产物归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一个劲地走资本主义,越来越大胆地把国有财产用种种名义(如股份制)化公为私,从政治官僚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僚资本家。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决心要把全部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

  到了现在这关头,中国工人应当这样正告ZG:你们根本无权这样做!这几十万个企业,几千亿元资产,是我们所创造的财产!(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资本家所拥有的工业只有极微小的资产。)宪法上明文规定财产权属于人民所有,你们固无权垄断支配权,更无权篡夺,化公为私!你们几十年来剥夺了我们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搞成烂摊子,到最后却竟然要开除我们,我们决不答应!我们现在告诉你们:把工厂、矿山交还我们!把政权交还给我们!不用你们操心!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我们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业!我们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政府来实现全民就业的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能否实现全民就业


  至于第四点,更完全经不起推敲。首先,怎样的经济水平才能做到充分就业呢?标准何在呢?我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确实答复。其实,在一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业已基本上消失了。而那时的工业效率就因此大为降低吗?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国的工业效益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而当时的经济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吗?为什么那时候实行全民就业并没有降低效率?这难道不也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与能否充分就业没有必然的关系吗?诚然,经济水平越低,同时做到充分就业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难会较多,但那并不表示不可克服,顶多是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应当说要根本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毛式的铁饭碗制度本身固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同样是一种最大浪费。资本主义所重视的效益,一直都不过是个别企业的效益——用最小的劳动增殖最大限度的资本。可是,以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本家因为赚不到钱而把工厂关门,把工人开除就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这些工人和工厂从新开工,这不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吗?从资本家的角度看这是浪费,因为越多产品只会令市场过剩,价格下跌。但是从实际使用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多数的人的利益看,更多产品就可以拿来更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所以,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中国根本不应当把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当作是一种优越制度来引入。

两条道路的选择


  中国企业当前的确有惊人的冗员,各个工厂必须逐步淘汰冗员。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益就一定要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是通过制造失业来淘汰工厂冗员,还是通过民主地有计划地重新整顿国民经济、创造更多就机会的方式来一面裁汰冗员,一面安排暂时失业者重新就业?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前一条道路是根本违反宪法,违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后一条道路才是工人所应支持的。

  注释:
注一:瞭望周刊,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注二:瞭望周刊海外版,八八年九月五日。
注三: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注四: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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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4 |显示全部帖子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
——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




刘宇凡
1986年8月



  中国经济改革在各个方面都正在大力冲击着旧有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劳动力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中国三十多年来在劳动力管理制度方面实行所谓统包统配制。所谓统包,是指国家对所有城镇中学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全部“包”起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就业权是明文写在宪法上的权利,而且不像政治权利那样纯属空文,而是相当落实的。就业保障权是世界工人运动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真正提供就业保障。尤其是那些长期落后,存在永久的庞大失业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人一定会羡慕中国工人。不过,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就业保障,我们就会发现它在中国官僚政治下变形变得多么可怕,就像社会主义已经变形到与极权统治等同一样。在官僚统治下,权利不是权利,而是首长的恩典。古人说,长者赐,不敢辞。恩典是不能辞的。同样,党赐给全国职工的就业权利,也是不可“辞”的。在统包统配之下,即使你不愿接受国家分配,要自谋职业,比方说,要当小贩,或做小手工业者,国家决不会允许,一定要把你“包”下来。即使经济困难,国家无法安排就业,那就把你送到农村“落户”;后来不送了,任由失业也不许自谋职业。这种政策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开始转变。

  其次是所谓统配。就业保障本身同就业自由并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业保障就意味就业自由的消失。统配是国家有权把你分配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间工厂,以至任何一个岗位;你只有服从分配之权。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级劳动部门。如果你是这些部门官僚的亲戚朋友,那你自然会分得优差。否则,你也许会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边远省份,在那儿“支援边疆”、“贡献一生”。你也许会被分配到厌恶性行业如清洁、掏粪,等等。

  ——某某中学女毕业生被分配到一间死畜处理厂当工人。第一天上工,才知道原来要“处理”的,常常是爬满蛆虫的死猪、死狗。“处理”,就是废物利用,为死畜剥皮拆骨。她不禁为之痛哭。不过,经过党委书记的“思想教育”,她终于搞通了,明白到“宁要一人脏,换来万人康”的伟大意义,于是第二天便喜滋滋上班去了——这样的政治神话在今天大陆报刊仍可见到。可以肯定,这位女孩子一定不是高干的女儿。

  统包统配制实际上把职工当作国家(实即党)的财产,可以任意调来拨去。党一直宣称,统一分配职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计划地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去安排劳动力。然而,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所谓有计划,实质无计划。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要发挥人们的才干,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志向和专长。上亿职工的职业问题统统由一小撮官僚负责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个人兴趣和专长,也不可能顾及各地及各行各业以至每个企业单位的特殊需要。在企业来说,劳动部门的官僚常常盲目胡来,企业需要的人,劳动部门不给;企业不需要的人,却硬塞进来。不过,最痛苦的还是个人。从个人方面来说,盲目分配的结果,是大批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或者没有兴趣,以至许多专才被投闲置散,蹉跎到老。例如,农林科技人员,全国仅有二十九万,但是这么一点人员,竟有一半用非所学(注一)。学自动化的当售货员,学理论物理的当采购员,大有人在。

  问题之所以这样严重,是因为国家的分配是“一纸定终身”。一个职工未分配前,属国家财产;一旦分配到某企业,便转而属该单位所有。这就是有名的“单位所有制”。职工(包括技术人员)无法转业转厂,一切都由单位“领导”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陆,企业单位不纯粹是经济或生产组织。单位的小官僚不仅管工资、调级,而且管户口、管粮油、管计划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学习”……。一句话,无所不管。每一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单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单位“领导”对个人享有生死大权。所以,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并不比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自由些。倘若你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要转厂转业,简直比飞天还难。

  统包统配制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无数夫妇异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妇分居两地,要申请调到一起团聚,简直难之又难。尤其可恶的是,有时候一些单位“领导”,放着人才不用,但当人们申请转业转厂,而上级劳动部门亦已批准,但这些“领导”居然可以“卡着不放”!统包统配制发展到这个地步,真可谓腐朽透顶了。

统包统配的“理论”根据:劳动力公有说


  最近引起了热烈讨论的经济学家马丁,他所写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注二)谈到: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直接地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一味地为经济政策唱颂歌”。对于统包统配制也正好是这样。因为在实践上不承认个人有就业自由,所以在理论上就炮制了“劳动力公有说”的理论。三十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都以此来为党官僚的统包统配制辩护。劳动力公有说可以蒋家俊为代表。尽管目前不少经济学家已改采劳动力个人所有说(雨田、孙浩、张一德)或部分个人所有说(薛暮桥、伍昂),但是,如果仔细读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无论雨田也好、薛暮桥也好,他们实际上和蒋家俊没有根本分别。他们只是说目前时期应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或部分地属个人所有而已。一旦社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力还是公有的。所以,他们骨子里始终死抱住公有说不放,始终准备在将来把工人的人身也“共产”起来。

  “劳动力公有说”最清楚的反映了党的“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它借社会主义之名,而行官僚极权主义之实。大家知道,劳动力,就是潜藏人身上的劳动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一样。说劳动力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失去人身自由,成为社会的财产,社会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却无权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说的理论,工人阶级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的财产后,须由工人联合成集体才能进行生产。而正在这时,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十分玄妙的变化,简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戏法。首先是工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继而是每个工人也都成为工人集体的主人。一个工人一旦参与集体,尽管名义上他有三个身份——股东、生产工人、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条件全部让渡给集体,也就等于说,他同奴隶实际相差不远。集体对个人有无限权利(因为个人已属集体所有),反过来个人对集体要尽无限的义务。党的辩护士会说,不对,他不是奴隶,因为这个集体是民主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民主途径去反映他个人的意愿。我们这样回答:你们的所谓民主,实际是你们党“领导”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痛改前非,真正实行民主。但是,首先,个人就业问题根本不必而且不应属于集体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下文会详细论述。现在只简单指出,工人组成社会主义集体,决不会而且根本不必让渡他的人身条件,他的人身自主权只会比他在资本主义时更扩大更真实)。其次,即使集体是民主的集体,但是,要知道,集体不能无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一般的立法,一般政策等等,每一个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可能交由集体决定的(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集体一直是在全国平面上组成的工人集体),结果一定是由一个执行机关去单方面分配劳动力。而最后依然是官僚专权。可见,这种公有说的本质,不过是官僚假借工人阶级之名以便专工人阶级之政而已。你们口口声声引马克思的话去为自己辩护。可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工人革命后,失去的只是锁链,换来的却是全世界吗?然而,在党统治下,工人为了得到那纯属名义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价竟是自由的失去!马克思其实很早就警告过,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集体,是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只有是这样的集体,各个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相反,在“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桔”。(注三)

资本主义的就业自由


  为什么工人一旦组织成为集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每个工人就必须向集体让渡自己的人身权?蒋家俊并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像许多“理论家”一样,先把这个人类历史中个别阶段的个别问题,突然上升为全部历史的根本规律的问题。他说,要进行生产,必须把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结合起来。只有生产者而没有生产资料(工具、土地、厂房、机器……),是不可能进行生产的。以上这些都十分正确。但是,他继续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起来”,“劳动力所有关系一般是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注四)换句话,生产资料属谁,劳动力便也属谁。跟着他便以历史“为证”。他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都分别属于奴隶主、封建领主和资本家,因此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也都分别属于奴隶主、领主和资本家所有。

  蒋家俊不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把三种先后的社会制度都说成是奴隶制度。因为只有在奴隶制下面,奴隶主才既占有生产资料又占有奴隶的人身(所以奴隶不被视为人,而是工具,只是这种工具碰巧会说话而已)。领主虽支配农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不准自由迁徙,以及需付出无酬劳役;但是,终究他还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活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权,他们谁也不属,只是属于自己所有。工人的这种人身自主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注五)。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并不占有劳动力;工人占有劳动力,但不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要进行生产,必须聘请工人;工人要吃饭,必须出卖劳动力,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机器。于是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产生了。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是一次过买去。如果是一次过买去,他就是购买奴隶而非雇佣工人,但资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隶,因此他只是逐月地买(更通俗地说,是租入),在工人方面来看,他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的所有权始终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约期满时收回自己的劳动力,向老板辞职。从老板方面看,他同样也可以辞退工人。资本家是不欢迎奴隶的。奴隶是无所谓辞退的,但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乃是需要时可以大量购入,不需要时可以大量辞退的劳动力,而不是终身跟随主人的“忠仆”。换句话,他需要的是能够随时依据市场的起跌来自由吞吐人手的雇佣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否则,没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这一切证明,所谓劳动力所有权,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理论”,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

  蒋家俊企图捧出马克思为他辩护。他引马克思的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所有者手里。”(注六)马克思的确说过这句话。但明显地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二者全无分别,因为一个是丧失人身自由,一个呢,则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尽管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已进步了许多,工人已获得人身自主权,但是他指出,这种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没有土地,没有厂房,只有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仅仅占有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恰恰相反,这种“财产”如果一天仍未“售出”,一天就仍然是负债而非资产。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没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视面包,那他就要把劳动力逐月地让渡给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自己。而一旦他进入资本家的厂房,他就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过程、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岗位等,统统他都无权过问;劳动成果他更无权问津。诚然,他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这儿劳动强度太高,他可以另谋高就,而不必像奴隶那样永远忍受下去。但是,他顶多只有在这个或那个老板之间作选择,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间作选择。所以,工人的自由,不过是非出卖劳动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工人仍属于资本家所有。我们说是社会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是因为工人阶级虽非属于资本家阶级不可,但绝不是可以说,资本家阶级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资本家只在经济繁荣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愿当他们的奴隶,他们也敬谢不敏呢!可见,说资产阶级真正占有工人的劳动力,是多么荒谬的说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同时包含不自由。就业自由包含失业自由;选择雇主的自由同时意味受雇主束缚的不自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人阶级始终是不自由的,始终受人家支配的。但马克思没有否认,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有就业保障,而且必须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由工人当家作主。一句话,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拥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就业保障和管理生产权。

社会主义:自由的扩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就必须联合成集体,联合地占有并运用生产资料。这是因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是大工厂、大机器,必须要集体的联合劳动才能推动。工人革命不像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可以各拿一块土地给自己。但工人革命非组成集体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厂,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大倒退。

  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仍是独立的个人。这两种身份不仅不像党所说的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如果他不是独立的,而是集体的财产,哪里谈得上他是集体的股东之一,哪里谈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参与集体,他就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利给集体(下文将再论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权是始终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绝不应该让渡给集体。就业自由是人身自主权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还让工人享有就业自由,在社会主义就更应享有。这不仅是人权的起码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跃的因素,而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必须尊重人的专长、兴趣、志向,没有这个条件,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号称工人当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严的。无论你怎样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权,他们都会以各种消极反抗来证明他们应该享有。事实上,即使在奴隶社会,奴隶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可是奴隶为了证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们完全不同,他有尊严,因此便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毁坏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隶主为了减少损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结果是生产效益的降低。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否定人的自主权,不仅是被压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正是这种变种“奴隶制”,正是ZG不承认职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职工像奴隶那样消极怠工、任意浪费公物、毁坏公物等。可见人身自主权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权利,而且是对社会十分重要的权利。没有它,就等于否定人。

  但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是保留人身自主权。如果仅仅如此,那又何须革命?社会主义建立国有财产,使工人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自由。这就是就业保障,和有权参与支配集体,参与管理生产。

  每个工人作为集体一份子,自然不是绝对自由。作为个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选择权利。但是,他作为集体一份子,就需要让渡给集体某些权利。所让渡的权利不是个人自主权——这我们已解释过。所让渡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个人意志。一个小手工业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随意安排生产的快慢。但是在一间大工厂里,就必须有划一的劳动过程、劳动纪律。这是大生产所必要的。而这些劳动过程、劳动纪律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在这方面,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骤眼看去,这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资本主义没有就业保障,而社会主义由于是为需要而非为利润而生产,能够提供真正就业保障。其次,尽管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劳动纪律,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是资本家强加于工人的,而在真正社会主义,这些劳动纪律是由工人集体制订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订的纪律。当然,抽象而言,工人集体所决定的纪律,未必每个工人都适应。但是,我们要知道,组成这个集体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如果某种劳动纪律是有害于一个工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有害于所有工人。反之,有利于集体的规条,也一般有利个人。每个工人固然要服从集体,但由于民主的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基本一致,使“服从”的意义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下的服从,不是服从别人,而是服从自己。最后,由于生产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体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只有当个人不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它工人联合起来去支配生产,去把一直与工人作对的生产资料变成自己集体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笔者按)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七)

计划经济与就业自由


  蒋家俊又从另一个角度主张劳动力公有说。他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必须把劳动力的分配也纳入计划之内。如果让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权,可以自由择业,就无法保证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

  我们同意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是有计划的。但是,计划就等于行政命令,就一定抹煞个人自主权——这是极端官僚主义的误解。事实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再持此说了。因为计划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经济办法。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福利政策、职业训练、晋升制度等)去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例如边远地区,可以用高工资和有期限的合同制,来吸引所需的技术人员和职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说明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利害关系上,都必须要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所有。否认这点,无可避免造成生产倒退、官僚极权、人权受践踏等等恶果。本来,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人从纯粹的“生产因素”提升为主人。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全面后退,再次把工人贬低为“生产因素”,一句话,贬低为工具。

进一步,退两步?


  近几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主张就业自由。这当然值得欢迎。工人如能获得就业自由,无疑是一个进步。

  不过,这个进步本身,会为工人带来更大的进步呢,还是相反,带来倒退,这是问题的所在。

  上文早已说明,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不仅应该有就业自由,而且应该有就业保障,应该有管理生产的权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终是以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国家不应再统一分配劳动力。工人有择业自由,相反,企业也有聘请和开除工人的自由。这些原则本身是正确的(自然实际运用起来,在官僚政治下,难保不出问题。例如,企业官僚无理开除工人的问题)。但是,被开除的工人会否继续有就业权利?更一般地说,国家会否继续坚持就业保障?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有些人始终是不置可否。

  中国固然有许多东西须向资本主义学习。但恰恰是有关怎样精巧地剥削工人的那套办法不值得学习,至少是不值得号称工人当家作主的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ZG学习,但是它不肯学;而它们的坏东西,现在却起劲地学(唉,这类地方大概就留着老刘演变到今天这样子的苗头——吴注)。有关劳动力就业自由的问题就正是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调查报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这份报告从资产阶级那儿学来那套市场办法,利用劳动力市场来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甚至特别利用失业工人使竞争更尖锐,以便降低工人工资。这个报告这样说:“……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展开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是从根本(!)上抑制消费基金膨胀,抑制工资总水平持续上升的机制性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劳动力的流动,既可以通过供给增加引起的就业竞争直接抑制工资的上涨,还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和收入预期,通过弱化攀比心理而间接抑制工资上涨。”(注十)

  “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就是利用失业工人压低工资。既然失业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决消费基金膨胀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业?“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就是用市场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打击工人的自信心、尊严,迫他们不敢抬起头来,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资。要知道,提出这种混帐主张的不是个别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官方有很大影响力。中国要改革,但是牺牲工人、打击工人的改革,难道值得我们支持吗?很明显,如果党最后真的朝这个方向走(目前已有许多迹象),那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大倒退而非进步。


注释
注一:《劳动力必须有一定的自由流动》,经济问题探索,八○年第六期。
注二:六月十五日明报。
注三:《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2页。
注四:《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学术月刊,八○年六月。
注五:《哥达网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页。
注六:同注四。
注七:同注三。
注八:《开放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研究,八六年一月。
注九:在国有化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固然有可能出现失业,但那是个别经济政策的失误所造成,而非像资本主义那样的根源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注十:《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经济研究,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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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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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4 |显示全部帖子

挂羊头卖狗肉的股份制改革  


刘宇凡
1994年11月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一直以来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所发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胆,则亏损越严重。自然,不能简单地从中推论亏损源于改革。但是,反过来,就实际成绩而论,十五年国企改革是失败的。但改革者不仅丝毫没有谢罪的表示,相反,还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它去年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同资本主义的公司看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

   

曲解公司制的背后原因


  这是去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决议可视为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讯号,因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备的,它同股东的区分是最明确。而公司制改革,当然是仿效资本主义公司制的。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负盈亏,所以才有盈利;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果实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过去曾经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我党”理论家,现在照例要对之弃如蔽履了。他们认为,承包制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决政企不分的老问题的。要解决问题,除非实行产权改革。过去国有制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不负责,这就是所谓“产权虚置”的问题。承包制据说并不能真正解决产权虚置;只有实行企业法人财产权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确界定了国家与企业的上述产权关系之后,才能有效地进行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体制的改革。”过去十多年搞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提法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在要求。……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业层次上要求两权合一,即企业必须拥有实际上的资产经营权、处置权等。我国十几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也在于始终没有给企业以应有的法人所有权。……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宏观层次上,应当实行国家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在……微观层次上,应当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而不是国家又当‘老板’又当‘婆婆’。”(注一)但是,这位理论家强调,这种产权界定并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体制下的国有资产权虚置、资产经营责任不明、资产运营低效的产权制度”。(注二)按照这种意见,“我党”之所以弃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为前者只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不及得后者要划分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那样“彻底”。但这种理解根本错误。资本主义的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来恰恰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而著名的,并非以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开而著名。“我党”在八十年代为承包制制造吁论的时候,也反复指出这点。而现在他们却刻意忘记了。说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权,又有股东所有权并非完全错误,但是单提这点却非常片面,把二者对立起来就更加错误。请问:公司本身又属于谁呢?当然是全体股东。然而,恰恰这一点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隐瞒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们反复强调两个所有权,完全分离,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权去抗衡股东的所有权,更规定股东的所有权只是属于“终极所有权”。请问:何谓“终极所有权”?从何处体现这种“终极所有权”?公司的法人产权自然并非“终极”了,但不是“终极”,又是什么?是“眼前的所有权”么?二者有什么分别?界限何在?连界限也不知道,谈什么“明确产权”?岂不是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划分更模糊十倍?岂不是自打嘴巴?

   

财产权神圣


  根据资本主义的法律,公司股东与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区别的。公司是虚拟的独立法人,不因个别股东之死亡或退出而终结,具有行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但不能把这种区别夸大到公司有公司的产权,股东有股东的产权,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夸大到一旦作了这样的划分,便能令国企起死回生。毕竟,公司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全体股东决定着公司的生,也可以决定它死——清盘。所以,股东产权是第一性,而公司产权不过是股东产权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谁是主谁是客是一目了然的。自然,由于股权的分散,数量庞大的股东使他们不可能直接经营,而只能由股东大会所选出的董事会负责经营(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但是,这种分开从未像那些主张“经理革命”学说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发展到经理完全控制公司,股东(包括大股东)只能靠边站的地步,更未发展到股东的产权被一分为二,他们只享有“终极产权”,而公司产权归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东的所有权的确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变成只有收益权(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论整体的股东的产权都这样缩小了,而同时经理的权力却相应地、按同等比例地扩大了。因为小股东所失去的权力,并非全由经理接收过去。其相当部分是由大股东所取得。事实上,股份制就是一种方便一小撮垄断大资本家通过有限股权去控制别人的(主要是小股东)财产的制度。占有两成股权,却可以控制全部股权,真是何乐而不为!诚然,在一些最巨大的跨国公司(如通用),最大股东也很难取得超过百分之五的股权,但这只说明,一个大股东很难取得控制权,却不表示大股东就丧失了财产控制权,因为完全可以、而事实上也是由几个最大股东来实行联合控制,并由他们组成董事会。自然,这种控制是战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战略性控制已足以证明,股东产权并未分散到“失控”地步,并未发展到股东完全变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一次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危机(破产、兼并、收购战等),都经常看到董事、经理被最大股东“炒鱿鱼”的情事。所以,我们可以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是,若说股东所有权跟所谓法人所有权完全分开了,以致股东已经无权干预企业的经营了,那是不符事实的。

   

“企业家”的狼子野心


  实行这样的改革并不能“明确产权”,不过“我党”的理论家还是那样热心褒扬,个中原因,就是这种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国营企业的经理们已经为缔造中国企业家阶层而大造舆论了。后来尝过承包制甜头的经理,胃口就更大了,梦想有一天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更大的权力。而现在所谓产权改革,其背后利益动机就是完全架空国家这个大股东,好让经理们完全独立经营。这方面的野心简直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了:“必须大力推进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国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设想,作为终极所有者的股东被架空了,在企业经营上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经营者而非个人股东。”(注三)这位作者所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他这种描写的逻辑结论等于说,由资本家虚拟出来的法人,已经反客为主,剥夺了主人的财产控制权,并且将之交给了经理。整个资产阶级即使还存在,却已经完全靠边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无数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数股票仍是操纵在几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许多大公司的董事会也一样操在他们手中。股权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资本家支配了广大小股东的财产(例如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们把别人的财产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经理始终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毕竟,经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赖大股东的信任;反过来,财产权相比之下简直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权力中的权力。不过,这位作者尽管立论荒谬,但好处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搞什么“明确产权”的改革,原来并非要物归原主,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真正交还人民控制和监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们,把这几万亿财产全都交给“经营者”去任意支配!这样一种所谓公有制的改革,难道不就是变相的私有吗?而且是一种化公为私的、最反动的私有化呢!这位论者反映了中国的“企业家”们的野心。不过,要整个“我党”接受“企业家”们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国有财产的监护人的政治官僚,就不会轻易让“企业家”去架空他们的。所以,改革决议在最后落实时会变成怎么样,还要有待政治官僚与企业经理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成怎么样。但总之,不论哪一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为不论哪一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陆上越来越多人认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为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所有,但由于无法划清每一个人对公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只有实行私有制,让企业的经营者同时也是财产所有者,才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企业的成败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实行两权分离


  但是,要知道,经营者又是所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中小资本家的企业才是这样。而占国民生产总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两权统一,而是两权分离。既然这样,那请问:通用公司那三百多万个股东,又何尝是“人人负责”经营?何尝不是把经营权交给经理?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国企不可以一面保持全民公有,一面把经营权交给有关的工人和经理具体负责?为什么非要将之拍卖、变成私人的、同样是两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国的月亮跟中国的一样圆,为什么非要跑到外国赏月不可?有人说:“但过去十年不是已经实行过两权分离的改革,而结果不是已经证明失败吗?”不,事实决不是这样。过去十多年,两权分离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因此谈不上证明失败。其次,“我党”经常说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欺骗。在一档专政下,作为“主人翁”的人民连过问一下经济状况都有可能被控以盗窃国家机密,又那里谈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说,大陆只有国有制,而且是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并无什么全民所有制。所以,只能说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彻底失败,不能说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败。自然,当我们说全体十一亿人民都是公有企业的“股东”,并不等于十一亿人都来直接经营。但他们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东那样,通过民主程序选出董事和经理去负责经营。我们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同八十年代在大陆所实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我们主张这种分离是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有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才谈得上监督公有企业;而只要公民有这种权利,就一定会有人行使监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须以民主为前提。二、全体公民的所有权体现在如下机制:就宏观而言,他们通过民选代表去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和分配;就微观而言,民选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等,都在企业的董事会中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但一般公民并不直接行使经营权;三、我们主张经营权不是全部交给经理,而是交给企业的全体职工;全体职工的代表应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再由他们选出的经理负责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样让承包者独揽大权、压迫工人。

   

实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没有人会说上述的假设就是一字不易的定见。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企业,应采取何种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调控权力过大、妨碍了企业的自主性之余——同时又防止企业职工为了一己利益而损害全体公民的利益,总之,整个国民经济如何达至适当的集中和分权,那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事实上近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必要盲目仿效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没有必要恢复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如果这样做,不仅意味着官僚首先会乘机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意味着上千万工人失业,以及工人阶级整个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我党”基本上已下了决心走这条路线了(虽然具体办法仍在争论不休)。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逆来顺受。事实上,各地的零星罢工亦在不断发展。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要真正挣得生活保障,就必须认识到:过去那种命令经济虽然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工奴。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改革呢,虽然多了点人身自由,但却同时失去一切起码保障。所以,必须同时反对上述两种制度,争取把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力拿到手中,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


注释:
注一:《产权——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张德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第八十页。
注二:同注一。第八十一页。
注三:《论企业制度的改革》,吴家骏,载于新华文摘,九四年五月号第五十三页至第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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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0 20:25 |显示全部帖子
关于毛子毛孙的怨言:“工人阶级被走资派用一块糖卖给资本家”


【龙仔格言】

3。改革好比拐卖人口。

  刚改革时,即使会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走资派也要加工资,不给小孩两块糖,是没法抱走他的,等把小孩子抱上车,就不由他娘了。
  往哪卖?卖给资本家最合算!孩子要跑呢?追找起来多麻烦!捆起来不就跑不了了嘛!
  这就是宪法取消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权利的根本原因!!

见:[原创]与网友聊法治  【济南龙仔】
——————————————————————————

这不是龙仔发明的。而是新左新毛们依照老毛们的精神和过往实践发展出来的思路。龙仔继承下来,不是因为他研究过、确认过这一“事实”,而只是接收下来而已。所以,吴老并不针对龙仔一人。

加工资会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龙仔似乎是这个意思。但龙仔比其他毛子毛孙狡猾的地方在于:龙仔是机会主义派语言大师,决不轻易说出肯定的意思。你按他暗示的方向接受下来,龙仔就算成功了。但假如你质疑,反对,他就报以冷笑:你看清楚,看清楚点,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啊……

资产阶级学者,尤其是从某些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到当今的保守派都这样宣称:加工资会造成“通货膨胀”。老马早就驳斥过这种论调。加工资只会使利润减少(从而有可能使积累减少)。价格取决于劳动价值。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增加根本不影响价值,也就不会造成价格的变化。资本家如果要给商品提价,那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减低工人的工资,挽回利润(率)。

同样,加工资并不直接导致“财政赤字”。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通行的做法是“减税”(主要是给老板们减税)、缩减财政开支(通常意味着削减社会福利,包括医疗教育失业救济金等等)。而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收主要来源于利润,但也有从普通劳动者身上收取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等。这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由哪个阶级来承担开支,开支又用在哪些阶级身上。

但龙仔会反驳:我并不是说“加工资会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你看清楚一点!我说的是“即使”……也就是说,加工资也可能不会造成……

可是,假如加工资并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那这个“即使”的作用无非是个拙劣的障眼术而已。

如果加工资造成“通货膨胀”,那就意味着,加工资是通过印钞机实现的,在经济系统内并没有相应数量的商品。工人增加的工资只能买到跟原来一样多的商品。这的确是可能的,人民生活消费品的短缺是官僚化工人国家的通病。

因此,“加工资造成通货膨胀”只能这样解释:1、“走资派”左手加给工人的工资,用通货膨胀从右手拿走了;2、先出现了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才给工人加工资。后者在80年代多么常见。官僚层内部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是“权力下放”和“利润刺激”,是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原材料及商品的屯集和投机,结果导致价格全面上涨。……但毛子毛孙学着资产阶级爪牙们的口吻说:加工资导致通货膨胀!

那么,加工资造成“财政赤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刚改革时”,国家财政的确非常紧张(一直紧张到90年代)。可是,为什么形势一再大好之后,财政仍然如此紧张?其中多少是被官僚层侵吞掉了?多少被他们的好大喜功、扯皮、瞎指挥给浪费掉了?多少拿去“支援世界革命”换取官僚层的国际政治资本?……龙仔不想去算,虽然据说文革造就了最清廉的一代干部。

再接着,龙仔想要证明:走资派用加工资的方式笼络了被毛爷调教成“孩子们”的工人阶级,拐带上车,卖到资本家的火坑里去了……

龙仔忘了:既然通货膨胀,那么“加工资”就是一块刚送到“孩子”手上,就溶化掉了的糖。

其次,“刚改革时”,还没有多少资本家。在私企、外企当中干活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工人。

总之,把工农赶进火坑的,并不是走资派手上的那块糖。而是确确实实的贫穷、对旧体制的迷茫和失望,是被教导成一团浆糊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工农的被彻底解除的思想武装……更不用说那些被毛爷卖掉的造反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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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 01:10 |显示全部帖子

我党把中国私有化



刘 宇 凡
1997年4月


  
  当邓某逝世时,官方言论以致世界资本主义的报刊纷纷向这位总设计师致敬,因为他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如果拿苏联、东欧的经验相对照,就好像更显得中国经改的成功。

  不过,问题在于,那些急剧增长的财富,究竟主要落在谁的手里呢?

  我党一直认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2年我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公有制”已经失去优势,而资本主义经济已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资本与中外私人资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可视为一场大规模而又隐蔽的私有化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有多大实力?


    从表一看来,似乎大陆公有制还真的占主导地位,因为集体与国有经济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经济”中,虽然包括资本主义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个体户,所以私营经济的数量似乎还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营企业共43.2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约占10%(个体经济则占8.4%)。
  

  表一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 (预计)  41.5%     43.9%     14.6%


  (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了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来源:《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6年第8期)

  资本主义经济(大陆忌讳这个词语,所以改称“私营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以雇佣工人来增殖资本的经济成份。按照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一定远超官方的统计。首先,在所谓个体户中,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我党把个体户的定义一开始就定得太宽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业主都列为个体户。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个体户,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雇工的小资产阶级。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数达到六、七人,那其实已经是小资本家了。何况,在名列为个体户的企业之中,多年前已经有调查显示至少有10%其实雇工八人以上(注一)。所以,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一定远远超过43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也一定不只占10%。

  除了假个体户之外,还有假集体。集体经济包括了城市和乡镇两方面。乡镇工业在1994年的产值已经占全国22.6%,雇佣了1.2亿工人。这个举足轻重的“集体经济”,恰恰也是最多假集体。大陆有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乡镇企业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注二)许多其它报导都大致反映这个情况。由于乡镇工业比城市工业多,在集体工业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数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过半的集体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企业。有位学者也指出,若按这个数字推算私营经济,那么,“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将会引起各层人士的震惊”,因为单是工业,1993年非国有工业的产值(1.7万亿元)与国有工业的产值(1.8万亿)已经几乎平分春色(注三)”。而所谓非国有工业,主要的还是中外私营企业,或至少是混合经济(例如参加了官股的私营企业)。(参看表二及表三,注四)

  从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4年国有商业也下降到只有31.9%。资本主义成份占多少?国有、集体、个体之外的那个“其它”,如果不是私营经济,又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在集体与个体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业中的少许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表二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    54.4
  集体    16.4
  个体    12.8
  联营经济   0.6
  股份制    4.3
  外资     7.8
  港澳台    3.4
  其它     0.3

表三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工业总产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工业总产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国有    34      29.8
  集体    36.6     19.3
  个体    12.9     30.3
  联营经济          0.4
  其它    16.6     20.2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为我党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说明它今天的雄厚势力。(注五)有人认为,在民间的一万六千亿元金融资产中(1992年数),约有六千多亿元集中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员手里。这些人约为三千万人,占人口数的2.8%,但拥有的金融资产占40%。(注六)这三千万人可被视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等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三成多。

  隐蔽的私有化


  我党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在过去十八年中经历了如下变化,最初是禁止,然后是默认(1983年我党一号文件说对私营企业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于取缔”),继而是在1988年修改宪法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最后是邓某南巡后中央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发展比例、速度、规范与经营规模)、“五不限制”等等大开绿灯。对于外资也是这样。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无限制地发展了,只差那个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妾士身份还没有正式甩开而已。不过,这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急速发展,不仅仅是依靠我党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质上的赞助。谁提供物质支持?就是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改革之前,全国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差不多都在集体与国有经济手中,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向私营企业提供劳动力与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私营企业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据报,私营企业的多数创业资本都来自国家银行或信用社,他们的四成原料与进货来自国有企业,销售对象中也以国企为主要对象之一。(注七)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夸张。不过,这没有妨碍上述的一般原则是成立的。

  集体与国有经济在向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劳力、土地、货源等等的时候,是否都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不少时候资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代价,其中包括贿款。但有更多时候是以低于价值来换取劳力与生产资料及资金的。(有人估计每年因官员贱价卖地而令国家损失200到300亿人民币)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运动可以追朔到农村改革的初期。当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少集体财产,例如农业机械,都被干部们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种种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变成自己的准私有财产。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体财产是如此被化公为私的,因为官方绝不披露。但从各方面看,这个现象并非不普遍,尤其在较先进的公社。从这里产生了第一批的农业资本家。

  不过,最发财的恐怕不是农业资本,而是工业或商业资本。这是为什么后两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同时也意味,他们很可能比前者从集体与国有经济中转移到最多财富。尤其是那些得到当地官员保护的“假集体”,不仅在申请土地、劳力、借贷各方得到额外的协助,甚至是贱价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种额外减免税收的方便(自然包括减少受到其它部门官员的渔肉)。额外减免税收属于一般假公济私行为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但是种种把集体与国家财富贱售或干脆吞并则肯定是私有化。有人报导一个例子:

  “权力股就是政府以权力作为资本对企业投资,按股分红。邵东县铝制品厂是一个合伙企业,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为自己保驾护航、为企业在扩建厂房批地时给予便利,给企业争取贷款提供后盾和为企业在社区内提供安全保障。该厂的厂长说:‘厂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跟乡里搞好关系,它就会动不动拉电。要扩展规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难。乡里成为企业的股东,每年企业给交10万元,占乡财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们也办事方便,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注八)可见,只要让政府部门入股,批地自然就没有“困难”了!

  集体与国有经济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种种间接的物质支持。中国很多上游产业(煤、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都是国营而且多年来维持低价制度,这等于间接津贴了私营经济。在税率上,我党也一直优惠中外资本而刻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税率为33%,私营企业率税为35%,比国有企业的55%低很多。税负的不公平是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党在政治上加紧对工农阶级的专政,尤其是坚持那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使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的失业农民与城镇的失业工人)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最起码的合法权益,成为资本所残酷剥削的贱价劳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比苏联、东欧好得多的经济表现,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急进,一个缓进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中国一个独特地方,就是比苏联、东欧落后很多。但这种落后性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变成优势(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优势)。中国国有经济从来都很薄弱。从1949到1978年,三十年的高速而代价不必要地高昂的工业化,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主要的还是依靠人力与畜力。集体与国有工业始终无法满足农村人口对工业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需求。国有经济之无力改造农村,尤其可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比例中看到。三十年工业化并没有促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到1978年农村人口仍占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两个百份点。农村还是一片披着集体经济的外衣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过,一天命令经济仍束缚着农村,国有经济还是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的。可是,命令经济崩溃的一天终于来了。分田到户使小农经济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体经济的束缚。外衣丢弃了。小农经济从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力。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农产品市场之局部开放,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在在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个体经济之全面恢复,大大提高了农民中的强势户的致富冲动。私人资本的原始累积开始了,而且在扩大了的市场中开始壮大起来了。就这样,乡镇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在竞争中压倒国有企业。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农村壮大起来,然后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尽管国营企业只有三分之一是营利的,中国经济还是能较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有经济本来就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只要有其它经济成份(个体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填补空白,那么即使它大多亏本,也不会实时拖垮整个经济发展,甚至还能有增长。

  官僚资本如何侵吞国有财产


  上面谈的主要是私人资本怎样在我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而且主要是谈国内的私人资本。不过,私人资本之受益于集体与国有经济的程度还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谓官僚资本,包括了官员个人的以增殖为目的的资产,也包括了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由官员自由支配并且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

  如果把私有化仅仅了解为把国有企业售出或无偿分配给全体公民,那么,的确,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不久。大概几年前我党才宣布要大规模拍卖、租赁一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

  在今年刚结束的八届人大,李鹏又宣布要把二十四万家国有小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劲头十足,例如山东诸城,竟然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个做法还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赞赏呢。但是作价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怀疑,因为贱售国企非常普遍。(注九)

  不过,那种隐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缔造出官僚资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疯狂进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国企或集体企业股份化,中外合资企业,官商合营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体与国有经济的企业,官员也通过种种方式化公为私。

  官员热衷于搞股份制改革,是因为他们借此可以明目张瞻地化公为私。最明显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划出一大笔变成“企业股”、“法人股”。即使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为小公。不少人更进一步,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业股再私分。

  就这样大笔国有财富以变戏法的方式转到干部手中。虽然有时职工也得到一点股份,毕竟同干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饭残羹而已。至于采取种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钻空子的方式化公为私,就更不胜枚举了。这包括了低估资产值,对种种无形资产(商标、专利、商号、销售渠道等等)不作评估或低估,国家股与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等等。(注十)

  中外合资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现时全国已有一万六千多家合资企业。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资产应评而未评的约占应评总数的九成。在一万家合资企业中,有六千多家国企未经资产评估而以862.6亿元的出资额与外商合资,估计因此损失六百多亿元。至于无形资产,竟然只有60家是有计算无形资产的。

  这种化公为私行为,外资自然得益不少。但有关官员也得益匪浅。各地官员不惜贱价以求合资,最直接的利益当然是这样可以提供外汇、出国机会、以及其它贪污腐化的勾当;可是还有其它。要知道,在那一万六千家合资企业中,有部分根本就是假合资,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资(例如随便找个老外挂名合作,或是请那些拿了本外国护照的同胞挂名合作),纯粹办来骗国家,其中包括化公为私。

  另一种私有化方式是官员个人或其亲戚朋友经商,或者是政府部门同私营企业合股办实业。

  “一些握有经济实权的人,多乐意与私商交铁哥们,或者让五亲六戚去经商,自己在台上给予关照。权力与关系密切的私商形成一个‘土围子’——利益共同体。……权力给‘土围子’以政策、物资、贷款、减免税、外销配额等方面的照顾。”(注十一)

  “为了避免因电力供应非常紧张造成拉闸停产现象的发生,一些厂不得不拉电力部门入股。

  邵东某生产出口铁锤的刀具厂,电力部门就投资30万元,年利4分,这是明利息,实际回报要大于这个数。当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的。拉一些政府部门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否则很难如愿。”(注十二)

  究竟官僚集团在过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这几年有一个许多人使用的数字:1982至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累计5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亿元。(注十三)不过,去年十月号的《中国工人》披露了一个新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高达500亿元,到目前总共“流失”八千亿元。但“据有关专家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官员化公为私当然不始于改革开放。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化公为私同邓某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化公为私,主要不过是占有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后一个时代,官员之化私,占有消费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润的资本(不管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实物形态),这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功业不仅在于缔造私人资本,更在于缔造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一点情况:

表四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来源比例(%)

          1978   1994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3.2    3.1
  国内贷款     1.7    22.4    21
  利用外资     4.2    10.7    11.5
  自筹投资     --    48.3   53.2
  其它投资     31.9   15.4   13.8

  
  所谓自筹投资,首先包括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乱收费,尤其通过各种化公为私以及办公司经商的方式,自行“创收”所得来的资金。这是各部门自己的“小金库”,不受中央约束。它除了用来满足官僚自己种种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的消费之外,主要的就是用来投资于高利润的行业。表四告诉我们,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的是少得那么可怜,而自筹投资从零发展为过半。历次经济过热,历次盲目投资、重复投资,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产)(注十四),都同各部门这些自筹投资有直接关系。这些由各部门官员支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金,(而利润又首先落在官员手中),就是官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加上中外私人资本,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恐怕已经具有主导地位了。

  官僚资本具有投机性、买办性、垄断性几个特点。投机性不仅表现在盲目投资加工工业,而且现已转向炒卖种种有价证券及房地产,其中包括国外(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大陆每年有100亿美元流向香港。)的证券与房地产。买办性表现在同外资合资、合作中经常以贱售本国资产或资源为代价;垄断性表现在官员利用权力霸占市场、拱抬物价、强买强卖。所谓诸候经济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资”


  近年中国的三资企业达到十七万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内,外资现在已经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了12.8%,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了10.4%。不过,外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超过这些数字所能显示的情况。

  近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同中国国企合资,通过这个方式吞并了中国国企,连他们的名牌和市场份额包括在内。这同样也是一种私有化,而且是一种把民族工业拱手让与外资的私有化。

  现在国内的洗涤用品行业,已为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所支配。15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但卖的都是P&G、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的牌子,而中国的名牌如熊猫、双猫等俱已销声匿迹。(注十五)

  啤酒行业更厉害。中国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已有70%成了合资企业。而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弃自己的品牌,改采他们的品牌。结果中国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鹅等等逐渐为丹麦的嘉士伯、美国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讽剌的是,中国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给。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必在这方面搞合资企业,更没有必要让外资控股(注十六)。

  在彩电行业,原来的国产名牌如长虹、熊猫、飞跃等等,一旦合资之后便失去踪影,被外国名牌取而代之。

  在医药业,三资企业已达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资企业是医药业中的十大企业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现在,在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是合资企业的洋药。(注十七)

  自行车业,三资企业达200家,已经吃掉了国产的飞鸽、永久、凤凰等九个名牌。

  造纸、轮胎、集成电路、家电业等等也纷纷陷入同样境况。

  这可是我党官员自觉选择的结果。为贪小利而出卖国产名牌固然如此。(注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励各级官员继续出卖经济主权的。许多国家都规定外资股份不能超过合资企业的五成,然而,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却相反,在《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外资股份不得低于25%,却没有规定上限,直接帮助了各级官员把国企连同品牌卖给外资。

  有人指出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45%(金融资产达一万六千亿元),依靠国内资金就足以支持7%到8%的经济增长,根本不必继续那种严重依赖外资、优惠外资而令自己吃亏的政策。实情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继续引进外资,也没有理由是这样一种引进法。

  护短经济学


  我党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可是,眼见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我党的辩护士又怎样自圆其说呢?那些官方经济学家忙着解释:其实“优势”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终扼控国民经济命脉便可。对于把盈利国企卖掉或出售国有股权,他们也辩说:我们卖掉了国企,但换回了资金,这只是使国有财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国家拿了钱还是可以再投资建厂,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这完全是诡辩。且不去说,在实际上这些交易,在一党专政下决不会是真正等价交换的。退一步说,即使那是等价交换,那顶多只能说,国家作为卖者没有交换价值上的损失,却不能说国家没有其它损失,更不能说那不是私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明明转到私人手上,怎么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厂子,为什么还要卖?是否就绝对没有别的方法筹措资金?卖了这些盈利的厂,能保证新的投资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吗?如果相同,又何必要为买而卖?岂非除裤放屁多此一举?如果盈利更微些,岂非一大损失?虽说盈利高些不是没可能,可是风险总是存在而且不小。干么要如此犯贱,好端端有安乐钱不享,去作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显浅的道理,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说穿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在最初搞农村承包制的时候,我党赌咒说不是恢复个体经济,更不是允许私营经济,而只是把家庭经营结合到合作经济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农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它还这样说;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更离谱。在第一阶段,官方理论家力证,只有把经营权从所有权那儿分离出来,也就是政企分开,才能搞活国企;到真正实施两权分离之后(虽然并非没有打折扣),他们又忽然改口了:国企要改革,得要明晰产权,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当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主的时候才能搞活国企。这时候他们又主张两权统一了,只是不是统一到政府手里,而是统一到企业官僚手里。于是明晰产权就变成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时,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国家股份会被化公为私的意见,他们又说,不要紧,不让国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吗!到了官僚资本强大到已经开始要把国家股出售或把国企出卖的时候,他们又出来说:哎哟,卖了也不要紧嘛,反正国家财产只是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

  当年在开始局部市场化的时候,官方理论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开放消费品市场,而决不会开放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市场。到了资产阶级崛起,劳动力、土地与生产资料都事实上可以成为商品之后,他们又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生产,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搞的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好了,到现在,连这点也开始动摇了,他们又改口啦: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百份比上!邓某大概感到理亏,所以索性禁止人家问“姓资姓社”。其实,你们不如干脆认为,“我们共产党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这不就行了!上述那种辩解只会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过,我党同那个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皇帝是受害者,而我党呢,不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个骗局的得益人。邓某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有了先富,就不会有后富,因为先富的一定会胃口日大,妨碍着普通人也跟着富起来,尤其当这先富起来的是操纵了国家机器的专制官僚。普通人民不仅完全被挤掉,而且成为这批先富的剥削对象。

  在政治上,我党老早就把国家主权窃夺过去,变成自己的私产。国家财产呢,尽管它也视之为禁脔,毕竟还没有将之完全变为自己的财产。况且,同时他也禁止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勉强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但是,至迟到1988年修改宪法,我党政权就已正式变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了。虽然,在社会经济上,当时还谈不到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到了今天,很有可能连这点也已经完成了,或至少正在处于完成阶段。计划经济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为利润生产的。要完成在社会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需要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一切领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这样。它只需要使利润率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调节器就行了,因为这就足以让它支配其它经济成份。今天中国即使还未达到这点,至少也是快达到了。根据胡鞍钢的推算(参看表五),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商业及投资的市场化指数大都超过一半,甚至是达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过半,也接近一半了。(注十九)此外,由于市场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多时了(参看注十四)。这是利润率起主要调节作用的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本,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角了。十多年来一直推动我党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知识分子们,你们所极力争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你们眼前了。

  “不!我们所要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不,这的的确确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东西。

  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你们眼前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医生,你已经成功使死人复活了。承认科学怪人就是你所要的东西吧。

  “难道你们主张走回头路吗?”

  我们也不主张走回头路。我们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我党怎样把中国私有化等等。应当走什么路并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笔者不掩饰他的反感与反对,而且深信劳动人民也同笔者态度一样。各种局部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虽已基本完成,却不表示它能够安安稳稳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表五 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其它四项市场化指数变化 单位:%

   年份  市场化  价格市场  生产市场 商业市场 投资市场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1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变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21页,第93页以及《财贸经济》1992年11期的数据计算。。





注释:

注一:《大分化新组合》,朱光磊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页。
注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3页。
注三:同上,64页。
注四:1987年1月18日的信报发表下面的一个表也能说明问题。大家不难解读“集体拥有”的真意吧:

  中国工业总生产中企业拥有权分布权%

年份  国家拥有 集体拥有 个人拥有 其它

1978   77.63   22.37   0     0
1979   78.47   21.53   0     0
1980   75.97   23.54   0.02   0.48
1981   74.76   24.62   0.04   0.58
1982   74.44   24.82   0.06   0.68
1983   73.35   25.74   0.12   0.78
1984   69.09   29.71   0.19   1.01
1985   64.86   32.08   1.85   1.21
1986   62.27   33.51   2.76   1.46
1987   59.73   34.62   3.64   2.02
1988   56.8    36.15   4.34   2.72
1989   56.06   35.69   4.8    3.44
1990   54.6    35.62   5.39   4.38
1991   52.94   35.7    5.7     5.66
1992   48.09   38.04   6.76   7.11
1993   43.13   38.36   8.35   10.16
1994   34.07   40.87   11.51   13.55

  
注五: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况。他们估计,从事实业的私营经济的总资金为708.6亿元,私人占有的股份约为417亿元,外资直接投资项目为1114.4亿美元,三者相加,约在一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有资产的1/4。见《私有制与私有化》,胡培兆,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2期,49页。
注六:《狂飙下的中国》,四川大学出版社,31页。
注七:《1979—1993年中国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补关系的实证分析》李洪斌,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11期,35页及41页。
注八:同注二,302页。
注九:西安市在深圳创办的一家国有企业—西有公司—资产价值六千万元,竟以385万元出售给一家私营企业。不少地方对出让的工业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成本价,甚至是象征式或全免地价。有一家印染厂以一百万元人民币卖给港商,但一百万只是固定资产价格,对于印染厂的全部无形资产未作价,至少值五百万的土地也丝毫未作价。见《中国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1996年第十期,页5至6。及《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王保喜,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八期,65页。
注十:山西太原市有个批发市场在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中,将一千多万国有资产无偿划给个人。《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期,6页。
注十一:同注六,115页。
注十二:同注二,302页。
注十三:《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10期,24页。
注十四:1992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机床利用率仅为55%左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塑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一半闲置。这是各地盲目投资的结果。
注十五:《瞭望》新闻周刊,1997年第3期,7页。
注十六:《国产啤酒名牌难见踪影》,李敏仪,信报,1996年6月24日。
注十七:《‘卖牌合资’现象扫描》,黄欣晔,《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页。
注十八:“前不久,我国著名的冰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杨子集团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公司签订了合资组建”安徽博西杨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杨子集团使用的“杨子”商标以9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资企业,转让期为50年,50年后再无偿转回杨子集团公司,50年后“杨子”商标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美加净”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万元的价格把名牌“美加净”卖给美国庄臣,有效期三十年。后来发觉吃亏,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万元买回牌子,有效期也是三十年,总计要付出3亿多元。俱见《中国工人》,1996年十一期。
注十九:胡鞍钢是这样解释他所谓的市场指数的:“我们于是从投资、价格、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选取统计资料来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以求适当地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变化特征。有关数据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资市场化指数是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它投资”三项投资的比重;价格市场化指数是指农产品价格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生产市场化指数是指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商业市场化指数是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中国市场化指数是由上述四项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的。”见《挑战中国》,胡鞍钢,新新闻出版部,台湾,1995年,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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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2 00:05 |显示全部帖子
说明:这个文现在读来,还是有些些小问题。例如认为国企事实上大片亏损,靠农产品及能源压价才有盈利。这个论断部份来说似有道理,有依据,官僚制度也的确造成大量的工业生产浪费,工人的积极性越往后越低……但总体来说,则近乎等于否定了工人为吾国的工业积累所做的贡献,而当时工人生产积极性的降低,跟“动乱”或造反失败是有关系的。此外,“要全体职工有真正的积极性,视企业为自己的企业,就不仅必须让他们民主监督企业”这类句式,还是多多少少带着局外人或“好官”色彩。谁来“让”呢?你?我?我党?上帝?……事实上我党一直千方百计“让”工人“视企业为自己的企业”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即“增强主人翁责任”……

厂长负责制的愿望与实际


——中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


陈东 新苗试刊第二期 1986年5月1日
(2008年曾再刊于一份资料册内,当时对原文做了若干删节。)




  一九八四年以来,为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营企业的领导制度也开始改革。在一些改革试点中,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废除了,改为“厂长负责制”。这个改革意味三十八万个国营企业的党委,将逐步从权力宝座中退下来,只保留了监督权。一直只当配角的厂长,现在一跃而成为享有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的主角。若说党从此大权旁落了,那恐怕言之尚早——党委是十分不愿失掉决策与指挥权的。以党委为代表的政治官僚,以敌视的眼光投向正在上升的以厂长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不过,无论二者怎样又斗争又勾结——事实表明他们是对立统一的——结果都会深深影响着中国四个现代化。至于一亿产业工人,“工人当家作主”的口号高唱入云卅年,他们绝对无权的状态也维持了卅年;随着改革的展开,据说他们也获得一些权力了。可是实际上工人仍是毫无所得。

改革的迫切性



  中国要四化,没有工业上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但这样就要国营企业活力十足,能为国家赚钱才行。但是,卅多年来中国国营企业暮气沉沉,生产力低下,浪费严重,普遍贪污,管理混乱,而且,每况愈下。许多企业连年亏损。单是一九八二年,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四十二亿元。一九八三年下降为二十八亿,但到一九八五年又告回升。(注一)

  大部份企业虽不亏损,甚至有盈利,但那并非表示他们都是经营有方。许多企业之所以盈利,仅仅因为国家长期压低农产品及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提高某些工业品价格而己。一旦农产品及能源提价,很多企业就要变盈为亏。近年亏损额之所以回升,原因即在于此。所以,真正由于经营有方而盈利的企业,简直少之又少。绝大部份企业效益很差。例如,一九五七年,每投资一百元于固定资产,可盈利二十三点六元。但到了七九年,竟下跌为十六点二元,跌幅达三成多。一九六五年,每万吨能源能产生国民收入六百八十三万元,但到了一九七九年,下降到五百四十一万元,降幅达二成多。不要忘记五十年代中国的基数本已不高,而在这几十年间西方工业更是突飞猛进,但中国同期不升反而节节下降。

  企业缺乏活力,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方面,是因为过去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企业毫无权力,举凡有关人、财、物及产、供、销,均由上级部门直接控制。盈利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包起。企业变成算盘的珠子,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曾流行这样的笑话:国家下达给一间钢铁厂的生产指标是一年五万吨钢。于是这间厂子就造出五个巨型钢锭,每个重一万吨——这种钢锭自然不会有任何用处,但企业是不管的,它只管指标。

  内因方面,则是因为企业的管理制度十分混乱。从一般职工,一直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有积极性,因为一切都由外行的党委指挥一切。结果是从生产到核算,从人事到物资管理,很多企业都混乱不堪。

“党委领导”的弊害



  中国的企业一直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间有过短时间的改变)。但人们称其实这是书记一长制。党委书记包揽大权,厂长以及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主要管理及技术人员,都只是奉命行事。多年经济证明,这种制度弊害极大,略述如下:

  (一)外行领导内行——固然中国的厂长本身有不少也一样是外行,但懂行的多少还有。但党委却差不多绝大部份是外行。其中小学还未毕业的大有人在,更遑论具有专业知识了。例如七九年辽宁省工业交通的企业里、领导班子里只有二成是内行。更加上许多企业党委是文革中升官的,他们大多是专横跋扈,而又无知透顶的人。但这是同我党那套官僚制度分不开的。谁被派做党委,谁被派做厂长,都并非根据真才实学,而是论资排辈。甚么年代入党的,就相当于甚么级别;甚么级别的,就可以当甚么级别企业的官。早些入党的就可当大企业的党委,晚些入党的只能当小企业的党委。厂长也是这样。至于真正有专业管理和技术的人,例如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是很难获升为第一把手的,因为他们尽管学有专长,但论资排辈起来,就只能“外行当家,内行靠边”。这样造成了无穷祸患。不知有多少先进设备交给企业使用,而仅仅由于无知而造成设备损坏甚至简单地废弃不用。

  (二)以官僚政治压倒一切经济原则——那些无知的党委,往往端出政治挂帅的大招牌来为自己的无知及胡作非为辩护。他们“不计算经济成本,不考虑经济效果,不照顾正常的生产秩序,动不动就用‘政治挂帅’、‘算政治账’”(注二),拿这些堂而皇之的名堂迫那些技术人员和职工就范。更为可怕的是,党委大权在握,却不须负任何责任;犯了更大的错误也绝少罢官。

  (三)官僚弊害——党委独当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拼命走劳动部门的后门,把自己的亲朋戚友拉入厂,然后拼命让他们提级提薪。逐渐地在企业里形成整个由利益和亲属、朋党所结合的官僚集团。他们往往尸位素餐,整天叨着烟谈天看报。这样一批寄生虫是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劳动纪律废驰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改革非要铲除他们不可,但铲除他们就需要一场小型革命。

  (四)贪污舞弊——以党委为首的企业干部,不少人截留上缴利润,或直接用企业自有资金给自己乱发奖金。例如西安市一化学公司的供销处,只有十八人,在八三年上半年给每人发了平均九百七十五元。这种滥发奖金严重到足以令近年通货膨胀,尽管那并非唯一原因。除了滥发奖金外,贪污形式有大吃大喝,给自己分配最好的住房(在大陆许多企业都自己建有职工住房),或者拿企业的产品跟其它企业产品交换,然后袋袋平安。

新制度——厂长负责制



  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我党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予企业以一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的权力,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内部的领导制度,废除了党委一长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这种制度调整了企业内三个集团的权力关系:以党委为首的政治干部,以厂长为首的技术干部,以及广大职工。厂长现在享有决策权、生产指挥权,以及人事任免权。党委则只保留了监督厂长之权。职工代表大会也有一些决策权,但只限于厂内的分配问题和职工自身福利问题;对于企业重大的决策,是属于厂长的,职代会对之只有讨论和被咨询之权。

  由厂长行使生产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文革派是反对的。但是,现代企业是大生产的企业,千百人一起分工协作,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各个生产环节就要中断,带来巨大损失。再如果厂长无权把不称职者免职(要知道免职不等于开除),有权起用人才,那也不可能有效指挥生产。

  真正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厂长应否享有决策权。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即使现在企业已获扩权,厂长所享的决策权还是有限制的。因为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因此事实上许多决策(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计划、企业的生产品种、经营路线,以至产品价格)是由国家作出,由国家按照统盘计划安排。所以,企业所享的决策权,只是而且只能是在国家计划所划定的范围内的决策权。

  但是,这种企业内部的决策权,尽管有相当限制,比过去还是大了许多。因此,企业负责人比过去更有可能贪污舞弊。正是针对这个危险,所以早就有人反对。工人日报早在一九八○年就主张实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张让职工代表大会享有对企业内部的决策权。因为企业工人是人民一分子,又是企业的直接生产者,他们自然对属全民所有的企业享有决策权。否则,继续由干部垄断,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某些企业、事业单位的个别不称职的负责人,就可能利用这种自主权,更加方便地更加放肆地为自己或其小集团谋私利,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化公为私,甚至贪污盗窃;他们还会利用扩大了的人事、工资、福利等方面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对广大职工施行克扣、欺压、打击和迫害。”(注三)

  厂长负责制比“党委领导”制好的地方,只是恢复内行领导,以及基本的管理规则。但是对于化公为私的危险并无减少。而且更坏的是,厂长一旦大权在握,时常偏袒自己的朋党,欺压广大职工,而且常常在“劳动纪律”的名义下,不必要地加强劳动强度,罔顾工业安全(在大陆工业伤亡要比西方高出许多。最出名的是前几年渤海钻油台事件),克扣工资,分化工人。

  我们知道,要提高效率,不仅需要内行,不仅需要管理制度,而且也需要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清楚生产各环节的可能漏洞、缺陷的人,是工人。但是只要工人没有决策权,也就不会有改进生产的积极性,即使工人知道漏洞所在也不会向管理人员反映,因为他们知道,生产发展了他们也不会得益,何况有时甚至使自己劳动强度加强。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挥工人积极性,必须让工人不仅能分享企业盈利,而且更要逐步让工人取得相当决策权。这就是主张职代会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重要理由。

  有人曾说,让职代会享有决策权,也一样有可能化公为私欺骗国家。抽象来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际,那就不同了。工人会发觉,他们左手从国家企业中所骗得的,又会从右手失去。这正如一些厂长滥发奖金(发给工人不过是掩口;因为借此可以使自己发财)给工人,但结果工人得不偿失,因为各企业滥发奖金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国家投资由于收入减少而减少——这一切最后都转嫁到工人身上。总之,化公为私只有在范围缩小到一小撮人,这才划得来;否则,如果化公为私范围扩大到上千的企业工人,所分得的“私”未必足以补偿最后的损失。如果工人连这样的眼光也没有,短视得“骗得一时得一时”,分析到底,那是因为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人民,实际上劳动者只是被统治者,根本无权过问国家的管理,在这个情况下,普通工人当然不会去想那么遥远的事情。

  另一个比较实际的反对理由,是工人缺乏行使决策的能力。所谓企业内部决策权,不是指日常决策,而是企业的重大问题(经营方向、重大规章制度、年度计划、财务管理等)的决策权。有人指出,职代会对这些问题,“兴趣不大,一般都讲不出甚么名堂,‘厂长报告,代表举手’,毫不奇怪,也不能认为是件坏事。工人很讲实际。”(注四)还有人指出,中国工人达到初中文化的只有二成;有一半工人是非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只占百分之三。这一切都是工人民主管理的大障碍。

  我们不同意那些观点,认为工人永不可能民主管理。但是退一步讲,至少应该落实中央有关职代会的法定职权吧?这包括职工对切身利益(工资、福利、住房分配、工业安全、工业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有参与决定权和对工厂的经营有咨询权。可是,事实上连这些权力都没有落实。无论是企业党委还是厂长,对于工人权力都极为敌视。工人日报报道:“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就是不敢放手让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的重大问题,不相信职工群众有当家做主的觉悟和能力,还是习惯于少数人说了算,听到职工当家做主、群众监督就反感;有的认为……决策和管理是厂长的职能,工人的本份是劳动”(注五)。

  最后所谓监督权。监督权是指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实行监督,保证企业不会违反国家法律。根据现制度,党委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监督权不是积极的权力,不像决策、指挥和人事任免权那样关系到日常事务,但是对于厂长也是一种牵制。问题是,党委本身又由谁监督呢?答案只能是上级党委。如此类推,最后的监督是我党政治局常委,甚至是邓小平。但这个最后、最大的权力恰恰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其次,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层层“官管官”的制度根本行不通。中央高高在上,根本无法了解基层。而且,从实际的社会关系看他们上下级之间早已夹杂着老部下、老上司、亲朋戚友、狐朋狗党的“人情网”、“关系网”了,只会彼此官官相护,而不会有效监督。

  其实,让一个党的党员去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本身就不伦不类,非常荒谬。政党是私人团体,而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政党固然是争取政权;但是当政党通过一定程序(如选举)取得政权,政党的首脑就不是以党的身份而是以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行使权力。

新制度,新矛盾



  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党委为首的企业政治官僚感到受到威胁。他们强烈反对厂长负责制。有些人再度乞灵于政治棍子:“许多同志认为,体制改革的试点,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试点。是在搞‘踢开党委搞四化’,弄不好十年动乱的悲剧还会重演。”(注六)但是,他们口头上说的漂亮,实际上不过是“从个人得失角度考虑问题,害怕失掉个人既得利益和权力,但又不好直说,就借口担心改革会削弱党的领导。”(注七)

  据报,许多人都反对厂长负责制,形成了对改革的强大的阻力。新上任的厂长要裁汰冗员,要撤去无能干部的职权、要大力推动全面管理及劳动纪律、等等,莫不受到以党委为首的企业政治干部的阻挠甚至打击。“当前改革的阻力主要还是来自党内部份同志。他们伸手要官、要权、要钱,稍不满足就骂。不敢骂中央,但敢骂厂长。”(注八)我党对于党委的抗拒,不敢果断地加以排除,而是好言安慰,一方面号召厂长要尊重党委,不要叫他们坐冷板櫈,要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监督下”,另一方面安慰党委,说“书记和厂长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的分别”(注九),说党的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等等。但是,党委当然听不进。控制一间企业,就等于控制了大量甚至巨量物资;在这个普遍贫乏的社会,这就等如是新的普遍等价物,可以随便跟其它物资交换。现在党委失了决策指挥权,只有监督权,只好同厂长分享特权了。

  我党明知道企业党委是巨大阻力,但是它不敢果断地加以排除。其实,在这个由关系网深深腐蚀了的官僚体制,它的内部调节机能早已失灵了。在对付党外的人民时,它迅速灵活;但它却无力对付它自己内部的寄生虫。关于法制上的腐化早已为人诟病了。就以企业为例,我党从八二年开始全面整顿企业,希望改变企业普遍贪污、领导不力的现象,并且隆而重之,派出工作组,验收团去推动整顿,但是,绝大部份都是走过场——“全厂总动员,应付检查团”——,检查团成了吃喝团。结果,在宣布全部企业九成合格后不久,在去年八月又由中央号召再次“全面检查和补课”了。同样现象发生在厂长负责制。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说好说歹,厂长负责制推行都不易;即使终于实行,总是要让党委大捞油水为代价。

  但更可怕的是,有些厂长一旦粉墨登场,大权在握,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了。尽管据报成绩也有,但不少厂长“或挖国家财政,把不该摊入成本的开支摊入成本;或任意提高产品价格,把负担转嫁给国家、转嫁给消费者,或挪用生产建设资金和向银行贷款,给职工增加收入(实即掩口费),或违反规定,突击施行自费工资改革。”(注十)“也有少数厂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小红包’,把3%的晋级面过多地用于领导干部。”(注十一)所谓“少数厂长”,竟然“少”得令全国由于滥发奖金而造成通货膨胀,消费基金失控,真是不可思议!

结 语



  在中国,流行着这样的见解: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任谁皆得以浪费之、糟蹋之。如果东西属于自己,即使只值几份钱,一样珍而重之;如果是国家的,哪怕上千万元,都视若草芥。这也是整个企业问题所在。几十万个国营工业企业,产值几千亿,但没有人觉得他有一份在内。工人不觉得,企业负责人也不觉得,国家部门的官僚更不觉得。

  我党整个企业改革,只让厂长独享大权,好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可是,这难免让他们化公为私,同社会利益冲突。其实,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让全体职工有真正的积极性,视企业为自己的企业,就不仅必须让他们民主监督企业,而且应当在国家平面废除一党专政,实行真正民主,真正做国家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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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八四年十月廿二日文汇报
注二:《从官僚到经理》,宦乡。刊于八一年中国经济年鉴。
注三:八○年十月廿一日工人日报
注四:《企业领导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七一页。
注五:八二年二月六日工人日报
注六:《企业领导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三四页。
注七:同上。
注八:八五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注九:八五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注十:八五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
注十一:一九八五年八月号新华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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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诗歌联盟,劳动者的文艺同盟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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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3 16:22 |显示全部帖子

“批邓反右”的分析(摘)


向青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亦即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所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毛邓两派所争的究竟是什么;这些争执问题,以及两派各自的立场,对劳动人民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们两派究竟分别代表什么阶级,或什么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斗争在“大辩论”的名义下进行了好几个月,已发表的反邓文件不可胜数,但无论国内群众或海外人士都始终无法看到邓小平派的文件。毛派很爱说什么“反面教材”、“示众”、“翻案不得人心”之类的话,可是,在这次斗争中,像过去每次派别斗争中的情形一样,掌握新闻媒介的毛派始终没有拿邓派任何一个“不得人心”的“反面教材”来“示众”,更没有群众和新闻记者能亲耳听见邓小平说话。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充份资料来对邓派的真正见解和立场作出客观而确定的判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在位时的行动表现(也就是当时的官方政策),另方面根据毛派攻击邓派的说法,以及这些攻击言论中撤头去尾地引述邓小平的一言半语,来作合理的推测。由此,读者可以了解,为什么此文对毛派的分析评论相当详细确定,而对邓派此较简略保留。
  ……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还不是走资派的明证吗?——毛派说。
  这点理由乍看之下很有份量。望文生义,如果任由资产阶级法权泛滥起来,岂不等于(或终归要招致)资本主义复辟吗?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指出:资产阶级法权里面最重要的部份,作为资本主义生存基础的部份,即资本家和地主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连带资本家和地主在消费品分配中占去很大一份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从一九五六年起)取消了(关于给前资本家的“定息”,这里略去不谈),邓小平并没有企图去恢复它们(在这方面,毛派没有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早已大受限制了。除非现有这些限制被打破,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能的。现在成为问题的,主要是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所谓“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规范(因为这里所通行的原则,同商品交换中所通行的等价物交换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此外,成为问题的残余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有类如学校、卫生设施等“满足共同需要的”社会设施实际上让各阶层和各个劳动者得到多大权利享受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中共党内争论教育路线和卫生路线等的一部份问题。
  其次,必须分辨清楚,财产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资本家和地主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同“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劳动者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权利),是分别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权利。前者是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享有的权利,后者是社会主义时代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本来享有的私有财产权,一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就被取消了,并且要彻底摧毁它的生存和再生的基础;“按劳分配”却不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旧制度,而是社会主义时代才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只不过它运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方面还带有资产阶级的特色罢了。劳动者取得消费品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不应逐渐限制,而只能逐渐扩大的。按劳分配(即按劳取酬——这是过去更通行的说法)这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却不是归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权利)的缺点是太狭隘,给予劳动者的权利太有限,所以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这部份资产阶级法权的适用范围将逐渐缩小,逐渐受限制,最后达到取消。但,在这里必须分辨清楚:所要缩小,要限制的,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的狭隘性、有限性,而不是权利本身。负负为正。缩小对权利的限制,限制权利的狭隘性,就等于把权利放宽和扩大。可见,限制“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不等于限制(缩小)劳动者领取消费品的权利,不等于叫劳动之后少领一些消费品,而只能是让劳动者更不受限制地领取更多的消费品,进一步满足他们的需要,享有更广大、更自由的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要限制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虽然这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他们所说的是“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12。注意!是“超出”,即不受限制,摆脱限制,而不是限制。要把劳动者领取报酬的权利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名加以限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毛泽东在这里玩弄了极其巧妙的偷龙转凤的把戏。这是修正主义一大发明,单凭这个发明毛泽东就足够资格与赫鲁晓夫并驾齐驱,同为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了。
  不要以为这是咬文嚼字,在字眼上吹毛求疵。马列所说的“超出”同毛泽东所说的“限制”之间的区别是很实在,很具体,能够让劳动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根据“按劳分配”的规范,一个劳动者提供了一定份量的劳动之后,只能向社会领取相当份量的滑费品,人人一样,人人平等。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者看起来,这就是最大的平等,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了。但是,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个劳动者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需的消费量也是不平等的;所以,两个人提出同等份量的劳动,他们劳苦的程度却不相等;同样,领取同等份量的消费品,一个劳动者可能已经够了,甚至有余,另一个却可能不够;因此,在平等的表面之下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想达到真正的平等(这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实现),只有取消“按劳分配”这狭隘的规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13这是马列所指出的“超出”按劳分配规范的方向。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制度有缺点,它所给劳动人民的权利太狭隘,共产主义社会要把劳动人民领取消费品的权利扩大,恰像无产阶级专政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制所给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扩大一样;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嫌“按劳分配”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给予劳动人民的权利太多了,要把这些权利进一步加以限制。中国劳动人民从来都过着很贫苦的生活,毛泽东还要叫他们多劳动,少要求领取消费品。劳动人民未必人人都读过马列的书,未必人人都懂得这部份共产主义理论,但他们根据亲身感受,一定知道这种毛式冒牌“共产主义”是违反劳动入民利益,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如果邓小平在这问题上反对毛泽东的立场,反对限制劳动人民按劳分配的权利,同时主张用种种严密的制度来保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那么,他不但不是走资派,而且倒比毛派正确,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了。
  毛派要采取什么具体办法来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我们从文献中看到有四种办法。第一,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强调不计较报酬的“各尽所能”的劳动态度。第二,提倡公费医疗、劳动保险之类的“按需分配的萌芽”。第三,限制工资、工分等等的收入差别过大。第四,提倡“工农兵上大学”、“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思想教育,“按劳分配”,“各尽所能”



  第一种办法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根本无关。“按劳分配”的含义是:第一,劳动者有权分得消费品,也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分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第二,等量的劳动有权获得等量的报酬。至于劳动者有时自愿作义务劳动,那是他自愿不行使按劳取酬的权利,并不影响那权利本身。对某种合法权利有时自愿不行使,并不表示他丧失那种权利,不表示那种权利受限制。资产阶级也鼓励人们为社会公益义务工作,也表扬捐献个人财产给社会机关的行为,难道这也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吗?在这里,毛派把权利与行为,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了。
  只要义务劳动真正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就对“按劳分配”的法权毫无影响。只有一步步实行“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这是过去通行的说法),才是对“按劳分配”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加以限制。但如果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之名,或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名,而对工农群众行强迫义务劳动之实,那就是比资本主义更反动的制度,是封建法权或奴隶主法权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样做,所限制的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缺点(狭隘性),而是劳动者分得消费品的正当权利。又如果以为不必等到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之后,不必等到一方面消费品的供应已经十分丰富,另方面生产劳动已经再不是劳苦的负担,而变成生活的乐趣的时候,单凭道德的说教,单凭宣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就能够使普通劳动者再不计较比别人多劳动,少领报酬,那么,还何必仅仅谈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干脆把它完全取消,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好了!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小脚娘”,变成资产阶级成见的固执者,空想社会主义倒变成革命学说了。毛派那些吹嘘思想教育怎样起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效果的文章,逻辑上恰恰要走到这样的结论。但毛派决不走向这个逻辑结论,却一味不合逻辑地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推出限制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的结论。这并非由于毛派不懂逻辑,也不是由于他们还不敢公然违反马克思的论断,而是由于他们是骑在劳动群众头上的官僚,是劳动群众的血汗的掠夺者。
  毛派把劳动者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的拚命劳动也称为“各尽所能”,当作同共产主义时代的“各尽所能”一样的事情。这是严重的混淆不清,或者是故意歪曲。当然,“各尽所能”这句话未必不可以有不同的、比较随便的用法,用来指拚命劳动。但毛派在谈理论问题的严肃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指出这话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含意,所以他们实在是有意地用这话来使人意会到共产主义充份实现后的社会里那种劳动的态度和性质。这种歪曲倒不是毛泽东所发明的。一九三六年颁布的苏联新宪法(所谓斯大林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时托洛斯基已经指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前后两部份是不可分割的,在未实现“按需分配”的情况下,“各尽所能”也不可能实现14。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从来没有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连在一起来说,他们也不可能这样说。“各尽所能”显然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社会里方可能实现。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才既不会为生活所迫而做有害身心的过份劳动,也不会反过来一有机会就偷懒;那时已经打破了奴役性的分工制度,每个人的多方面的能力才真正尽量发挥,而不是一个人像机器一样地永远尽一两种职能,却埋没了其它才能。在此阶段以前,劳动者如果拚命劳动,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人强迫(所谓自愿,也不过是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自我强迫),总是和共产主义式的“各尽所能”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所发明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自相矛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毛派更进一步(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在堕落反动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连“按劳分配”都不要了,连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都要加以限制,却同样不知羞耻地大谈什么“各尽所能”!共产主义啊,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进行!

物质刺激



  限制劳动人民按劳分配的权利,不但损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必然也打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看到这点,所以他认为道德说教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反对取消物质刺激。在这方面,原则上正确的是邓小平,而非毛泽东。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说:“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不是比以前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15这显然在原则上肯定了物质刺激的需要。至于邓小平所推行的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究竟是否正当,这个问题留待下面再谈。

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



  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可以减轻劳动者在生病和失业这两种最困难的情形下的困难,因此自然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但把这种办法称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认为它们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却未免太夸张了。这种办法只不过使劳动者在最困难的时刻能够生存下去,并比较容易渡过这个困难时期,却并没有改变在生活常态中的不平等(连形式上的收入平等都还差很远,更不必说“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了),怎能算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呢?它们所根据的原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原则而已,是生存权利的一种表现。这种办法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盛行,那些由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更普遍实行了。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直接给予劳动者一些利益,但另方面也起着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和社会安宁的作用,间接地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都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由此可见,这种办法并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权一般都不能实行这种办法,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纲领(严格说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的一部份。但,把它们评价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步骤,却在理论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不论有意或无意,事实上毛派正在利用这种办法的适宜性来帮助辩护他们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名义下所提倡的其它办法。

限制收入不平等



  毛派对某些人收入过高加以攻击,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这种人之中的一部份揪出来斗争得很厉害,一时之间许多人的高收入也确实减低了。可是,尽管近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叫得震天响,却始终没有看见公布新的薪水和工资的标准,修改关于薪水和工资的法规。假定我们所听到的消息不错的话,今天中国实行着的薪资标准仍旧是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最低的没有提高,最高的也没有减低。甚说听说有人在文革期间被扣掉的薪水后来还补发了呢。抽象的道理说了许多许多,具体的改革一点也没有提出来,更不用说实行了。毛派说邓派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事实上,所有中央大官僚(从毛泽东本人起,包括失势的邓小平在内)所享受的一切物质特权,在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声中都没有受到一丝一毫影响。毛泽东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那条语录,特别提到工人的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却不提官僚和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提那些大官僚的正式高薪和其它由国家特别供应的种种物质享受。也许这就是毛主席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具体表现吧!无论如何,毛泽东究竟要限制谁的权利,不是很明显了吗?
  有些天真的人以为,随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呼声日益高扬,毛派以后会实行工资(包括薪水)制度改革的,或者群众不难利用这个潮流来迫使毛派实行改革。这些人不但忘记文革十周年纪念都已经庆祝过了,改革仍旧毫无消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实在太浅,对毛主席语录也读得不仔细了。应当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那条语录看清楚。它的结论并不是要实行什么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制定或修改什么法律,而是“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在别的场合常教人书不可看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可看得太多,看几十本就够了,看多了会走向反面,变成书呆子,在这里却反过来,他彷佛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全靠看书——看马列主义的书。
  也许有人以为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书呆子的毛病。他们错了。虽然毛泽东很爱看书,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他却决不是书呆子;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尤其决不会显出书呆子气。只有本身是书呆子,或虽非书呆子却像书呆子一样爱把问题抽象化,片面化的人,才以为毛泽东会凭书呆子气处理问题。然则,“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对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什么妙用呢?
  毛派写了许多文章和小书,引证马列的话,解释共产主义,提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些书本里,官僚的高薪以及其它合法享受的物质特权提到的并不多。更没有提到任何限制这些“法权”的具体政策。谈得最多的,是改造工人、公社社员、科技人员、医生等劳动者计较劳动报酬的思想。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其次是批判唯利是图的思想。防止人们投机倒把、私自经营工商业。关于私人营利活动,早已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严加限制,所以,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批判现行的法权,倒是教人遵守现行法律。不管是批法也好,护法也好,总之这方面有法庭和监狱等专政工具来保证,思想教育只不过是补助的手段而已。但对付劳动者计较劳动报酬的思想就不同了。“按劳分配”本是合法的权利,理论上也是在现阶段应当维持的原则,然而,毛派却觉得对此必须加以限制,于是,除了靠思想上的说服就没有其它方法了。这就是“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的作用。
  劳动者多看那些批判“按劳分配”思想的书,而且在学习班上再三听讲和讨论之后,不论是真正激发了共产主义的热情,还是简单感受到官定思想的重大压力,自然就比较上不大敢集体要求增加工资,也不大敢反对评定个人工资或工分时候和分配工作时候的不公平现象了。这对于掌握管理权力的官僚,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权、争权却不大懂得(也不想耐心学习)实际管理技术的新爬上去的官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共产主义”虽然还没有彻底实现,距离官僚理想中的人间天堂总算接近一步了。不少评论者认为毛泽东和热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派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让他们看清楚吧,这就是毛派理想主义的实质。
  这部份毛泽东思想的真义弄清楚之后,让我们再根据未经“篡改”的马列主义继续研究一下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本身。
  在今天的中国谈限制(甚至取消)收入的不平等,其实用不着像毛派那样从遥远将来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原则那里找寻理论根据和道德根据,用不着考虑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超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中国(以及现有的一切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本还没有实现,目前也不够条件充份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更不用提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是完全地、纯粹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那时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人能够凭他占有生产资料而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总额中分得一部份。那时人人都是劳动者,而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标准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这就是说,工资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级的,不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分技术高低)16,当然更不论劳动者的性别、种族等等,每个劳动者所领取的工资都按同一标准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任何职位一个劳动日的工资都相同(但特别劳苦的工作,一个劳动日的实际工作钟点比较少)。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扫街工人,医学专家和农业公社的普通社员,清粪工人和国家主席,统统领一样的工资。这样平等的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没有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仍然应用着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但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甚至和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也大不相同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是不平等的:一个人的工资多少,不单纯决定于他付出的劳动量大小。劳动量只是决定工资的许多因素之一,而且时常只是一个较次要的因素。其它因素还有工作者的技术高低,他的性别,种族,甚至是否得到雇主偏爱等等。中国现在还没有单纯按照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工资还不平等(而且差别还很大),所以现行的工资制度还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还没有实现。如果真正打算限制工资不平等,完全用不着搬出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只要一步步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式的工资制度,缩小工资差距,向“按劳分配”前进就够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太落后,又红又专的人才当然不够用。为了尽量利用那些专而不红的人才,尽量利用他们的专门技能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以便早日能够实现“按劳分配”,中国不得不暂时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给那些专门人才高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根据同样的道理,普通工人的工资也要分等级:技术较高的,工资也较高。在这个限度之内,这是无产阶级方面聪明而且正当的“小本大利”、“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很清楚的解释17。
  但中国现行工资制度所包含的不平等,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起来,并非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说,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了,而且至今没有缩小的趋势。现制度基本上确定于一九五五-五六年间。当时中国仍旧实行着“以俄为师”的路线,工资制度也是模仿苏联那套斯大林主义的极不平等的制度,给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巨大的特权。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初期(一直到列宁去世)的处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任何时期都困难得多:国内经济破坏程度更大,在国际上完全孤立,俄共缺乏行政和管理经济的经验(本身缺乏这种人才),旧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拥护共产党,其中不少人公然怠工。在此情形下,不得不用很高的工资来争取旧知识分子合作。但俄国当时规定最高工资不过是最低工资约五倍。列宁一方面极力向那些反对优待专家的“左派”幼稚病患者解释这是必要的,另方面又完全承认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极大的违反,只是万不得已的暂时办法。等到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篡夺了政权之后,苏联的工资差距才在曲解了的“按劳分配”原则掩饰下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中国革命后的条件在各方面都比俄国有利。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早已有统治局部地区的经验。自己有相当数量的管理人才。中国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相当的爱国主义思想,愿意为中国的富强而贡献力量。共产党政府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爱国的政府,在这方面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的尊敬。中国革命后根本没有发生过知识分子怠工的事件。反而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那样拥护政府,那样满怀希望地投身政府所号召的改造和建设的事业的。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后,高级知识分子有颇大部份已经习惯了比较艰苦的生活。解放后头几年,又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教育。所有这些因素,都令中国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九五五-五六规定新工资制度时,本来没有必要给专家们像苏俄初期那样高得厉害的工资。但事实上中共所规定的最高工资竟超过最低工资十倍以上。这是不能用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解释的。也不能归罪于那些领高薪而非执政者的知识分子,而只能由共产党领袖本身(从毛泽东起)来负责。他们的本质同苏联官僚一样,想维持想扩大本身的物质特权,又想把高级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阶层里面,所以一心一意地模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现在,虽然他们早已反过来把苏联当作最大敌人,但在这方面的做法仍旧没有改变。他们享受物质特权的程度虽然比苏联官僚低一点(在以俄为师时代也一样),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像列宁时代苏联那样的民主制),中共领导集团是这个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不受监督的、全权的直接统治者,是真正掌握社会生产品分配大权的人,他们自然能够予取予求。不但如此,他们还能够今天自己规定给高级知识分子特高工资,明天把高级知识分子领取高工资当作罪恶,鼓励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斗争。后天把他们“解放”,让他们复职复薪,大后天又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抽象口号,却并不修订法规,减低特高工资——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尽。
  寄生在工人国家身上的官僚层的高薪特权,是比资产阶级国家的高薪更坏的资产阶级式特权。目前中国最应当反对的工资政策,就是官僚的高工资;最急需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官僚所享受的特权。这种限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条件,即欠缺劳动人民的民主制。一旦无产阶级群众掌握了政治主权,决不会再让官僚享受那些特权。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尊重他们的职业尊严和民主自由,不像中共官僚对他们那样地任意克制和侮辱,就用不着拿过份的高工资去收买他们,也会得到他们更好的合作。只要减低那些过高工资,并且消除或大大限制官僚统治所造成的其它方面的种种浪费,用不着减低社会积累的比例,就可以显着增加工农劳动群众的收入,首先是增加最低级的工资,缩小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了。
  官僚层的理论家(从毛泽东起)不能揭露中国现存工资关系的真象,即使在提倡改良的时候也表现出理论上的极大混乱。他们把反对特高工资同反对按劳分配混为一谈,把资产阶级式的特权说成资产阶级本身所享受的特权,把敌对派系的官僚和受他们保护的领高工资者都当作资产阶级分子,绝口不提整个官僚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特权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捍卫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们说出真象,就会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帮助群众认清斗争对象,达到革命觉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害关系令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只能滥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去迷惑群众的头脑,而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群众。
  毛派有时把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供给制”当作一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甚至称它为“军事共产主义”。这又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或迷魂帕。“供给制”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本是两回事。第一,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对每个劳动者供应非常丰富、毫无限制的消费品(不消说,到那时候,浪费、奢侈、贪婪之类的私有财产时代的丑恶人性一定已经消失了);“供给制”却是极度艰苦的条件下,按严格的定额供应最低限度的消费品,一般地只够勉强维持生存。其次,“供给制”实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只在“解放区”里实行,而解放区主要是一部份经济很落后的乡村(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取消了);又主要只对军政人员实行,一般劳动人民不包括在内。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方式中实行。第三,“供给制”并非完全平等的,仍旧有显着的等级差别。甚至有显然不符合革命事业需要并令人反感的不平等。早在抗日时期,曾经参加托派的文学家王实味已在延安发表有名的“野百合花”一文,公开批评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现象,因而被加上“反革命”罪名枪毙了。中共进入大城市以后,“供给制”更变成少数“首长”任意追求物质享受,“各取所需”的方便制度。一九五五年宣布完全取消“供给制”改行工资制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了这一点。


注释:
(1)“俄其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一六九页。
(2)同上,一六八页。
(3)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九日
(4)“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四五三页。
(5)同上,四四一页
(6)同上。
(7)这只是在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末期,俄国经济万分困难的形势下,托洛茨基一时的见解。两个月之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采取新经济政策,以前关于工会的争论已经再不成为问题,谁都不再提它了。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又同列宁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其它代表全体一致通过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以后在托洛茨基有生之年,他一直都保卫列宁所主张的工会政策,即:尽管现在国家已经是工人的,但工会仍然要“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他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四○八页)。反过来,在那次争论中支持列宁见解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包括毛泽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后来都一直使用官僚专制手段完全扼杀工会对国家的独立性。
(8)“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四卷“三七○-三七一页。
(9)“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七页。
(10)“列宁选集”第四卷,四四四页。
(11)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版,四三五页。
(12)“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十二页。
(13)“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二五四页。
(14)参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第一节。
(15)“列宁选集”第三卷,七六八页。
(1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学习技术的费用是由私人负担的,这就表示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成本较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训练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出来的较大的成果(即较大的价值),也应归社会所有,劳动者本人没有权利要求额外的报酬。这种见解,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参看“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六章。
(十七)参看“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党纲的报告”,“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等,见“列宁选集”第三卷及第四卷。



附注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语录,当时中共报刊发表过如下几段: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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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9 17:18 |显示全部帖子
先发几句读后感:某词统一改成“我党”。另外有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国营企业,各个政府部门都紧紧抓住权力,不肯下放,致使国营企业经营上没有自主权,在竞争中不能不败给外资。”记得作者在其它文章中也表达过“权力应该下放(给企业)”之类的观点。这是很不当的。我党80年代之前也曾试着“下放”过某些权力给“企业”(官僚们),后来又收回。官僚专政意味着“经济计划在一堆错误的信息上运行”。“当家人”难免感到上面不了解下情,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总是盲目且僵死,所以把一切权力统统放在上层,至少在生产上很不利。“权力下放”的尝试就显得很必要。但应记住,无论如何权力不是“下放给劳动者”(也就是贱民),而是下放给企业领导人(厂长或党委书记)。如果同志们读过《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北京三十五年(摘录)  》,大概会看到其实企业官僚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并不比省市或中央的党官们具体和高明多少,而且这些革命官爷也并非没有自身利益的“守夜人”……结果当然是如作者在另一文中也引用过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无论如何,支持官式“权力下放”等于支持官僚内部权力再分配而已,与工人民主毫无关系,反而有障群众之眼和堵死出路的嫌疑。


崇洋媚外的外资政策


陈东
《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这些年来大陆有一说法:引进外资就是利用外资。可是,到了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引进外资的结果,是中国为外资利用多于利用外资。当初希望引进外资能剌激起中国自身的工业能提高技术及管理水平。可是,实际上,十五年来,外资所引进的高科技简直凤毛麟角,反倒在旅游、娱乐、消费品工业等逐渐占领国内市场。尤其讽剌的是,种种过份优惠外商的政策,实际上起到的却是帮助外资去打击自己的国营企业。

  最突出的例子是税收政策。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的比例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为55%的八级超额累进税,外商企业不用上缴「两金」,国营企业要上缴所得税基15%的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10%的预算调节基金。合起来国营企业的税负达70%左右,是外资企业的一倍还多。外资企业越发展,企业留成越多,资本家赚钱越多,积极性越高;国营企业越发展,企业留成比例越小,积极性越低。

  这种政策使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如果我们再加上其它因素,那么国营企业就更加处于不公平位置。国营企业要负担职工退休金,但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这个负担。外资享有进出口权,国营的没有。外资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国境,国营企业人员不能。(这使国营企业为了取得经济讯息或者为了做生意而不得不依靠港澳商人为中介)。尤其关键一条的是,我党当然不敢贸然干涉外资的经营自主权,但是对于国营企业,各个政府部门都紧紧抓住权力,不肯下放,致使国营企业经营上没有自主权,在竞争中不能不败给外资。一句话,就是一味歧视自己的国营企业,同时一味让外资独享种种优惠。

  更为可笑的是,我党各级干部对于外资利用价格转移来避税的情况,不是熟视无睹,就是以害怕吓走外商为理由而不加干涉。许多三资企业在账面上表现为亏损或零利润,而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却在不断扩大。究其原因,这些三资企业实际上是盈利的,但利用价格转移的手法把利润转移到了国外。

  价格转移指跨国公司根据总体经营战略,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之间发生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劳务等的交易时,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使某一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到母公司或另一个子公司。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率和税制方面的差异,通过价格转移把高税国子公司的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子公司,从而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税负最小化。高税国会因此减少一些税收收入,它们一部分转化为低税国的税收收入,另一部份则直接成为跨国公司的税后利润。价格转移使跨国公司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却损害了一部分东道国的利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以限制它们的价格转移。但是,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各国政府对价格转移的限制,就在价格转移的方式上大作文章。同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也为形成多种多样的价格转移方式提供了方便。只要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交易,就有可能出现价格转移。不仅在有形资产交易中会发生价格转移,而且在无形资产和劳务的交易中也会发生价格转移。例如,某合资企业外商从国外买来一套价值号称10万美元的设备,但是,该设备实际上是二手货,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显然,该外商已通过高估进口设备价格的方式进行了价格转移。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会把高税国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子公司,从而达到全球税负最小的目的。但是,中国对外资实行低税政策,比许多国家税率为低,为什么外资仍要进行价格转移呢?有人作了这样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外商通过价格转移能独享经营利润。即使将利润转移到高税国,外商也会有利可图。例如,某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中外双方的股份各为50%。并假定该跨国公司母国的所得税率为50%,我国对该合资企业实行15%的所得税率。如果该跨国公司不对该合资企业进行价格转移,那么,该合资企业能获100万元的利润,税后净利润为85万元。该跨国公司以股息的形式能分得42.5万元。在母国进行抵免换算后,该跨国公司还须向母国缴纳17.5万元的所得税(1/2 ╳ 100 ╳ 50% - 1/2 ╳ 100 ╳ 15% = 17.5),税后净所得为25万元。如果该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将合资企业的100万元利润全部转移到母国,那么,它需向母国缴纳50万元所得税100 ╳ 50% = 50),税后净所得为5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所得税率仅为跨国公司母国的30%,但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实现的纯利润竟为正常经营实现的纯利润的两倍。(2)外商利用各国或地区税收管辖权的不同规定避税。例如,香港的税收管辖权是实行属地原则,即仅对在香港的所得征收所得税,而对来源于香港以外的所得不征收所得税,所以,一些外商就充份利用这一规定,通过价格转移把利润转移到香港,从而可以避税。(3)为了逃避我国的外汇管制。对于外国投资者资本和利润的汇出,我国设有汇出期限和汇出金额的限制。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不平衡,那么,其向国外汇出资金的困难很大。为了逃避我国的外汇管制。一些三资企业就通过价格转移的方式将利润转到国外,以代替资金转移。(4)为了避免汇兑损失。按照我国的有关法律,「外国合营者在履行法律和协议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分得的净利润,在合营企业期满或中止时所分得的资金及其它资金,可按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货币,通过中国银行,按外汇管理条例汇往国外」。我国人民币对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的贬值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趋势。为了避免今后汇回利润时由于人民币贬值而造成的汇兑损失,外商往往通过价格转移使汇回利润的时间提前。」(注一)

  外资企业现在的经营范围,早就把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包括进去,从银行业到保险业,从进出口到房地产,从运输业到批发。凭着财雄势大,早就民族工业形成强大威胁。现在再加上税务务优惠和明目张胆的价格转移技俩,使外资的特权地位更为巩固,而国营企业更加无法与之公平竞争。落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自然不能闭关自守,甚至有需要引进外资。可是,如果对外开放到连自己的市场和自己的工业都不加保护,甚至优礼外资而歧视自己的企业,那么最后就只能白白看着自己的民族工业垮台。我们完全赞成在文化上思想上完全对外开放,反对任何限制外国书刊的反动规定。但是,经济上却不适宜采取无限制的开放,尤其没有理由崇洋媚外的同时去歧视本国企业。现在我党恰恰相反,对于西方的民主思想视若洪水猛兽,拒之唯恐不及,而对于那些刮削中国人的血汗钱的外国巨商大贾,却奉若神明。单从这点,便可看出,我党同李鸿章一样,都是为了私利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官僚集团。


注一:《价格转移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隐忧》,袁文祺、卢圣光。《新华文摘》九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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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30 11:02 |显示全部帖子

官僚层与国有经济的矛盾


刘宇凡
《新苗》第1期,1987年3月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困境》一文中,笔者对官僚集权的经济体制,以及官僚如何阻碍改革,作了一番描述。本文则旨在分析,官僚在生产和分配中的特殊位置,以此说明官僚层的本质及它们同国有经济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官僚们控制了全部企业和相当部份农村生产单位,但是他们的收入是同生产完全脱离的。官僚凭着党证和橡皮图章,他们事先已能够从国有经济中取得分配,并不需要根据生产有多大发展。他们的利益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反仆为主”,来自政治权力的垄断。因此,他们的利益是独立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之外的。这自然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生产的角色。他们扮演着生产者的鞭子的脚色,30多年来驱策人民“革命加拼命”。他们决定积累率,指挥生产,控制分配。问题只在于,一般工农的分配要同生产挂钩,所谓“生产长一寸,福利多一分”。(其实连这点也办不到,工资冻结了整整20年,近年才逐步调整。)反观官僚,他们的利益同生产发展并不直接挂钩,而是根据官僚政治的原则,根据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什么时候入党就属于什么级别,什么级别的官僚就可以享受什么待遇,就可以看什么文件,就能够有什么权力,凭着这份权力又可以换来怎样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一句话,官僚的利益是同垄断权力的多寡挂钩,而不是同生产效益挂钩。这样,官僚又怎会关心生产呢?怎会努力达至国有经济的最优化呢?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国一些经济学者也指出,目前干部们不是追求经济最优化,而是追求资源占用最大化。每一级、每一个部门的官僚,都是一个山头主义者,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能从国有经济中霸占多少资源就占多少。“他们利用本行业拥有的一点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敲榨勒索,强要‘买路钱’。”(注一)我们现在尝试分析一下官僚的收益来源。

  1.官僚的工资。

  通常工资只占官僚收入的一个不大的部份;而工资又是按级别、职务发的,同官僚主管经济是否成功没有关系。经济官僚(工厂厂长等)有点不同。但直到现任还远没有做到按经营成果分配。

  2.集体福利。

  住宅、食堂、托儿所、疗养所等,都是由国家投资,而由各单位分配;官僚往往侵吞最大份额,住宅尤其如此。

  3.各级官僚利用权力尽量扩大自己单位的人、财、物。

  这是基本建设长期突破预算的主因。“反正是无偿使用,不少地区和部门就热衷于争项目、争投资、争材料设备。而不讲经济核算和投资效果”。(注二)

  4.利用手上分配物资之权,搞“以物易物”。

  在中国,任何紧缺商品都可以变成普遍等价物。钢材有一段时期比人民币还吃香,可以换回许多其它物资,其中包括了奢侈品供官僚享用。

  5.对属下企业、农村社队压榨剥削。

  各个企业上面有许多管它的“婆婆”;这些婆婆常常向企业摊派、乱收费。有时甚至警察的夜餐费也要企业垫付。

  农村干部对农民的压榨则更为野蛮,比得上封建领主有余。一般估计,农村干部补贴往往占农民收成约二至三成。(注三)

  6.借掌管审批之权索贿。

  7.扩大行政费。(详见《中国经济改革的困境》一文)

  上列一切,表明官僚怎样通过所属单位、部门拼命侵吞国有财产。如果说,资本家的利润会刺激他更努力生产,又或者工人为了增加收入而努力工作,所以他们的分配所得是生产性的,那么,官僚的所得就完全是寄生性的。官僚再刮得更多民脂民膏,也不会反过来刺激他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恰恰相反:官僚之侵吞国有财产,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机构重迭、“投资饥饿”、比例失调、效益下降。

  官僚“割据”与经济流通的矛盾



  我党时常宣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四分五裂。用强权来维持的“团结”“统一”,无疑也是统一国家之一种。讽刺的是,我党在对付人民的时候能如臂使指,但是,它在自已党内贯彻政策时,尤其是有关经济改革的政策时,有如牵牛上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党内部在经济范围内,某个程度上是“四分五裂”的。在官僚层内部,有多少个部门、局、科、室,有多少个省、地、县、乡的各级政府,就等于有多少个山头。这种现象可称之为官僚“割据”。官僚层的等级制度虽然预先把特权分配好,但是,每一个官僚都不会满足于“合法”的特权,而是拼命的利用手上的权力去争取更多利益。所以,官僚层内部绝不和谐。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官僚,都不断互相竞争、尔虞我诈、互相封锁,以便为自己从国有财产中吸取最多的养份。官僚层不是一条庞大无比的寄生虫;它是上千上万的大大小小寄生虫的集合体,他们都抱着“牺牲大我、完成小我”的精神。中央要建一个大项目,各地各省都要运动“朝中”亲信争取把项目建在自己的地方。分配投资基金时,各出奇谋;到压缩投资时,只可停别人,不可停自己。可是,一旦一定量的财、物分配到各个单位之后,就实际上差不多全归官僚所属部门支配。即使放在那里生锈闲置,也绝不容易离开单位,进入流通,满足其它有需求的地方。甚至连人也是这样,国内戏称之为“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员、工人一旦分配到单位后,就像农奴人身依附于领主一样要依附官僚。即使你大才小用、用非所学,投闲置散,要自己调职简直难之又难。

  明白到官僚“割据”的情况,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条块分割由来已久,而且越演越烈的道理了。条块分割绝不只是经济体制问题,不是像我党所说的只是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而首先是官僚层作为寄生集团的问题。各单位的官僚为了“割据”而不借破坏经济的自然体系,这是不能简单拿经济体制来解释的

  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晋城树脂厂建厂14年未能建厂。该厂原属于县,但县的流动资金不足。地区一级干部愿意提供流动资金,但要把厂收为地区所有:结果县地之间互相扯皮,勾心斗角,建厂后14年,部份设备已更新三次,基建投资追加了一倍,但仍未能投产。

  ——中国各省之间、各市之间,甚至各县之间,时常以“保护本地事业”为名,禁止他省、市、县的货品进入本区,尽最把自己搞成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经济,尽量把自己的资源封锁起来。

  我党把这种荒谬现象归咎于“个人主义膨胀”。其实,这恰恰不是官僚个人的责任,而是寄生性的官僚专政的必然后果。官僚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只能以机关的名义、通过机关、化身成为机关,才能从国有财产中占得他的利益。官僚一旦脱离了机关,便没有了特权保证。这都是因为,官僚虽掌管着国有财产,但是并没有取得财产权,更没有继承权。正因为这种畸型状态使官僚无法光明正大地以本身名义去占取国有财产,而只能躲在机关的硬壳里,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去发号施令。一旦官僚退休,一旦他离开机关,他便无法再以他个入名义取得原有特权。正因如此他才拼命抓着权位不放,死不退休,且在有生之年拼命占据特权,以谋后路,为子女预先占有更多财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官僚“割据”的现象就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而这样就必然要破坏经济的种种横向关系及流通关系。

  结语



  要中国经济发展得好,必须铲除寄生性的官僚层,把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财产真正交由人民管理:换言之,不仅要实行政治民主,而且要实行经济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名实相符,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些人主张,只需要实行全面经济自由化,把全国上百万个工商企业交给厂长独立经营,并且逐步实行私产化,就能走向四化。我们认为,如果不实行全面的民主制度,而只是实行经济上的私产化,实际上只是有利于官僚,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我党本身的经济政策也在促进这个趋势(最近的反自由化,我党也一再强调不会扩及经济领域,尽管这才是真正有利资产阶级复辟)。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利于人民,自然是大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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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8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注二:7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注三:8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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